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游击训练班：国军相持时的一种新尝试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合作举办的培训游击干部的一个机构。它是在抗战最危急关头国共两党联手培养抗日游击干部的一次尝试,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最具体的行动之一。它的成立对倡导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增强国民党部队长期抗战的信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国共两党达成共识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正式开班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平、津、沪、宁等地相继被日军占领。1938年10月下旬,随着日军新攻势的展开,广州、武汉两重镇又接连沦陷,抗战形势异常严峻。

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于1938年10月在武汉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并邀请了朱德参加。会上，朱德向蒋介石提交了国共两党联合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赞同。同年11月25日，蒋介石于南岳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当即确定在南岳开办这一训练班。中共中央随即派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一批中共教官及部分工作人员参加游干班的筹建和教学工作。

由叶剑英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及工作人员30多人，于开训前集中在“衡阳八办”做筹备工作，编写教材、备课、试教。游干班开训后，叶剑英率代表团去南岳，“衡阳八办”积极作好他们的后勤生活保障，使游干班的中共工作人员，能顺利开展工作。

1939年1月24日，南岳游干班宣布成立，蒋介石兼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

2月15日，游干班第一期正式开学，1046名学员编为8个队，其中第七队大部分是经中共衡山县委决定派往游干班学习的原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队员，共60余人，设有地下党支部，刘东安任支部书记，谭云龙任宣传委员，何欣光任组织委员。在党支部领导下，他们一边按游干班的要求坚持正常学习，一边仍协助中共衡山县委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时间不长 但办班的特点明显

游击干部训练班系战时的短期培训,因此机构比较精干,教学也相对简单实用。训练班本部设教务处、政治部、总务处、总队部、机要室等办事机构,另配有勤杂部队负责勤务保障。训练班建立初始有教官和科室管理人员95人,其中少将11人;8个学员队管理干部52人,其中少将4人。学员组织则采用军事建制,设队统辖。

训练班开始拟定的招收对象,是各战区部队营长以上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参谋人员,要求以军为单位选派战术修养较好而又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参训,结业后回原部队办班训练基层军事骨干,编组游击队,到敌人的侧面和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实际上,学员来源为四个方面:全国各战区部队按分配名额选送校级和尉级的军官,各省、县政府及各级国民党党部选送的党政人员,三民主义青年团部保送的人员,从衡山、衡阳、曲江、桂林、吉安等地直接招考的部分高中毕业生(其中女学员占1/10)。学员结业后,即分批分配到各战区部队任职。学员中少部分是上校、中校军衔,大多数为少校军衔。

游干班的训练内容很多，分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3大类24门课程，游击战争课是教育训练的中心，其中以《游击战术》、《游击政工》为主要课目，结合讲授和训练军事基本知识及特种技术。叶剑英等中共教官承担了《游击概论》、《游击政工》、《游击战略战术》等课程的教学，他们利用课堂，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同时也宣传全民族抗战的一贯主张，对学员的启发和鼓舞很大。丰富灵活的教学内容既实用,又有针对性,众多重量级人物的参与也令此班的名声越来越响亮。

此外，一些中外名人也曾来此讲课、作报告的学习，其中有苏联顾问讲授炮兵协同作战；胡愈之先生讲“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讲述“对日军阀的解剖和日本国内的民主斗争”等专题讲座。越南共产党胡志明曾化名胡光跟随叶剑英在游干班学习和工作，后来成为越南共产党主席。

5月15日，第一期学员举行毕业典礼（其中第七队因是4月上旬入班，至7月上旬毕业）。接着，6月20日至9月20日，举办了第二期游击干部训练班。

揭秘民国知名记者龚德柏：双枪竟镇住国军名将

民国记者多奇葩，知名记者龚德柏更是奇葩中的奇葩。

龚德柏是湖南人，少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就干起了记者的活儿，并潜心研究日本问题。1921年，他翻译了两本日本书籍《菊之根兮》和《蹇蹇录》。龚德柏在序言中大胆预测，“中日必有一战”。这时，与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还有10年。由此可见龚德柏惊人的预测能力。

龚德柏之成名，却是因为他的口无遮拦，什么都敢说，以至于人称“龚大炮”。顺便说一下，孙中山也被人称为“孙大炮”。两者在敢于说话方面，还真是可以“惺惺惜惺惺”。

当时，先后被暗杀的邵飘萍和史量才在新闻界很受推崇，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是为了捍卫言论自由而死。但龚德柏不这么想。他公开发表文章，说邵飘萍拿卢布，史量才拿日元——这两种行为，都是当时非常犯大忌的事情。

