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两次大阅兵是哪一年？解放军史上唯一一次

大家知道，阅兵是个极其重大的事情，事先需要精心的准备，而且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所以发生的频率一般不会太过密集。但在我军的历史上，曾经有一年，在一年之内举行了两次阅兵，这一年，就是1949年。

1949年3月，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搬到了北平城的郊区，但没有进城。3月25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西苑机场举行了大阅兵。当时参阅的军队比较少，主要有四野第14兵团第41军的三个英雄团，分别是“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和“白台山英雄团”。此外，41军的所有连以上干部，也接受了检阅。阅兵的总指挥是四野的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

这次阅兵，虽然规模不大，但因为是党中央搬到北京后的第一次阅兵，所以意义尤其重大。

在这次阅兵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时，在毛主席所乘阅兵车的选择上，大家产生了分歧。毛主席想用他一直乘坐的那辆普通的旧吉普车，这辆车是从战场上缴获的。但大家的意思是，还是换辆好车、新车吧，这样看起来比较拉风。但毛主席坚持说，“乘坐我们自己军队缴获的战利品，检阅英雄的部队不是更好吗!”

于是，最后就用了这辆吉普车。

1949年的第二次大阅兵，想必大家都知道，那就是10月1日的开国大典阅兵。

唯一出席抗战胜利大阅兵的日本八路：究竟是谁

95岁的小林宽澄，是日本目前仅存的两位日本八路军老战士之一。还有一位叫前田光繁，今年98岁，已在老人院里静养。小林先生已经接到了中国政府邀请他出席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请柬，他将作为唯一一位日本八路军老战士出席这一盛典。

2008年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时，这两位老八路受邀出席欢迎晚宴，温总理特别走到桌前问候他们。《环球人物》特约记者当时在场，为他们拍了一组纪念照片。

过去这么多年，记者一直很想去采访他们，听一听当年当八路的故事。苦于找不到他们的地址，这一心愿，一直到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才得以实现。

小林宽澄先生的家位于东京都练马区一个静谧的老住宅区，采访当天，天下着绵绵细雨，走进这条老街，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小林先生的家是一栋旧式二层楼，门口种的月季花已经攀升到二楼的屋檐。因为事先知道我们去，老先生用红笔写了一张中文纸条：“热烈欢迎中国贵宾光临”，贴在门口的墙上。

摁了门铃，小林先生笑眯眯地来开门，连声说：“谢谢你们来看我”。那普通话也许长时间不说，有些生硬，但是很有胶东半岛的味道。“我是在山东被俘，也是在山东参加了八路军。”

小林宽澄

走进小林先生的家，发现没处下脚，到处是书籍资料和杂物。一问，才知道老伴去世多年，儿子一家虽住在隔壁，但是他基本上是一个人过，自个儿买菜，自个儿烧菜、洗衣服。

小林先生把我迎进客厅。所谓的客厅，就是他起居、睡觉、写东西的地方。小林先生个子小，挨着小方桌坐下还真合适，记者个儿大，勉强把腿盘下。

刚落座，老先生就拿出了自己珍藏的一枚枚军功章，他说：“当年回日本时，军功章都不能带来，这些都是后来补发的。”记者努力想象眼前的这位瘦小老人穿上八路军军服的样子。可惜，当年的照片也都没能带来日本。他说：“那时没法子，组织上规定不能带这些东西回来。”

回忆起往事，小林先生来了精神，讲了整整两个小时。

1939年，小林宽澄(前排右一)在入伍前夕。

噩梦般的记忆

小林先生的老家在群马县，距离东京300多公里。因为祖上传下来一座寺庙，小林的爸爸是和尚，小林也就成了小和尚。

1939年6月，小林接到参军命令。当时父亲的一句话，他至今记得：“男子汉应为天皇而战，是光荣的。”次年1月，小林随华北派遣军第十二军畈田部队在青岛登陆。

随后，小林被编入“小林中队”，前往淄博参加新兵训练。“那时新兵训练的一个传统做法，就是打人。我当时戴眼镜，班长说我一定是个有文化的人，一定很傲慢，所以必须第一个挨打。于是，班长脱下皮鞋抽我的脸，我当场流血，但是不能叫，只能咬紧牙关。两天后，脸肿得不得了，小林队长遇见我，问我怎么了?我回答说，摔了一跤。他其实知道是怎么回事，新兵总是要过这一关的。”小林先生说完这一段话，还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过去这么多年，那一幕，他也许终身难忘。

