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遗诏能证明雍正继位的合法性吗？

遗诏不止一份，也非首次公开

近来，雍正皇帝是否篡位的问题，又一次成了公众与媒体的热点，起因是辽宁省档案馆“首度”展出了用汉、满、蒙三种文字书写的“康熙遗诏”：“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继皇帝位”，有媒体据此给出了答案：“没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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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纠正的是，这件康熙皇帝遗诏并非“首度”公开，它也远不止一份，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起码就收藏有两份，并且在2005年、2010年公开展出过，当时众多媒体也同样炒作过一番，并以此证明雍正继位合法;而更早在2002年6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文物陈列馆就展出过这件遗诏，并一直常年展出，我也曾得以亲见。这件遗诏曾于2009年借展于台北故宫，当时大陆、台湾众多媒体也据此称雍正皇帝得以“平反”。十多年来，围绕康熙皇帝遗诏的炒作已经起码有三四次了，每次的论点、论证方式均大同小异，即以此遗诏证明雍正皇帝继位是合法的。

遗诏不能证明雍正是否篡位

现存海峡两岸的康熙遗诏有多个复本，它们都并非康熙皇帝临终前亲自手书，也不等同于现代法律意义上的遗嘱，只是他去世后继任皇帝用以昭告天下、宣示继位合法性的公告，这件汉文本长达一千余字的遗诏，主要内容来源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皇帝病重时公布的已经准备十年的上谕，只是加上了最关键的由谁继位的内容。

同样，以此件遗诏中没有“十四子”被篡改“于四子”来当作雍正皇帝合法继位的证据也非常可笑。这一极其拙劣的传说，是雍正皇帝的政敌——康熙皇帝的皇八子、九子府中被流放的太监一路散播的，不仅无视在正式政府公文中“於”、“于”并不通用，清朝皇子一定要称“皇某子”，而且遗诏还有满、蒙文本，且正本是满文本。它只能忽悠对清宫制度几乎一无所知的人，但这个传说一直被众多媒体不厌其烦、煞有介事地反复津津乐道。

这件遗诏无法证明雍正皇帝篡位与否，因为无论是否篡位，在继位后命人撰写这种遗诏都是轻而易举的;而且无论篡位与否，写这种官样的遗诏，绝不会犯以“于”代“於”的低级文字错误。因此，用这件遗诏以及其中有无文字篡改来证明继位的合法与否，完全是缘木求鱼。但这种思维即使某位宋史权威也有过，他曾断言，宋太祖没有遗诏是宋太宗篡位的重要证据，而事实上，宋太祖的遗诏明明保留在《宋大诏令集》与《宋会要辑稿》中，但这与雍正皇帝继位一样，有无遗诏并非继位合法与否的证据，因此这种论证是没有意义的。

康熙为何不再立太子

既然遗诏不能证明篡位与否，那么雍正皇帝到底是否篡位?

康熙皇帝早在21岁时就模仿汉制，改变了传统的八旗王公推举制，立当时尚在襁褓的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对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精力培养;在三次亲征时，皇太子即留守京城处理日常政务。胤礽的皇太子一当就是三十多年，而康熙皇帝也步入晚年，一些大臣展望未来，形成了以皇太子为中心的利益集团，父子间的关系越发紧张，直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太子出现了谋逆行动而被废。

皇太子位一空，就招致康熙皇帝众多成年儿子们的觊觎，引发旷日持久的立储之争，为了平息儿子们的激烈争斗，康熙皇帝甚至一度复立太子，但父子间的互信已经完全丧失，仅一年后太子再次被废，此时康熙皇帝对太子彻底死心：“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经过两次废太子的风波，康熙皇帝鉴于诸皇子“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如果另立太子，必然又会导致争斗，甚至威胁到他本人的安全，因此在余下的十多年中，他不再立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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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毕竟要选择一位继承人，自第一次废太子后，康熙皇帝的身体大不如前，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紧迫，大臣为此也非常焦急，担心他突然去世，因此不断催促他早立太子。

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他又一次病倒，召集群臣公布了他自废太子后就准备好遗嘱，实质是对他一生的总结。他向群臣表明“立储大事，朕岂忘耶”;“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但他始终不明确心目中的继承人，只透露：“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令尔等永享太平。”

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自己当时也不知道继承人是谁，还需要慢慢观察;二是即使他知道也不会公布，因为这会让继承人成为矛盾的焦点，可能会成为废太子第二，因此他只恳求大臣们念他是五十余年的太平天子，“惓惓叮咛反复之苦衷”，能让他平安度过晚年。

康熙选择了秘密立储

康熙皇帝仿效汉族的太子制度彻底失败，从深层次讲，是汉族制度与满洲旧制之间的冲突导致的。

清朝开始没有预立皇位继承人的习惯，而是在皇帝去世后由王公贵族推选，择贤而立，有竞争性，并且按照传统，皇家子弟均参与军国大事，这个传统并非预立太子就能一下废除的，因此太子成为众矢之的，被兄弟们拉下马也不奇怪。

经过两次废太子的挫折，一向乾纲独断的康熙皇帝既不愿意恢复满洲的传统，将立储大事交给王公贵族决定，也不可能再次仿效汉制立太子，因此他别无选择，只好选择了秘密立储，即在自己去世前才会宣布继承人选。