不过，这与后来龚德柏骂孙科，还真是小巫见大巫。

1948年，国民政府曾经搞了一次“总统”选举。程潜与孙科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程潜是湖南人，与龚德柏是老乡。老乡当然要帮老乡了。怎么帮？骂。

那时候，龚德柏正好主持《救国日报》，掌握了舆论机器。于是他利用这种报人身份，在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孙科贪污受贿。这当然是莫须有的指控。大家知道，孙科是孙中山的后人，还是有点雅量，对于龚德柏的文章自然一笑置之。

可是龚德柏却得寸进尺，在报纸上以百姓来信的方式说孙科玩女人，用黄片来招待外宾，还曾经因此事被孙中山打骂。这可不不得了了。两位国军名将：张发奎和薛岳，当即率领60国大代表去砸报馆。

张发奎和薛岳是何许人也？前者是北伐战争时期大名鼎鼎的“铁军”创始人（叶挺是其部下），官也做得很大，一路从集团军总司令、兵团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方面军司令官，一直做到到陆军总司令。后者在抗战期间有“战神”之誉，发明的“天炉战法”，消灭了大量日军，美国总统杜鲁门给他颁发了一块自由勋章。

到了报馆，国大代表们见人打人，见物砸物。报馆里的人也毫不含糊，举起板凳椅子反抗。这时，张发奎和薛岳准备上楼活捉龚德柏，却突然被后者用双枪指住——两人顿时傻眼了。身经百战的名将，就这样被一名书生镇住了。最后只能是骂骂咧咧几句，打道回府。

双枪李向阳的原型竟然是他！抗日英雄包森将军

你可知道，电影《平原游击队》中那位智勇双全、屡建奇功，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游击队队长李向阳的原型，其实就是咱陕西蒲城人，他的名字叫包森。

包森(1911-1942)，原名赵宝林，又名赵寒。1911年出生于蒲城县三合镇义龙赵家村。幼年曾求学于蒲城县东槐院小学，后入三原省立三中、西安高中等校。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包森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19块根据地中，连接华北与东北的冀东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智擒日本裕仁天皇的表弟赤本大佐，则令包森更具传奇色彩。他也因此成为日本天皇钦点的“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中国将领。

活捉天皇表弟

让包森青史留名的一仗发生在1939年4月。包率部生擒了日本天皇的表弟、驻遵化的日本宪兵大佐赤本，并且处决。

擒获赤本的过程是这样的：1939年以来，日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为保存实力，包森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在老百姓家里。赤本以为八路军已被消灭得差不多了，便寻思能找到心腹之患包森，劝其投降。为此，他找来了刚刚俘获的八路军战士王振西。

“你知道包森在哪儿吗?”赤本问。“我是他的警卫兵，还能不知道他在哪?”王振西说。

赤本说：“你带我去找他，我要和他面谈。”

1939年4月26日，王振西带着赤本来遵化东北的孟子院附近。在临进村前，王振西对赤本说：“你带这么多部队，包森看见还不跑?再说，你也不能穿这身衣服。”赤本一听有理，便和翻译换上了礼帽、大褂，并将部队留在了村外。

整个戏剧的导演者包森，接到密报后，在村口化装埋伏了六七个侦察员，帮老百姓打土坯。干活的地点在一个坝台上，坝台前就是过村的小道。当押解着王振西的赤本和翻译走到侦察员跟前的时候，突然，王振西指着后面的两个人说：“这是日本司令，这是翻译。”等待已久的贾振华、年焕星、马兰田等人立即从坝台上跳下，将枪口对准了赤本和翻译。这位天皇的表弟还未回过神来，便成了八路军的俘虏。

由于鬼子大队就在后面，众人急忙拖着两个俘虏前行。而赤本极不配合，还“叽里呱啦”地乱嚷嚷。眼看日本大队快到跟前，万般无奈的战士们在释放了翻译后，从老乡家里找来斧子，对着赤本的脑袋连砍三下，结果了这位侵略者的性命，并草草掩埋。当敌人来到的时候，几位八路军战士已分散隐蔽了。由于做事隐蔽，鬼子一直认为赤本是被关押着。

赤本大佐被生擒的消息，震怒了日本天皇，也令整个关内的日军狼狈至极。他们在遵化组建了赤本营救会，派出大批日伪军扫荡了一个月之久。同时，还用各种方法和八路军联系，甚至指使伪“满洲国”的日本特务川岛芳子从中周旋。