始终如噩梦般萦绕在他记忆中的，还有第一次叫他杀人。有一次，他和班长中钵等几个人外出，迎面走来4个中国男人，班长下令叫小林上去练刺刀。“班长叫几个人上去抓了一个中国人，命令我上刺刀刺那人的胸膛。那个中国人抓住了我的刺刀，我不敢刺下去。结果班长一上来，就把那人踢倒在地，然后将刺刀直接插入了他的胸口。活生生一个人就这么被刺死了。”小林先生长长叹了口气：那个地方叫桐林村。

小林清楚记得自己被俘的那一天，1941年6月7日，当时他驻扎在山东省牟平县。

一早，侦察兵报告说，附近的一个村里发现了八路军，大约有200人。“队长想立功，就下令去围剿，调集了一个伪军大队，有200人;我们日本军是两个班，30人左右。每次活动，总是伪军大队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其实，我很看不起他们，替日本人打自己的同胞，很没有骨气。”

早上8点多，他们赶到那个村庄，但没发现八路军，于是跑到农民家吃早饭。“刚端起饭碗，就有报告说，前方山岗上发现人影。于是我们马上集合，朝山岗上赶过去。我当时是机枪手，扛着一挺很重的机枪。快赶到山岗时，我们发现中了埋伏，八路军冲下山来。大家打了一阵子，就开始撤。”

小林宽澄珍藏的军功章

小林背着机枪跑不快，于是和另一个日本兵与大部队岔开了，他们往山的背后跑，结果遇到了一队八路军。“那些八路军都会说一句日语：放下武器，八路军不杀俘虏。但是我们是帝国军人，不能放下武器，因为武器是军人的生命。”小林先生说。

八路军越来越近，小林他们站的地方刚好有个水塘。那个日本兵对他说：“我们去喝一口水吧。”小林回忆说：“日本人死之前都要喝一口水。于是我们下到水塘边上，喝了一口水，他先开枪自杀了。我把机枪的枪眼对准脑袋，结果去扣扳机时，机枪移了位，枪响后，我只削掉了一块头皮。”

醒来时，小林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开始骂“八格亚鲁”。“当俘虏是多么可耻的事情啊。我要滚下担架，但是被八路军死死摁住，动不了。就这样，我被抬到了八路军胶东支队的一个司令部。我以为他们会杀我，但是，他们给我上药，然后关在一个小房间，我就这样成了八路军的俘虏。”

中组部批准他入党

小林伤好些的时候，八路军给他送去了一本书，叫《论社会主义》。过几天，又给他换了一本《论唯物论》。“一开始，我很讨厌这种书。后来，关在房间里实在闷，我翻了几页，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是，我很警惕，因为我是日本军人，不能接受这种思想。虽然我很顽固，但是中国同志还是很尊重我，态度很友好。”小林说。

这样对峙了1个多月，小林的伤也好了。有一天，八路军胶东大队特工科长姜昆对小林说：“能否帮帮我的工作?”姜昆曾经留学东京大学，在日本生活了8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毅然回国参加了抗日战争。

“姜昆先生人很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有时会跟我聊日本生活的往事。但是他叫我为八路军帮忙，我心里受不了，担心自己会成为一名卖国贼。姜昆没有勉强我，但他讲了许多的道理：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是不人道的战争，应该一起来抵制这场侵略战争。后来我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于是我就下了决心，帮八路军做事。”就这样，小林加入了八路军，并成为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

小林的第一件“革命工作”，就是去日军岗楼前喊话。那是一个夜晚，在武工队的陪伴下，小林在岗楼前，拿着铁皮喇叭喊话。刚开始时，岗楼里会传来“八格”的骂人话，并发射迫击炮轰炸。武工队怕他受伤，要他撤下去，但是小林不怕，越喊越有劲，还唱起了日本民歌。“最后他们炮也不打了，静静地听我喊。”

小林的“叛变”引起了日军上层的恐慌，并悬赏捉拿他。为此，小林开始在八路军和武工队的掩护下，转战各个山村。“有一次，为了把艾思奇先生的《唯物史观》翻译成日文做反战宣传资料，我躲在山洞里，村里的武工队长每天给我送饭，有时还带来一点酒。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推杯换盏，那真是战争中的世外桃源!”

