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好心办了坏事的历史悲剧 王安石变法

中国变法史上，王安石变法一直争议很大。900多年来，褒贬不一，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王安石变法，是一片好心办了一场坏事。

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即位。此时大宋王朝已经建立100多年，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积贫积弱。

年轻的宋神宗励精图治，渴望重振大宋国威，消除内忧外患，于是起用学识渊博的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时代就跃跃欲试，这次君臣一拍即合，接连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

什么募役法、青苗法，保甲法、保马法，等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

这些新法的推出，无一不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王安石希望通过变法，打击地主豪强对贫苦农民的剥削兼并，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在不增加税赋的情况下，实现富国强兵。

但是新法的推出，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 

司马光何许人也？

那可是砸缸救人的小英雄，家喻户晓，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为什么小时候聪明灵光的司马光，长大后变成阻碍变法的糊涂虫了呢？

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也就是说，肉烂在锅里，锅里就那么多肉，公家拿得多了，老百姓拿得就少了。

他指责王安石与民争利。

实际情况如何呢？

募役法是指把原来的轮流服差役改为交钱代替，避免因服役耽误农活。

这本来只是针对乡村上等户的，结果执行过程中一刀切，连乡村下等户也要交钱，有的交了钱，仍然免不了服差役。

青苗法是指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贷款给农民，等秋收后加上一定利息偿还，解决农民暂时的困难，同时打击一些放高利贷的乡村大户。

结果执行过程中又走样了，农户不管需要不需要，一律贷款，加上贪官污吏的层层加码，利息比高利贷还高，有的农民还不起本息，还得去借高利贷。

其他的新法也是大抵如此。

由于新法并不是建立在扩大生产的基础上，而是对社会财富的乾坤大转移，从民间流向官府，结果不仅没有减轻农民负担，反而使农民的负担加重了。

这就不仅招来司马光等官僚的坚决反对，就连普通老百姓，也是怨声载道。

但是，王安石有过长期的地方官经历，而且政绩斐然，新法的推行，只不过是把他的地方经验推而广之，按比例放大而已。

他以为自己开卡丁车开得得心应手，开F1赛车也一定能够驾轻就熟。

抱着这种绝对自信，再加上宋神宗的强硬支持，王安石根本不把保守派的批评当回事。

每当有保守派批评他，他便亮出三面挡箭牌：“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还搬出盘庚迁都的历史进行反驳。

保守派辩论不过他，送了个外号叫他“拗相公”。

为了扫除变法障碍，王安石严厉打击反对变法的官员，不是贬官，就是下大狱。

苏轼就是因为写诗对变法说了几句风凉话，结果既遭贬官，又蹲大牢，还差点丢了性命。

而对那些赞成变法的人，王安石则火速提拔。于是他的身边聚集了吕惠卿、章惇等一大批小人，他们表面上赞成变法，实则投机取巧，升官发财。

他们报喜不报忧，专捡王安石愿意听的讲，因而屡获升迁。

王安石偏听偏信，一意孤行，全然不顾民意和变法出现偏差造成的负面影响，终于导致国富民穷，民怨沸腾。

他亲手提拔的城门官将自己目睹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惨景绘成《流民图》，秘密呈送给皇帝，并附奏疏要求停止新法。

开封府东明县的老百姓进京上访，围住王安石府闹事。

这种局面当然不是宋神宗愿意看到的，于是不得不叫停部分新法，王安石也只好托病辞职。

在离京赴江宁知府任上，为了不惊动沿途官府迎送，王安石微服私行，结果一路上看到的听到的全是对他的攻击和谩骂。

有的贫苦农妇为了发泄对他的怨恨，把自家养的猪和鸡唤作“王安石”和“拗相公”。

甚至有老百姓拿着棍棒等候在驿站，准备等王安石经过时“打杀了他，分而啖之”。

王安石到了江宁府上，悔恨交加，忧愤而死。

令人不解的是，一个连作诗到底是“春风又到江南岸”好，还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好，都要仔细推敲斟酌的人。

怎么在变法这样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却是如此草率。

王安石是忠实的儒家信徒，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不坐轿，不纳妾，生活朴实节俭，清正廉洁。

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然而判断一场改革的好坏，不能单凭发起者的主观动机，而应该看老百姓是否从中受益，享受到改革的实惠，是否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平心而论，王安石推出的新法，用现代经济学观点来看，是有一定科学性的，而且也收到了一些好的效果。

但是新法太超前了，远远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而执拗的王安石偏不肯和时代妥协，和现实妥协，最终导致好心办了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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