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战史趣闻：不认识金块把它当铜块扔进粪坑

 1933年10月，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三团政委的陈锡联，与兄弟部队一起打进了四川土军阀刘存厚盘踞的达县，缴获了刘存厚经营多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等。红军官兵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好东西，白花花的银圆、黄灿灿的金砖，看得大家眼花缭乱。由于红军官兵出身贫苦，许多东西没有见过，闹了不少笑话。有的战士把蜡纸钉起来当笔记本，由于蜡纸光滑，怎么也写不上字，大家纷纷报怨:反动派造的纸，也沾染了反动性。

有的没有见过牙膏，遂把它放在口袋里当糖吃；还有的战士根本没有见过装在袋子里的白面，把白面当成刷墙用的涂料在墙上涂写革命标语，浪费了大批粮食。同样，陈锡联也闹过笑话:他见过银圆，但没有见过金砖，遂把金砖当成了砖。晚上睡觉，床铺不稳当，他就把一些金砖当成铜块子垫在床铺底下。第二天，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总经理部(即现在的后勤部)主任郑义斋来到陈锡联住处，郑义斋看到陈锡联床铺下垫着许多金砖，大吃一惊，他拿出一块，发起了脾气:“你怎么搞的，这么贵重的东西不上交，竟然藏在铺底下！”

陈锡联莫名其妙地说:“都是些铜块子，还有好些个都让我们扔进粪坑里了。刘存厚的这些破烂玩意儿，用它来垫垫床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郑义斋听后连连摇头:“这是黄金，是金砖啊！同志！”陈锡联这才明白郑义斋为何生气，不禁为自己的没有见过“世面”不好意思。李先念政委却接着说:“你和我一样，只听说过金砖，但不知道就是这玩意儿。今天真是开了眼界！”随后，陈锡联召集人员，把散落在各个角落的“铜块子”收集起来，并把扔到粪坑里的也打捞上来，全部上交给了总经理部。

陈锡联虽然不能识别黄金，却能识别人才。他一旦遇到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就下力气培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后来成为我军高级将领的人才迅速脱颖而出，李德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李德生此前历任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团部传令兵、班长、排长、十二师三十五团供给处政治指导员，参加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1932年，他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转战川陕，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参加长征，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交通队支部书记，同年6月因被指责“否定张国焘的正确领导”被开除党籍。在陈锡联担任红十师师长之初，李德生被调到红十师交通队当传令兵班长。在这个岗位上，他认识了比他仅大一岁的师长陈锡联。当时，年轻的陈锡联虽身为一师之长，但从不摆官架子，行军途中、战斗间隙、宿营以后，一有空就和普通战士谈心聊天，传授战斗经验。当他得知李德生遭受迫害的不幸遭遇后，马上找李德生谈话，鼓励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陈锡联之所以爱护、培养李德生，是因为他看准李德生是个“可造之才”。在陈锡联的爱护、培养下，李德生迅速成长为我军智勇双全、军政兼优的优秀指挥员，后来在陈锡联的直接领导下，李德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并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在陈锡联逝世后，李德生曾用沉痛的笔墨写道:陈锡联同志是“与我相交60余年、情深谊笃的老领导、老同事、老战友。”

最美女红军：长征中救人最多的女红军是谁

人物小传：危秀英，1910年生，江西省瑞金叶坪乡乌泥塘人。6岁时被卖至兴国县高兴圩做童养媳。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随红军长征，是中央红军中参加长征的30位女红军之一。

到达陕北后，又于1937年奉命回江西，出任吉安中心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1938年5月至赣南油山地区任赣粤边特委常委兼妇女部长，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争。后调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继又转战南北，先后任中共吉南地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吉林省委妇委会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妇委会书记，全国妇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华南农垦总局副局长，江西省政协常委等职。

■“是毛主席把我带上长征路的”

像大多数女红军一样，危秀英也是童养媳出身。

危秀英半岁丧母，6岁那年，父亲因为还不起债，9块银元把她卖到兴国当了童养媳。长到9岁，在婆婆竹梢的抽打下，她就开始挑水、烧饭、洗衣、砍柴、下田……她悄悄把父亲教她的那个标志着自己出身的“危”字，用瓦片画在睡觉的墙角下，害怕有一天会忘掉。

因此，红军到兴国时，无须多少动员，1930年10月，她剪掉长发并用头巾裹上，以免家里发觉(会打她)，偷偷地来到红军总部，红军把她送回家，她还是坚持要参加红军。她的主人家终于发现她的意图。有个朋友告诉她，主人家准备杀死她，危秀英把这个消息告诉红军后，红军才接受了她。

她自己给自己起名叫秀英，意思是要做一个优秀的人，英雄的人。

1932年4月，危秀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又调到中共江西省委任妇女部干事，妇女部部长是蔡畅，省委书记则是李富春。到省委机关所在地宁都县，蔡畅见到手粗脚健、朴朴实实的危秀英，心里十分喜欢，便说：“秀英，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危秀英一时摸不着头脑，说：“大字墨墨黑，在我眼中哪个都一样，说不出认得认不得。”这一说把蔡畅惹笑了。她笑够了才说：“秀英，从明天起我教你学文化，一天认10个字，少认一个就得认罚。”

长征出发前夕，危秀英家里又把她卖了。红军再一次解救了她。几十年后，老人还感激地回忆说，是毛泽东对她说：秀英，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要不，红军走了你还得被卖掉。

从江西瑞金出发时，红一方面军的队伍中，只有32位女红军，有2位出发不几天，就因病回了苏区，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中，女红军只有30位。

老人的回忆显示，对女红军来说，参加长征是要经过严格挑选的。第一要政治思想好，是共产党员;第二要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要身体好，能扛东西走路。连体重差一点都不行。

有100多人参加了体检——对她们中的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体检。结果，只有20多人合格。加上免检的在中央机关和军队中工作的大姐，只有32人被批准参加长征。

连党的元老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也被刷了下来。据说是因为体重差一斤。

长征路上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女红军“矮子”

危秀英被编入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踏上了长征之路。

一方面军中的30位女红军，编在干部休养连的有24位。她们分成了三种身份：第一种是休养员，有邓颖超、贺子珍、陈慧清、曾玉、金维映、刘群先、杨厚珍、丘一涵。她们因为伤病、怀孕或体弱，在连队休养，也做些思想和群众工作。第二种是工作组成员，有李伯钊、廖似光、钱希均、钟月林、谢飞、肖月华、谢小梅。她们的任务是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第三种是政治战士，任务是随担架行军，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稳定民夫情绪，也参加打土豪、筹粮筹款工作，有时还要抬担架，最为辛苦。危秀英就是一个政治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