毫无疑问，选择一名合格的继承人是康熙皇帝晚年考虑的头等大事，当时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首先是皇子中仅有的三位亲王，即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皇五子恒亲王胤祺，以及一位后起之秀——皇十四子胤禵。胤禵于康熙五十七年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以“大将军、王”的名义出征青海，成为一颗上升的政治明星，并成为皇八子党的新希望。

雍亲王之子弘历，深得康熙喜爱

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丁酉，公历1722年4月27日，“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恭请上幸王园进宴”，《清实录》对这一天的记载只有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但这是决定历史的一天，“王园”即是由康熙皇帝赐名的圆明园。这一天康熙皇帝应儿子胤禛的邀请赴宴，在圆明园中的牡丹台第一次遇见了胤禛的儿子弘历。年近古稀的祖父一见年方10岁的孙子，非常喜爱，竟于13天后第二次赴圆明园，并将弘历带往宫中亲自教育、抚养。康熙皇帝有一百多个孙子，此前只有废太子的嫡长子弘皙有过这样的经历。

65年后，乾隆皇帝弘历深情回忆当年他在祖父面前背诵《爱莲说》，并解释文义，深得祖父喜爱;甚至在与大臣讨论军国大事时，康熙皇帝也特地让弘历随侍旁听学习;康熙皇帝又让皇子胤禧教他射箭，胤禄教他火器，并经常带他去打猎，弘历不负所望，各方面均表现优秀。康熙皇帝特意召见弘历的生母，连声称她“有福之人”，并对在宫中抚养弘历的温惠皇贵妃称：“(弘历)是命贵重，福将过予。”康熙皇帝还特地要了弘历的八字，看后非常欣喜，在上面批示：“此命贵富天然，这是不用说。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里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康熙皇帝本人是一位在位超过60年的皇帝，什么人才能“福将过予”?答案不言自明。

如果说，康熙帝以前还有所犹豫，那么一个英武可教的孙儿自然会激发“自幼尝以英杰自许”的他的惺惺相惜，这可能促使他下了最后的决心。当时胤禛已经44岁，在当时已经不算年轻。皇位继承是最重要的问题，作为一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康熙皇帝自然会考虑到更长远的未来。当然弘历只是胤禛得以继位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其本人深获父亲的赏识。胤禛幼年时由父亲亲自抚养，这在康熙皇帝的诸多皇子中非常罕见;他多次代表父亲承担祭祀大典等重要任务。同时，他的竞争对手、同母弟胤禵与康熙皇帝极为痛恨的皇八子关系非常亲密，属于政治上的同盟者，他们是废太子胤礽的死敌，而康熙皇帝一心想保全胤礽的性命，因此他不可能将皇位传给皇八子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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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合法继位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刚从塞外回到京城的康熙皇帝又赴南苑行围打猎，十几天后感到身体不适，于十一月初七日回到了畅春园，并让胤禛代行冬至南郊大祀。几天后，他的病情恶化，于凌晨召诸皇子与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宣布：“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继皇帝位。”随后胤禛从南郊赶回，一天内三次请安。

另据朝鲜使者的记载，康熙皇帝在临终前还召见过大学士马齐，还嘱咐“胤禛第二子(弘历)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且他当面要求胤禛丰衣足食供养废太子、皇长子，并且要封废太子的嫡长子、他所钟爱的孙子弘皙为亲王。

这些都在后来得以实现：雍正皇帝刚继位9个月，即“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藏于乾清宫最高处，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弘皙则在康熙皇帝去世第二天封为郡王，六年后成为同辈中的第一位亲王，比已经被秘密立为皇太子的弘历晋封亲王还要早五年。

当然，以上这些叙事，很多来源于雍正皇帝主导编纂的《圣祖仁皇帝实录》，因此未必客观，但好在康熙皇帝为孙子弘历算命的记载，来源于国立故宫博物院发现的原始档案，朝鲜使者的传言来源于《朝鲜李朝实录》，这些都不是雍正皇帝可以控制的信息，后者还得到了事实证明，因此可以有很大把握地判断，雍正皇帝的继位，正是康熙皇帝本人的意愿，是合法的，根本不需要一份官样文章的遗诏作为证据，而篡位论者却没有任何可靠的直接证据证明他们的论点。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准确地复原历史，但起码可以给出一种更符合基本逻辑的描述，而不是只围绕着无关紧要的遗诏团团转，十多年来一次次地炒作，但辨别事实与论证能力却没有进步。试想，媒体如果在发表这一新闻前简单地搜索一下，就会知道这仅是一个重复多次、了无新意的陈旧故事;如果多采访几位清史专家，有两个以上可靠的独立信息来源，而不是只听一面之词，也不会下如此草率的结论。

一般人通常没有时间与能力去辨别真假良莠，为了猎奇而一次次地复制转发，不能给这个社会提供任何有效的信息与思维能力的训练，因此新闻的核实才更加重要，因为它是陈陈相因、以讹传讹传播的源头。现代社会不患信息太少，而患信息太多，它们大多是这一类被无数次复制转发的冗余信息，而真正原创的、有价值的信息与观点却少之又少，并且常常被淹没在冗余信息的海洋中。近十多年来，“康熙遗诏”一次次被“发现”与炒作的故事正是这一现象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