情报战场的暗战：李克农为什么能压制戴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整个中国都处于无休无止的战乱和纷争中。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李克农和戴笠，这两个分属于敌对状态的国共两党秘密战线的领军人物，进行激烈角逐在所难免……李克农完胜戴笠，是举世公认的结局。

那么李克农完胜戴笠的缘由是什么，笔者根据有限的资料，整理出三点，和读者分享。

秘笈一：潜伏履历，戴笠望尘莫及

李克农的潜伏履历是戴笠所不具有的，这是完胜戴笠的基础。众所周知，李克农早年曾经通过考录的方式潜伏在国民党的另一谍报系统：中统。而且直接接触中统最高领导人徐恩曾。徐恩曾是留美博士，是无线电专家。当时无线电既是从事秘密战线必不可少的联络工具，更是收集情报的重要途径。李克农在徐恩曾身边学习到了最先进的无线通信技术，这是戴笠望尘莫及的。

此外，笔者有幸看到过军统的教材《谍报勤务》和中统的教材《情报学概要》，得出的结论是中统的秘密战线技术略胜军统一筹：其策反、渗透手段是军统教材很少提及的。反观戴笠个人，并未学习过全面系统的秘密战线技术。

秘笈二：文艺素养的巨大差异

文艺素养的巨大差异是李克农完胜戴笠的另一法宝。熟悉历史的读者都知道，李克农有着十分高的文艺素养，尤其是偏爱话剧，而且做过话剧编剧。在延安时期，李克农领导的社会部经常上演全本的苏联话剧，而且李克农的爱人赵英同志就是一个作家。

戴笠其实也是有着一定的文艺素养的，早年报考中学时，以作文成绩第一名被录取，而且同文化界名人郁达夫夫妇有过长期的交往。笔者也看到过戴笠的书法，平心而论还是不错的。

秘笈三：道德修养的悬殊

在军统，往往是千辛万苦抓到一个共产党人，拖到刑讯室一顿折磨（戴笠就曾亲自动手刑讯），人被折磨残废、死了，但是就此深挖的线索也断了。而好色，更不用说了，不仅仅是因此容易落入敌人圈套，更会浪费宝贵的精力和情报资源，甚至葬送整个情报队伍。

戴笠这种好色的秉性不仅使得军统上下污秽不堪，还使得本可全胜的行动毁于一旦。例如军统在北京六国饭店暗杀汉奸唐某的事，本来此役堪称全胜，但是行动队员们得手后，没有及时转移，而是去嫖娼，最后和嫖客发生摩擦而杀人，引发了震惊全国的箱尸案。

反观李克农领导的秘密战线，坚决放弃利用美女色诱，对金钱限制使用，主要靠交朋友的方式开展工作，成绩斐然。从源头上讲这都是道德修养决定的。有道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军统声名狼藉、社会上人人避之不及，这和戴笠的道德修养不高有直接关系。而我党的秘密情报战线在李克农的领导下表现出的坚贞不屈等革命情操，不仅令同志和后人敬仰，也令敌人胆寒。

李克农完胜戴笠，从最根本上讲是革命力量必然胜利、反动力量必然失败的历史大势所决定。

揭阴险狠毒的戴笠为什么会对蒋介石死忠一生？

    导读：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务、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务为先。财政方面，他还能轮流交给宋子文、孔祥熙帮他掌管;军队，他也能给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四大金刚”很大的权力。在特务方面，惟有他一人掌握，把戴笠控制得极严，但蒋、戴之间合作也相当默契。    西安冒死救主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及数十名国民党要员，以此逼蒋抗日。消息传到南京，何应钦等人主张武力解决，但宋美龄等老蒋的亲属们，担心蒋的生命安全，希望和平解决。戴笠也感恐惧和担忧。特务处是老蒋个人的御用工具，他戴笠死心效忠地也只有老蒋一人。万一蒋有个三长两短，他的前途事业都将毁于一旦。当他听到何应钦决定派飞机前往西安轰炸后，更吓得魂不附体。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劝宋美龄、宋子文赴西安，和平解决事变，并要求同往。宋美龄不想让戴去，她知道，许多人都对戴恨之入骨，他去事情反而会不好办。但宋子文认为，戴与张私交不错，可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戴笠则泪眼汪汪地恳求宋美龄：“夫人请让我同去吧!领袖有难我戴某怎能苟且偷安?”宋美龄被他的一片赤诚所感动，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清楚，这次西安之行，将是决定前途命运的关键一举。尽管事变之前，他已向蒋汇报过东北军的动向，但作为负责老蒋安全的特务处长，未能设法防患于未然，以致使老蒋蒙难，他有无法推卸的责任。西安之行有生命危险，而坐在南京将失去以往的地位、权力、事业，与死无异，他决定孤注一掷。    戴笠一到西安，就被张抓起来，关在地下室里。张此举是为了保护戴笠，怕部下伤害他。在地下室里，戴对张说：“汉卿，你若不赶快把委员长安全送回南京，势必酿成大祸。亲日派的人都蠢蠢欲动，想置委员长于死地，好让汪兆铭来接替委员长。那时，还有你我立足之地吗?何应钦已集结了军队。汉卿，下决心吧!只要委员长平安返京，我保证你也会平安无事。”戴笠还不知道，中共代表周恩来已与张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议。不久，蒋同意抗日，张学良亲自把老蒋送到了南京。

