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族王朝为什么极少对外征战？

纵观中华五千年历史，除了“华夷之变”式的江山易主，中华几乎从未像蒙古帝国、大英帝国那样、有效征服、统治、领导过外部世界。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从汉朝对待南越和对待匈奴的不同态度上，即可管窥到中国在国际上的自我定位。

南越与匈奴，一南一北，皆属西汉邻国。但汉朝对他们却采取了一软一硬不同的政策方针。

世所共知，汉之中国对待匈奴，采取的是“用女人换和平”的和亲政策。汉初，匈奴困高祖刘邦于平城，七日才解，这个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汉皇帝被强大外敌吓着了，战战兢兢将本民族女人敬献出去，开了“拿女人换和平”的先河。从此汉代的执政者，对于匈奴这样的强大外敌，都无限热爱起了和平。就连后代讴歌的“二世祖狼”汉武大帝，也在对匈奴作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沿用了这一“省事的政策”。

如果说汉朝对待匈奴的外交有些窝囊，那么，在南越的问题上，他们却是找回了大汉不少颜面。

汉朝对待南越的政策，完全是另一番“我主沉浮”的架势。

南越国早于西汉一年建立，西汉开国于公元前202年，南越国始建于公元前203年，建国者系秦朝平定岭南的将领，后任南海郡下属龙川县令的赵佗，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南下干部”。赵佗趁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起义、天下大乱之际，拥兵自立，建立南越国。鼎盛时期的南越国，其疆域北至中国岭南，南至越南中北部，“东西万余里”，实力雄厚。

赵佗之南越国，在越南史书上称为赵朝，是越南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王朝。但在西汉眼里，对南越国，却始终没有当作一个与之平起平坐的国家来对待。

南越国在刘邦之汉时，年年上贡，明确汉为“宗主国”，自己为“藩属国”。但到了吕后时代，因为吕后没有丈夫大气，南越国与汉中央朝廷交恶，吕后对南越国实行了经济封锁和武器禁运，禁止南越国周边的诸侯国与南越国进行盐铁贸易。

不甘受气的赵佗遂自立为南越武帝，与汉朝廷分廷抗礼。吕后有能力惹事没能力平事，这反倒成全了南越，南越国势遂在此时代达到最强盛，闽越、西瓯、骆越曾一度舍汉朝而认南越为宗主国。公元前179年，吕后死，汉文帝刘恒即位，舍弃吕后使用失灵的“大棒”，而向南越国递出“胡萝卜”。他派人重修了赵佗先人的墓地，设置守墓人每年按时祭祀，并给赵佗的堂兄弟们赏赐了官职和财物。这“软刀子”进去，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赵佗去除帝号再归汉朝，仍称“南越王”。

公元前137年，百岁高龄的赵佗去世，南越国进入乱世，南越国相吕嘉杀了归汉派南越王赵兴，与中央朝廷抗衡。此时大汉正是汉武帝时期，好战的武帝二话不说，兴兵伐越，传国五世，历时93年的南越国于公元前111年灭亡。

南越国亡的标志是被汉朝接管，成为汉朝的行政管辖区域。

同是邻国外患，汉朝为什么对匈奴忍让、对南越痛下杀手下？

除了军事力量的强弱对比因素，核心一点，是出于汉朝对邻国的定位。

匈奴在汉朝眼里，是个纯粹的夷狄之国，不能与汉朝融为一体，所以汉军作战失败之后，采取了和番的政策，换得了边防的稳定。

而南越则不然。历代汉帝，始终把南越视为汉朝的“外延”。无论南越国的态度如何，汉朝对待南越，自始至终是“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定位，藩属国的国主须有宗主国任命，宗主国对藩属国具有名义上的统治权和实际上的监管权，宗主国有主权，藩属国有治权，一种高度自治的归属关系。至于藩属国的内政，一切大政方针完全不必遵循宗主国的政策，怎么搞是自己的事，可以说是古时候的一国两制；但是，如果出现悖逆、叛篡这样的情况，宗主国就有权派遣维和部队对藩属进行接管整顿。

从汉朝对待两个邻国的不同态度中，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传统外交的思路：统抚并举，怀柔远人。

对待匈奴这样的夷狄，以“安抚”为主；对待南越这样的邻邦，则是以“统”为主，但在相安无事的情况下，统而不治，如果发生了公然对抗的事情，则一举吞并。

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能掀起多大的风浪、留下多少足迹，与对外的张力与意愿有关。汉朝存活下来的这种传统外交，与华夏传统“世界观”息息相关。

中国人“世界观”的初级启蒙课，是远古人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后，给出的“天圆地方”的结论。这种世界观，催生出了“中外有别”、“华夷之辨”之见，及“宗主——藩属”的世界格局观。

中国以自己为“正统中心”，而分在周边的地区、则被称为“蛮夷”，但“蛮夷”中也分远近，中外之属，南越相当“南蛮”，匈奴则是“夷狄”，所以匈奴和南越，就得到了软硬不同的“待遇”结果。　

四百岁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朝代，在外交及国际地位上，它为之后两千年封建中国牢牢打下基础。汉政外交决定了古代中国之国际形象——一个区域性大国,即以自我为中心的“圈中狼”的脸谱。

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天子论”虽然是政治上强化了“中式宗主观”——中国的皇帝作为天的儿子受命于天，除了领有中土直接统治之外，天下的其它地方也全归他统驭和教化，是为天下共主。但接下来的儒家“尊王攘夷”、“怀柔远人”、“尚德抑武”之经，配合的则是官僚政治，为中国确立的是“内向”而非“外向”的志向，为“中华帝国”加上了“限制级”。

统而不治、“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框架，“自律”了大国扩张的手脚。对藩属国的内政与外交不干涉，这一点铸就中国难以成为领袖国。翻看世界风云，哪个大国威信不是靠“干涉他国内政”建立起来的，你连他国政治都不敢影响，还能有什么深刻影响？发挥什么关键作用？

在大多历史时期，中国汉族大一统王朝的实质，既不是征服世界的“领袖国”，也非实质意义上的“帝国”，而是 “宗主——藩属”独联体。“不治夷狄”是中国君主的传统观念，“抚而不治”是为常用手段。中国君主推行德化外交，以求得藩国的对宗主国的感化，从而实现大同理想。这种手段基本上是感化的产物，夷狄不会感激大于恐惧，没有政治上的介入，也不会真正与中国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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