这次战斗后，包森被任命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冀东八路军第13团团长。

倒扛锄头吓敌人

1939年6月，在攻打敌人的重要据点佛爷来的战斗中，包森安排几名战士带领当地群众在据点周围的各村走动，故意使狗狂叫，造成声势，迷惑敌人。待敌人疲惫不堪而自己休息足够后，包森带领战士们潜入据点，出其不意地杀向敌人。吓坏了的敌人以为是八路军大部队杀过来，急忙寻求增援。包森早就料到敌人会来这一招，便留下一部分人继续战斗，其余战士准备袭击敌人的援兵。

同时，包森还动员附近村庄里的青壮年，夜晚扛着锄头(锄把朝上)，埋伏在敌人必经的路上。并且指示他们故意暴露目标，远看就像八路军战士在行军。当敌人进入埋伏圈后，战士们一顿猛打。这时，又从四面八方传来枪炮声(爆竹声)、喊杀声，吓得敌人魂飞魄散，纷纷举手投降。战斗结束后，俘虏们扭着脑袋四处观望，“原来你们只有这么一点人啊!”

激将法造就果河沿大捷

1941年7月，日本为发动太平洋战争，将冀东日军调走，改换45000名伪“治安军”，要求建立“规范治安区”。针对这种情况，冀东军分区决定集中力量打击伪“治安军”。1942年1月12日夜，包森得知驻玉田的伪“治安军”翌日将进燕山口扫荡，遂决定在果河沿打一场漂亮仗。包率部连夜急行军，于13日凌晨1时，布阵于遵化县西南果河北岸蔡老庄、蔡二庄一线。几乎与13团北移的同时，驻玉田县城的伪“治安军”第2集团司令部及所属第3、第4两个团倾巢而出，司令部及3团北进界山口入遵化境;4团北入燕山口，于13日凌晨1时许抵达蔡老庄、蔡二庄的界山口，遭先抵于此的13团4连的迎击。缺乏夜战经验的伪“治安军”退回南岸，死守阵地不敢动作。包森以3个连兵力正面牵制，以兵力分两路连夜渡河迂回至敌后的燕各庄，形成对这股伪军的包围。

拂晓，战斗打响。包部的3个连从正面攻击，当即歼敌机炮连200余人，其余500多人向南狂逃到燕各庄村头，被预伏于此的4个连全歼。另一部分300余人，在日本教官的率领下，逃入小山上的憋古寺内，据险顽抗待援。此时，伪“治安军”第2集团倾巢出动，前来救援。包森当机立断：派出警戒部队，阻击援军。之后，包森亲临山下，来到阵前问3营营长耿玉辉：“老耿，多大年纪了?”“40啦!”老耿不解地回答。包森又意味深长地说：“老了。”

这激将法立即奏效，只见耿玉辉甩掉皮夹克拔出手枪，身先士卒冲上山去。全营官兵一呼而应，发起了决死冲锋。寺内伪军见援兵无望，又遭猛击，便打死日本教官，晃起白旗投降。下午3时左右，伪“治安军”第2集团司令部及所属第3团赶到燕各庄援救，又被包布置的警戒部队打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这场战斗，我军以7个连的兵力全歼伪“治安军”1个团，击溃第3团，击毙日本教官4名、伪军官兵100余人，生俘伪军中校团副以下官兵800余人，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4门、轻重机枪26挺、长短枪700余支、弹药10万余发，其他辎重大批。晋察冀军区接到战报，大喜之下惟恐失实，令重查再报。经核实，战果与原电无误。果河沿大捷使包森的名字再次声震敌后战场。

中国的夏伯阳

就在果河沿战斗胜利一个月后的1942年2月17日，包森率特务连和13团1营一部于遵化县野虎山与日军、伪满洲国军队交战。战斗打响前，他来到前沿阵地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不幸被埋伏在附近的敌狙击手击中，壮烈牺牲，时年31岁。

包森牺牲后，为防止敌人趁机反扑，消息被严密封锁，就连他的战马和警卫员也被安排在一个偏远山洞40天。

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包森的尸体移至石家庄烈士陵园。

对于包森，叶剑英元帅称其为“中国的夏伯阳”。原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说：“包森在冀东是打天下的”。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则哀叹：“到冀东如入苦海”。敌人惧怕他，日军听说包森的军队到了，便会有人摸着脑袋说：“死了死了的”。伪军们口角，便常以“出门打仗碰上老包”为咒语。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智勇双全的队长李向阳，电视剧《剑吼长城东》中令日寇闻风丧胆、威震关内外的主人公包真，都是以包森为原型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