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宜会战的伤亡人数汇报：伤亡近四万日军
枣宜会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本军队驻武汉的第11军对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发动的一场作战，会战以日军占领宜昌而结束。此次会战，日军虽占领了宜昌，但未能击溃第五战区的主力，而且遭到重创，伤亡1.1万余人 。在枣宜会战中，国民党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殉国。
再一次的，日军显示了他们的战力远胜当时的国府军，按第十一军的战报显示，该会战日军伤亡仅约7000人，与之相较，我军承认的战损为：阵亡36983人，失踪23000人，负伤50509人，如换算伤亡比率，日军投入56个大队，伤亡约占有效作战兵力的12.5%，可我军投入之兵力约54个师，概约38万人，伤亡高达总兵力29%，或是，有效作战兵力的45%!---毫无疑问，我军战败!经此一役，第五战区主力元气大伤，且重要性急速下降，直到抗战结束都没有恢复，换言之，日军的企图达成了。
但是，五战区的作战计划基本上并无问题，会战开始前，中国方面及时发现日军企图，正确判断日军进攻方向，采取了相应部署，准备在平汉路武胜关、广水段先发制敌，袭扰日军后方，威胁武汉，对日军进行战役侦察，破坏其企图。此计划虽好，但未能实现。会战第一阶段(襄东作战)以一部抗击日军，主力及时转移外线，控制于日军侧翼机动位置，使日军在襄东平原地区包围合击中国军队的企图落空，并乘日军返转之机，适时反攻，造成对日军第3师团的反包围。日军在100多架飞机、200辆战车掩护下，突围而出;在3天的围攻中，装备较差的中国军队给予第3师团以严重杀伤，挫折了其锐气。
在南线，第33集团军截击日军的部署也是对的，但兵力不厚，通信联络失密，致遭日军第13、第39师团的反扑，损失较大，总司令张自忠壮烈牺牲。他的精忠报国之志，足以引为全民族的骄傲，并永垂青史。总之，中国方面对第一阶段作战的判断和部署大体是正确的，从战场形势看，并未完全受制于日军，还保持着一定的主动性。出问题处在对我方部队战力估计的过高，，而实情是我军极度缺乏重装备。我军至少有三个军为敌重创，但日军只掳获山/野炮二十三门!只能靠人力硬攻，打击力严重不足，以致再次上演虽已对敌(第三师团)包围攻击，却无法将之全歼或重创的一幕。
第二阶段的作战却完全陷于被动。会战一开始，即使日军以一部西渡汉水，也仅是佯动，因而在全战役计划中根本未考虑河西作战，将河西主力放胆调到河东，连宜昌也无兵守备。第一阶段作战后，日军又从长江下游第13军调运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大队以加强第11军，并以6个汽车中队向前线运送大批作战物资，中国方面竟未发现，仍然处于麻痹状态，仍在等待日军自行东返。日军经过整补，突然转而向西，长驱直入。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措手不及，仓猝调整部署，全盘顿时错乱，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战略重镇宜昌的陷落自不可免。这对尔后的抗战，在军事上和心理上更增加了困难。这完全是统帅机关对日军战略和战役企图判断错误所造成。如能在全战役计划中顾及日军西犯的可能，控制较强的战役预备队;退一步讲，如能在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到日军西渡汉水的10天空隙时间内判明日军动向，调整部署于先，当仍可保持一定的主动性，给日军以更大打击，而减少己方的损失。
各战区之间以及战区内各部队之间缺乏积极主动的策应，也是导致此次会战失利的重要原因(这一弊病在历次会战中反复出现)。日军为遂行此次会战，从长江以南和长江下游抽调了大批部队，也就是说，从第九、第三战区当面抽走了大批部队，这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本来就很分散、薄弱的守备力量更加分散，更加薄弱。第九、第三战区如能乘此机会向当面日军发起强有力的攻势，必能收到较冬季攻势更大的战果，威胁日军后方，给第五战区以有力的策应。但第九、第三战区虽有所行动，却远不够积极、有力。予以一大打击……第九战区应乘虚蹈隙，进袭当面之敌，使第五战区作战容易……第三战区应加强沿江兵力，积极邀击敌舰，截断长江。”这一命令也未得到认真执行。同样，在第五战区内，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也曾要求第21、第29、第31各集团军先发制敌，进攻日军后方，威胁汉口，确实截断平汉线，但这些训令发出后多未付诸实施，军事委员会和战区也未严格督查，因循了事。
黄孝战役：20万人规模的会战失败致清朝灭亡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历时一个月有余，参战兵力近二十万的黄孝战役以清军的完败而告终，此时满清气数已尽，距离被推翻的日子也不远了。
