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争引领先声 验证美军'战区主战'改革

2015年年末以来，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加速推进，明确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原则，在改革过程中，立足中国国情军情的实际至关重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也能起到助推的作用。如何理解“战区主战”和“军种主建”，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海湾战争经验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

1990年8月，伊拉克全面入侵科威特，并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而拒绝撤军。1991年1月，以美军为主的多国部队在完成代号为“沙漠盾牌”的紧急赶赴沙特阿拉伯布防任务后，发动代号分别为“沙漠风暴”和“沙漠军刀”的空中和地面攻势，沉重打击伊拉克军队并解放科威特。

在历时42天的“沙漠风暴”行动中，以美军为主的多国部队空中力量通过38天的连续空中打击摧毁了伊拉克的军事指挥控制系统和通讯中心，全面压制了伊拉克的防空系统，对伊军地面部队造成沉重打击，而在最后4天的地面战中，以美军装甲机械化部队为主的多国部队地面力量始终掌握战役主动权，成功迂回包抄并且重创了集结在科威特及伊拉克东南部的伊军地面部队主力，其中包括装备精良的所谓“共和国卫队”，完全实现了解放科威特和对伊拉克军事力量进行惩罚性打击的战略目标。

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爆发于冷战末期、新旧国际秩序交替关键阶段的海湾战争，不仅彰显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而且为中东地区局势演变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在军事领域，海湾战争具有更为重要的划时代意义，其集中体现了在美苏冷战时期长期军备竞赛的推动下，美国常规军事力量建设所取得的成果，例如隐身技术、精确制导技术、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以及各军兵种和联合作战理论和战法的发展，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建立与运作。可以说，海湾战争为后冷战时代各大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建设指引了方向，引领了后来新军事革命的先声。

美军军改奠定“打赢”基础

二战之后，基于历次战争和应急行动的经验教训，美国的军事体制不断调整。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包括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案》——该法案正式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战略决策机构和职能部门。1958年的《国防部改组法》则初步分离了各战区司令部和军种部的职能。

而在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成为近三十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革。这一法案明确了从总统、国防部长到战区的指挥链，进一步强化了战区司令部对于配属给本战区的各军兵种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同时根据该法案，军种部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军种部队的日常装备、建设与管理。通过以上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的军事体制初步具备了“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特征。

毫无疑问，海湾战争成为这一体制所经历的第一次重大战争考验。

海湾地区处于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这一司令部是冷战时期成立最晚的战区司令部。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在一系列事件的刺激下，美国于1980年组建应对中东局势的“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部队”。1983年，美国国防部将其升格为中央司令部，划定了包括19个中东和海湾国家在内的任务区，并指定了战时配属部队。中央司令部因此成为与太平洋、欧洲等战区司令部平起平坐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由四星上将指挥。

然而，与其他战区不同的是，中央司令部成立时，美国并未在中东地区获得永久军事基地，中央司令部只能设在位于美国本土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其下属的海军司令部则设在夏威夷。两伊战争期间，美国为了维护海湾石油运输战略通道的安全，临时加强了海军兵力部署，为通过战区的油船护航。但战争结束后，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部署迅速收缩。1989年，美国陆军上将诺曼·施瓦茨科普夫自愿接任中央司令部司令时，很多上级和同僚都对他不选择其他更重要的岗位一展身手而感到困惑，足见中央司令部在美国军事战略中的边缘地位。

施瓦茨科普夫到任后即开始重新评估战区所面临的综合态势，修订应急作战计划。经过调研，施瓦茨科普夫判断，伊拉克已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大潜在威胁。在国防部长切尼和参联会主席鲍威尔的支持下，他说服高层决策者在新的战略规划中加入这一判断。中央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修订也随之启动，并在海湾危机爆发前夕实施推演。虽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新版作战计划修订并未完成，但毕竟为战时应急反应打下基础。

战时指挥与协调确保新体制运行

军队改革能够建立新体制，搭建新架构。但是，和平时期设想的体制与架构，肯定不可能在战时事事如意。这就需要决策者在战时进行各种协调与指挥。

在美国决策者制定应对海湾危机的战略和实施过程中，中央司令部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伊拉克对于科威特的突然入侵出乎美国决策者的预料，而中央司令部根据掌握的情报和已有预案，在第一时间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了详尽的态势分析与评估，以及具有可行性的军事反应选项。老布什总统因此下定决心向海湾部署美军，在外交上说服沙特政府接受美军进驻布防后，迅速授权中央司令部开展“沙漠盾牌”行动。

在“沙漠盾牌”行动完成之后，美国高层希望依托当时手中兵力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施瓦茨科普夫并没有附和这一想法，而是通过详细论证指出，面对战区内数十万伊军，现有兵力无法迅速完成这一任务。布什总统最终接受了施瓦茨科普夫的提议，决定向海湾增派一个重装军和海空力量，确保了“沙漠风暴”行动中美军在火力和战力上的压倒性优势。在地面进攻发起和结束的时机选择上，施瓦茨科普夫则根据政治外交考虑克服了短时间内将参战部队及装备补给部署至待命地域的困难，按时发起攻击，在攻击进展顺利的情况下，接到命令即停止追击，做到了“令行禁止”。

海湾战争虽然在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内进行，但其他战区并未坐视不顾。自“沙漠盾牌”行动展开后，美军作战命令随即规定，中央战区的受援战区，欧洲战区、太平洋战区等为支援战区，必须根据中央司令部的需要提供各种支援。美军第一批运到沙特的重装备来自印度洋基地。而为了发动攻势增派的重装部队都来自于本土和欧洲战区。欧洲战区甚至与新近改善关系的东欧国家联系，为中央司令部筹措坦克等重装备所需的拖车。

与以往美军参与的局部战争相比，海湾战争期间，中央司令部在联合作战指挥方面也取得了新的突破。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军陆空联合作战指挥与协同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海军与其他军种的指挥和协同问题却未取得实质进展。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海湾危机爆发后，美国向海湾部署的海军兵力大幅增加，海军决定让第七舰队司令兼任中央司令部海军指挥官，但该司令拒绝将海军指挥所设置在中央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周边，坚持在“蓝岭”号指挥舰上进行指挥，并且同时处理第七舰队相关行政事务，这也影响了中央司令部的运作。

在危机期间，美国海军甚至还依照日常规定对海军指挥官进行轮换。幸运的是，新上任的海军指挥官最终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接受了中央司令部对于战区空中作战的统一指挥，改变了越南战争时期空军、海军航空兵作战多头指挥的状况，使海空联合作战指挥得以实现。

平时建设是战时基础

美军军兵种部门的建设工作同样为海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这其中，除了装备和兵力发展以外，战法训法创新也十分关键。

越战之后，美国陆军在总结教训时注意到，自二战开始的历次战争中，美军参战初期必吃败仗，原因在于部队的训练缺乏实战化。20世纪80年代，美军建立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所有陆军作战部队需要轮流到该基地与采用苏军装备和战法的“假想敌部队”进行对抗演习并接受严格的导调和评估。海湾战争结束之后，很多美军参战部队军官指出，欧文堡让他们为战场做好了充分准备。

同时，在欧文堡进行的演习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创新战法“空地一体战”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美国海军在80年代中期提出的“海上战略”也强调对于敌方濒海和纵深目标实施远程和空中精确打击。最后，军种部还参加了海湾战争作战计划的拟定。

海湾战争的经验体现出，“军种主建”是“战区主战”的基础，“战区主战”并不意味着军种不问战，只抓装备预算与日常管理。建设工作同样要从实战出发，积极投身战法训法创新，为战区提供“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作战力量和指挥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