    飞机场，蒋一见到戴笠，便破口大骂，“你给我滚!你这时来干什么。”但老蒋回南京后，得知他平时信任的复兴社头子贺衷寒、邓文仪等，竟拥护何应钦这个别有用心的家伙以武力解决西安问题，气得拍着桌子大骂：“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并扬言要取消复兴社。对戴笠在这段时间内忠心耿耿的表现，表示赞赏。西安之行，为戴笠日后独掌军统大权，奠定了重要基础。     戴笠下跪    1938年夏，汉口法租界巴黎街8号戴公馆。译电室的老王匆匆忙忙地跑进起居室，急着说：“戴先生，出事了，你看!”说着，他把手中的一份电报递给了戴。戴看过电报，脸色顿时铁青，马上坐到办公室去，提笔给蒋介石写呈文。电报是特务处福建省站长严灵峰打来的：“张超已被福建省主席陈仪下令逮捕。”

    张超是戴笠的心腹，公开的职务是福建保安处的科长，自恃戴笠权势，也为了讨好戴笠，妄想称霸福建，发展特务武装，不把陈仪放在眼里，对福建省政府的工作，经常唱对台戏。由此引起陈不满，戴笠也不愿意与陈仪搞得太僵，决定让陈赴沪，担任敌占区的行动队长。    张超接到调令，认为自己反正要走了，何不在临走前报复一下陈仪。于是派人到处贴传单，以陈仪与日本人关系密切，有汉奸之嫌为由，提出“打倒汉奸陈仪”、“把陈仪赶出福建”、“闽人治闽”等口号，还说陈仪的老婆古月芳是日本佬。这就逼得陈仪忍无可忍，命令保安处长逮捕张超。    戴笠认为，若不赶快把张超救出来，陈仪决不会轻饶他。如果张超被处决，受损害的将不仅是他一人，而是整个特务处。戴笠想自己若是连手下的得力干将都庇护不了，以后谁还能愿意为自己卖命。因此，他冒着酷暑，赶紧去找蒋。    按照惯例，戴笠遇到紧急公务，都通过宋美龄向蒋呈送。宋美龄自“西安事变”后，对戴笠很有好感，将其视作蒋手下难得的忠实干将，对戴的态度也就显得格外亲切。    宋美龄将呈文递给蒋，果不出所料，蒋立刻电令陈仪把张超押到武汉。不料，陈仪为防止戴笠闻讯营救，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逮捕张超后立即执行枪决。

    戴笠闻讯之后，极为震怒，深夜将毛人凤叫来，密商对策，要给张超报仇。毛人凤对戴笠说：“陈仪杀张超，已跟我们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但目前要倒陈仪，委员长肯定不同意，眼下只有从陈的保安处长叶成开刀，杀杀陈的威风。”    戴笠听完点了点头，就去找蒋介石。蒋命陈仪把叶成押到南京。但陈事先让张群、何应钦保护他，使戴无法下手。叶在何陪同下见到了老蒋，把张超的罪行和罪证全部呈送给蒋过目。蒋把戴叫来一顿臭骂：“你又是呈文，又是哭诉，口口声声为张超喊冤。他到底有什么冤?他在福建反对陈仪，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戴笠没能扣留叶成，已经气急败坏，想不到如今又被老蒋骂了一顿，禁不住往地下一跪，耍起无赖：“校长，张超虽然有错，但罪不该死，他们说张超反陈仪贴了些标语。可张超已死，有口难辩。还望校长明鉴!”老蒋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不禁反感地骂道：“你真无耻。”说完转身就想走。

    戴笠一见更急了，他禁不住大声说道：“学生无能，并非无耻!今天，我若为个人升官发财，跪在校长面前，可以骂我无耻。我今天跪在委员长面前，是请求委员长替无辜被杀的同志报仇。我们的同志为工作遭到了不应有的牺牲。陈仪这样随便抓人杀人，委员长还不给我们做主，以后我就无法再干下去了。张超有罪，是我领导无方。现在我请委座准我辞职……”戴跪在地上一口气说出了这么多话。不知是气愤还是紧张，他面无血色、浑身颤抖、大汗淋漓。以往老蒋也曾骂过他，他从未顶撞过，这是第一次。    老蒋一时也无可奈何，过去又是踢，又是打，这时宋美龄出来，算是救了场。蒋的语气也缓和了，“你想辞职?你走了，叫哪个来接替你?你快起来吧，让人家看见什么样子?你怎么能这样威胁革命领袖啊!你要知道，陈仪是政学系首领之一，你要体谅我的苦心。”    戴笠对自己刚才的举动是又怕、又悔，脑海里翻腾着“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   