1912年的新年钟声刚刚敲响，黄孝战役打响了，革命军可谓是声势夺人，也就在这一天，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永载史册的，1912年1月1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此前呢南北之间一直围绕着和谈的问题展开博弈，中华民国的成立促使袁世凯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前，随之而来双方的军事行动也宣告停止，远在武汉的黎元洪正是奉了南京的命令宣布停战，十五按的停战期给了清军喘息的机会，借助停战的机会呢北洋军开始了急速撤军的行动。
1月5号汉阳除留下一千余官员巡警“保护治安”，其余全部退往汉口，第二天清军在汉口的守军也开始乘火车向黄陂孝感方向退却，清军主力退却到黄陂孝感附近的要地之后呢，逐渐摆脱了合围的威胁，于是在和谈中袁世凯的态度日趋强硬，清廷的内阁还驳回了民军的全部要求，面对这种情况，南京临时政府在1月6号下达了用兵方略，湖北都督府传达了这一命令，并下令准备战斗，两天之后的1月10号，对于对垒的两军来说，都是一个决定性的日子，这一天，段祺瑞将总司令部转移到了孝感，所部主力也开始在阳店和孝感附近集结，积蓄力量，准备打一场大仗。
当天湖北军政府以黎元洪的名义下发各军，并令各军停战期满后1月16日按计划发起总攻，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月15号湖北军政府下达攻击令之后不久，又接到了南京孙中山大总统的来电，孙大总统下令停战期，经双方同意再延续十四天，于是攻击令再次被撤销，不过革命军的第二军和第三军还是按照预备好的计划开始了行动，就在这一天，袁世凯进宫面见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溥仪，尽管表现得很沉痛，但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袁世凯只表达了一个意思，军事形势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境地，南北再次坐到了谈判桌前，不过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呢还是要诉诸武力。
1月29日，革命军各部队全线展开突击，其中尤其以第三军攻势最为顺利，他们向当时清军第一军，第二军总统官段祺瑞的司令部驻地孝感发动了攻击，南京方面再次下达了停战令，不过这一次已经不起作用了，1月31号革命军的第二军、第三军抗令继续向前推进，这一天第三军攻克孝感，清军动摇，开始北撤，2月2号，武汉三镇全部被革命军收复，至此，历时一个月有余，参战兵力近二十万的黄孝战役以清军的完败而告终，此时满清气数已尽，距离被推翻的日子也不远了。
晚清新军：满清掘墓人竟成辛亥革命主力军
甲午战后，清廷痛感八旗绿营不可救药，防军练军也不堪重用，打破原有的窠臼另练新军即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1894年底，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受膺重命，在天津新农镇练就新军10营，其中包括步兵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共计4750人，号“定武军”。正当胡燏棻要大展拳脚之时，清廷却将之调任津卢铁路督办，改由前驻朝鲜商务监督袁世凯接办。袁上任后将原兵额招足至7300人，“定武军”改名“新建陆军”， 史称“小站练兵”。清末新军，由此开始。
新军招募：读书郎参军成热潮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潮》中说，“历史告诉我们，国家一旦受军阀控制，必定要形成割据的局面，晚唐的历史就是最好的教训。俗语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因此大家都瞧不起军人。记得邻村有一位品行不端的人去当兵，在他告假返乡时，大家把他看做瘟神似的，都远远地避开他。我们有个牢不可破的观念，认为当兵的都是坏人。可鄙可怕而且可憎。”
但清末后，蒋梦麟笔锋一转，“最要紧的是救中国--北方由陆路来的和东南由海道来的强敌都得应付。那么，怎么办?赶快建立一支装备现代武器的现代化军队吧!士兵必须训练有素，而且精忠报国。我们怎么可以瞧不起军人呢?他们是保卫国土的英雄，是中国的救星，有了他们，中国才可以免受西方列强的分割。鄙视他们，千万不可以--我们必须提高军人的地位，尊敬他们，甚至崇拜他们。不然谁又肯当兵?”清末练新军后，世风为之一变，中国传统的和平主义越来越受到年轻学子的抨击，而日本对军人的尊崇以及军人强烈的自豪感让国人特别是留日学生感到钦敬。在新学鼓荡的“尚武”之风中，文笔一向清雅的周作人也在《绍兴公报》上发文专论“军人之尊贵”，称“我国以外侮频仍，败于英、败于法、败于日、败于英法德美、败于八国联军，习知募卒不足恃，改募为征，数年于兹矣。今皇帝日自居于元帅之职矣，亦足见启导国民尚武之心。我国民曷亦深思，天下之子孰若天子之贵，降其九五之尊，下列干城之选。”