抗战结束后，小林留在济南市政府外事处，帮助遣返战俘和日侨。解放战争爆发后，他继续从事反战工作。

1946年1月，小林先生因工作病倒了。一天晚上，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来看望他，“小林同志，你愿不愿意入党啊?”小林忙问：“我是日本人，可以吗?”舒同说：“你是革命同志，完全可以申请入党，我来给你做入党介绍人。”于是，在舒同的介绍下，山东省委批准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

舒同后来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小林一直后悔的是：“没有向他讨一幅字”。他后来去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老首长时，还念念不忘：“要是有一幅字，我会把它挂在床头，就像他跟我在一起时一样。”

2012年，小林宽澄(右二)参加中国驻日使馆庆祝建军85周年纪念活动。

不成想小林入党的事遇到了新问题，中央组织部知道了，中组部发通知，说外国人入党必须由中组部审批，山东省委批准的不算。“于是我重新写了一份申请书。中组部看了我的申请书和自传，还表扬我，说我的申请书写得很感人，中文水平也很好。于是就批准我入党了。”小林先生说。那份入党申请书，他整整写了3天。

小林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首长给他介绍了一位随东北解放军南下的日本护士，俩人都挺有感觉。但是结婚不久，部队开拔，妻子也随部队南下。刚开始还通信，后来，小林写的信都石沉大海了。“我们的婚姻就这么结束了。”小林苦笑着说。

一晃到了1953年，小林已经33岁，在内蒙古丰镇人民医院担任副院长。有一次，小林去沈阳出差，战友又给他介绍了一位日本护士。后来，她也调到丰镇，两人在医院里结了婚。1954年儿子出生，那一年，刚好是中国颁布宪法，小林给儿子取名“宪明”，小名叫“友好”。第二年，夫人又怀上了闺女。虽然闺女是在日本出生的，但是为了纪念丰镇，小林给她取名叫“丰子”。对于他的一家来说，丰镇是第二故乡。

特设岗亭监视了他几十年

1955年12月，组织上决定让小林先生一家回国。那时候，也刚好是中国政府遣返残留日本人的时期，小林带着妻儿在天津踏上了回国的航程。“我在中国生活工作15年了，真的舍不得离开同志们。离开医院时，大家流着眼泪，我也哭。离开天津港时，我知道同志们在送我，不能握手，不能拥抱，不能行一个军礼，只能默默地相互看一眼。”

回到日本后，小林先生在中国的真实身份很快被日本政府锁定。但没有逮捕他，而是将他列入了公安的监控名单。

养家糊口，成为小林先生回到日本后的头等大事。虽然中国政府给他发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安家费，但在东京购置一栋房子，也就所剩不多了。工作介绍所拒绝为他介绍工作。因为信仰唯物论，他也不可能继承老家的寺庙了。

日中贸易协会找到了他，希望他参与日中友好翻译团的工作。第二年，一家航运公司邀请他加盟。公司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时的装卸很落后，轮船运货到中国港口后，常常等候好几天，有时长达半月才能卸货。公司问小林先生有什么办法，小林就跑到中国去找老战友。后来各地港务局接到一份通知，说该公司的船到码头后，必须优先卸货。就这样一直干到70多岁，小林先生才退休。

一天，附近一个岗亭的警察对小林说：“我们监视你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把你当成国际间谍，但是发现你没有做过一次出格的事。现在开始，你自由了。”小林这才发现，原来这一个岗亭是用来监视自己的。

退休后，小林先生担任了日本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会会长。这个组织叫“椰子会”，“椰子”在日文读音中，是“八·四”的意思，很智慧地代表了八路军和新四军。他在日本各地讲演自己在中国的反战经历，呼吁人们珍惜和平，反对战争。

中国政府也没有忘记他们。2005年9月3日，小林应邀赴北京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最让他开心的是在2008年，相隔53年重返内蒙古丰镇市。“大家都在说，老院长回来了!横幅上还写着‘热烈欢迎小林宽澄老院长回院指导工作’，大家都出来鼓掌，还给我送鲜花，请我喝茅台酒，我感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革命时代，体验到了革命同志的亲情。”

老伴是4年前先走的，小林先生一直把老伴的照片放在床头，他说“我们是革命战友”。没了女人的家，简直快成了垃圾堆。小林先生什么都不舍得扔，包括那台老旧电脑，他还时不时地打开，敲下键盘写一点回忆文章。

门口有一辆自行车，老先生平时还自己骑车去超市买东西。陪同我前去采访的小林阳吉事务局长关照他：“你最近就不要骑自行车了，摔倒了去不成北京了。”

老先生说，他爱吃饺子，那种带有大葱味的。记者答应一定会请人包一些给他送来。分别时，他一定要出门相送——在细雨中，撑着一把塑料伞，远远地一直挥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