   蒋、戴斗法    戴笠出于报蒋知遇之恩，拥蒋、忠蒋几乎已到死心塌地的地步。戴也明白以他的资历、能力、水平，是跳不出蒋的手心的。惟一的出路就是如何能得到蒋的绝对信任，被蒋重用。他把掌握蒋的思想、行动，研究蒋的心理、性格，以便察言观色、揣摩迎合。顺其好恶，见机行事。戴对蒋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周密，其主要渠道是通过蒋身边的工作人员获得。    对特务工作，蒋很少下“手令”，特别是涉及到暗杀进步人士、分化搞垮反蒋派、勾结日伪人员等，蒋更是小心谨慎，不留痕迹，以免授人口实。戴笠深明此理，大凡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从来不用公文形式，对蒋只作口头报告，对蒋的指示也只作脑记、心记，不作笔录。回到局里传达时，一般也只讲“奉谕”。    蒋对部下有两点最忌讳，一是援用私人、自成体系;二是贪污。戴在这两点上，掌握的都很好。戴在用人方面，也依蒋的原则办。蒋介石个性粗暴，经常动手打下属，但其打人有两条原则：其一，不是亲信心腹之人不打;其二，挨打之人，必有重用。蒋打戴笠，常常是痛骂之后罚跪，罚跪之时，再拳脚相加，完全是一种毫无顾忌的鞭挞。可见，蒋对戴信任之深，戴亦知蒋的心理，每次挨打之后，不但毫无怨言，反以能体念领袖苦心为荣。

    1942年军统四一大会，引起了蒋的警戒心理。军统的发展，戴手中的权力、地位、实力，都已超过让蒋放心的程度。蒋、戴关系也由过去的两无猜忌变成相互戒备。    蒋迅速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帮办，以监视军统的行动，对戴迅速膨胀的势力稍加抑制。蒋介石此举，使戴很快意识到这是对自己的防范。戴也因此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其一，戴笠通过进一步表明对蒋的忠心，来减少蒋的防范戒备心理。其二，结交权贵，注意加强与宋美龄、宋子文兄妹的感情，以作靠山。戴笠经常向宋子文透露情报，多年来对宋的警卫工作予以特别关心，戴还投其所好，给他送各种进口奢侈品，请他吃饭，帮他玩女人。戴还注意笼络宋美龄的心腹。其三，加强与胡宗南的合作，以及与美国特工的合作。其四，提高毛人凤在军统的地位，以抵消唐纵的影响。其五，整肃军统，以防树大招风、引火烧身。    最后的较量    抗战胜利后，戴计划抢到各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长职务和全国的肃奸大权。为此，戴笠从各方面作了种种准备，一切只等蒋的手令。按惯例，警察局历来是由军统控制的公开单位，蒋也从来不肯交给其他派系去掌握。这一次戴笠却失算了，蒋亲自任命了上海、南京、北平三大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长，而且都是与戴不和的人，而戴推荐的人，蒋一概未采纳。    戴笠实现了抢夺肃奸大权的计划。蒋深知在抗战期间，戴大力开展策反活动，通过掌握周佛海和大批伪军将领，几乎把汪伪南京政府变成军统的附属机构而发号施令，这样一个巨大的权力和力量，蒋也难以一时从其手中夺去，不得已让戴掌握了肃奸大权。但是，通过近几年对戴的戒备和控制，发现戴的势力越来越大，蒋更加担心了。

    通过肃奸活动，戴成为政治上各方瞩目的中心，而且壮大了特务武装，戴的权力和势力有了新的发展和膨胀，加之，戴对美国军界的影响，都使蒋不得不采取新举措。经过深入思考，蒋成立五人小组，秘密监视戴笠。    五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组成，由蒋亲自领导。这些人中，宣铁吾是戴的冤家对头，又是新任上海警察局长。唐纵是全国各特务系统的总协调人，也是安插在戴身边的钉子。钱大钧曾两任侍从室一处主任，耳目众多，便于了解戴的言行。至于吸收胡宗南，正是蒋高明之处。胡、戴关系，蒋很清楚，主要是相互利用的关系，目的也还是要取得蒋的信任，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没有蒋的恩宠和培养，他不会成为今天的“西北王”，一旦离开蒋，他的所有荣华富贵将成过眼烟云。正是利用这一点，蒋吸收胡，以使其更加感激蒋的知遇之恩和绝对信任。五人小组成立后，蒋戴的较量进入最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