读书人与军旅原本形同陌路，行伍中人被讥为“大字不识一箩筐”往往是一种惯有的偏见。但新政的推广和1905年科举废除成为了那个重要的转折点。科举被废除后，年轻人的出路不外如此：家境好的出国留学(日本最多)，其次投考新学堂，无钱无势的投军入伍，而当时新军招收读书人已成为一种风气。武昌首义后出任鄂军都督府内务部书记官的朱峙三在日记中说，“清季科举停后，学堂又不容易考进;且试期不一定，考后又不能即时入学，食宿都成问题，寒士哪有钱在省久候。秀才年逾三十所考的学堂只有简易师范，但取录又有定额。适军队鼓励秀才从军，故上进只有投军一途”。况且袁世凯规定士兵粗通文意者，口粮照头目例。那就是起薪5两白银，如果可以做到了步兵营文案月薪可以达到22两白银。李宗仁回忆当时桂林的物价，一碗叉烧面不过十文，而一两银子至少可兑换制钱一千四五百文。这现实中的好处对于家境不好的读书人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事实上在新的社会风气的熏染和实际生活的需要下，都让很多青年人踊跃报名参加新军。
新军编成：整体模仿德国和日本新军在编制和训练上，主要是模仿德国和日本。镇下有炮兵，工兵，骑兵，辎重各1个营，军乐1队，步兵2个协4标12营。全镇官长司书748人，兵丁10436人，夫役1328人，合计12512人。在编制上层层管辖，以便于指挥。由此，新建陆军成为一个步、骑、炮、工、辎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军事单位，其编制与中国传统营制大相径异而与近代军队的师、旅、团、营、连、排、班大体接近。因为新军编练时各省财力，编练大臣不同以及编练时间存在长短差异，使得南北新军在发展上还是有较大差别。北洋新军是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以小站新军为基础扩编的，只有第一镇为旗兵组成，余五镇均为袁世凯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特别是各镇的主要将领，几乎都是袁世凯一手选定。北洋新军的步枪前期以奥地利生产的曼利夏步枪和曼利夏马枪居多，后期则以德国毛瑟步枪为主，其中只第一镇例外以日本步枪为主。北洋各镇手枪多为柯尔特左轮手枪。火炮则多为克虏伯14倍75毫米山炮，日式31年式75毫米山炮，格鲁森57毫米山炮。后来北洋军各镇还配备了重机枪队。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采用德国操法训练，为此特聘8位德国教官，其中包括官弁学堂总教习魏贝尔曼、步兵教习伯罗恩、骑兵教习曼德、炮兵教习祁开芬等。
在1907年清朝颁发了《全国陆军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成方案》，计划编练新军36镇。每个省份都有编练新军的任务。南方新军的步枪主要是国产汉阳步枪为主。手枪是勃朗宁，军刀是日式的。南方新军基本上没有重机枪，有些也没有编骑兵营。炮兵营也有很多并不满编，截止1910年贵州第25镇只6门山炮，广西第24镇只18门山炮。至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由于种种原因，清廷只勉强练成陆军14镇以及18个混成协(外加禁卫军2协)，从实力上说北洋新军建军时间长，训练精熟，所有6镇都是54门火炮满编，还有重机枪队，战斗力强。而南方新军大多才建立2,3年时间很短，炮火弱，缺编多，总体来看，南方新军在装备上和北洋新军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光是炮兵差距明显。所以在后来武昌地区的作战中，南方新军被北洋军打得节节败退是毫不奇怪的。新军军校：三级体系确立人才根本但凡大事业，首要在于人才，而人才又出自教育。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即在新建陆军中设立各类行营学堂和学兵营，以培养速成型的军事人才;1903年后，袁世凯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军校体系计划，该计划从武备小学堂开始，随后递进到中学堂和大学堂，“合计通筹以十二年为卒业”，以培养“将材”。袁之设想源于德国及日本军制，按此计划，各省自办陆军小学，3年后学员升入陆军中学(共4所，分设在北京、西安、武昌、南京)，2年后再行送入保定军官学堂受训2年，毕业后派充各军中下级军官。
据李宗仁的回忆，广西陆小的教官多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他们都穿着非常整洁鲜明、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足上穿着长统皮靴，光可鉴人，腰间更挂着一柄明亮的指挥刀，在校内走动时，这柄刀总是拖在地上。因而他们走起路来，刀声靴声，铿锵悦耳，威风凛凛，使我们刚自乡下出来的农家子弟看到了真是羡慕万分”。1907年冬，李宗仁参加广西陆军小学第二期的招生考试，据其回忆，广西陆小虽然成立仅一年，但系官费学堂，学费全免，学生膳食、服装、靴鞋、书籍、文具等均为免费，每月尚有津贴零用，加上学生毕业后前途无量，因而报考者千余人，录取却只有一百四十人。发榜后，李宗仁为第131名，但其在入学日竟因迟到十分钟而被校方取消资格。次年，李宗仁再次投考，这次录取名额不变而考生增至三千余人，竞争更加激烈。这一次，李宗仁名列前茅，由此也开启了一代名将的从戎生涯。
清末的三级军校体系堪称完善，陆军小学又是未来军官的成长摇篮，因而各省在创办之初均十分认真严格。据李宗仁的回忆，广西陆小的学堂、宿舍、礼堂均为新建，房屋宽敞整洁;入学后的待遇也颇值称赞，学员们一日三餐，八人一桌，每桌四菜一汤，四菜为三荤一素;学员们的制服全是呢料子，还有一套哔叽的，冬季则有呢大衣。衣食之外，每月还发零用钱，，成绩优秀者甚至能拿到1两8钱。新而不强：清朝国力撑不起强大新军为检查新军编练效果，北洋新军与湖北新军及南方军队在1904年和1905年连续举行了两次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史称“河间秋操”与“彰德秋操”。据事后的评价，受邀观看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大都认为中国军队自1900年后取得了“可惊的”进步，特别是那些粗大健壮、风纪良好的普通士兵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看来，“参与操演的各单位中，步兵的训练最佳，炮兵的炮手们操作纯熟，炮也维护得好，只是官佐们对他们武器的性能掌握并不充分”而且，“骑兵仍然很差，……工兵营没有机会显示他们的才能，当时还只有桥梁队受过充分的训练。辎重部队装备的是中国的骡车，……医疗以及兽医都极为简陋”。值得一提的是，演习兵员均通过铁路运输，而“电报和阵地电话已经做了某种利用。”1905年的演习花费了100万两银子，这在当年的军费开支中还不算大。1906年，各省新军加上北洋六镇(10个镇外加21个混成协)，其总费用接近6000万两。在清廷1911年的财政预算中，陆军部提出超过1亿两的总预算，资政院将之削减为7800万两，这仍接近全国总预算(26000万两)的三分之一。建立一支强大而持久的军队，势必要有相应的工业基础，而军队的装备、规模及战斗力，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供养他们的后勤保障。换句话说，主要由该国的经济能力来决定。为此，陆军部与度支部的矛盾很快激化。度支部调查发现，各省仅编练及维持新军一项就占到了各省支出的40%到50%，长此以往，地方上的实业、教育等新政将无法推进，军队也成为无本之源。清末十年间的世界并不太平，各国在军事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据民国作者沈鉴在《辛亥革命前夕我国之陆军及其军费》中的统计，同时期的俄国军费占到全国总支出的44%，英国为38%，德国为34%，法国为31%，日本为26%，清廷的军费支出不算突出。罗振玉1901年赴日本考察，据其报告，日本军舰已达103艘(甲午前仅30艘)，海军现役军人28308人，陆军有近卫师团与常备师团共12支。在陆军部和军谘府看来，中国的局势比之其他各国更为严峻，军事力量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军费的支出理当放在头等地位。
倘若扩大军费支出能加强国家安全并免受列强的欺凌，这些钱当然是值得的，但遗憾的是，这笔庞大的支出与其成效不相符合。1908年，冯玉祥参观完山东第五镇的校阅后，对其混乱与腐败大发感慨：“国家花了许多钱，练了多年的兵，到头不过摆摆样子!”校阅如同儿戏，靡费如同流水，军中内部也是问题多多，譬如赌博之风，譬如官兵关系，等等。更为惊心的是，军中买官买官明码标价：旅长3000两，团长2000两，营长1000两，公开出卖，乌烟瘴气。虽然清朝新军编练取得了一定成果，尤其是以北洋军为首更具备了一定战斗力，但如若与当时的世界强国相比，仍是差距甚远。西方的军事体系经过近代的一场场国际性战争，体系已锤炼成熟。这时建立一支现代军队是需要强大的工业和经济基础的，人口数量已不再是决定性因素，工业力量和动员能力才是一国战争能力的真实体现。到了辛亥革命发生的1911年，中国除北洋军外的大部分新军不仅仍然缺乏重装备，而且连装备制式都不统一。而这时正值欧洲国家为了即将到来的一战而疯狂扩军备战的时期。1914年时，德国常备军达到了87万人，法国为80万人，俄国是125万人，而且装备比北洋军还要精良。在著名的凡尔登战役发起第一天，德军即消耗了200万发炮弹，平均每小时10万发。这种拼消耗，拼钢铁，拼工业的战争形态，根本就是还处在农业社会的清国所不敢奢望的。结语清朝投入巨资编练新军，为中国建立起了第一支兵种齐全，训练有素，兵制优良的近代化军队和一个近代军事学堂体系。奠定了中国的近现代军制和军事教育的基础。但还处在农业社会的清国根本就不具备建设一支强大新军的能力，而且固有的制度问题让新军本身也是弊病一堆，与世界强国军队仍是差距甚远。更可悲的是，这支曾经埋葬旧王朝的军队，在辛亥之后也迅速沦落为军阀割据所依傍的私人武装，开始了漫长的军阀混战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