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的一生有多少事迹？为什么在当时民间的评价普遍不高？

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帝王，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宋神宗的一生有多少事迹？为何在当时民间的评价普遍不高？

宋神宗是北宋第六位皇帝，继位那年，二十岁。

这是一个好年龄，既充满热情，又非少不更事。而且按照正史的记载，这位名叫赵顼(读如须)的英宗皇帝嫡长子似乎天生就是当皇帝的料。尤其让士大夫们交口称赞的，是他知书达理，尊师重道：读起书来废寝忘食，见了老师毕恭毕敬，大热天也不用扇子，侍奉两宫更是极尽孝道。尽管官修史书难免溢美之词，但我们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事实上神宗刚刚继位便让人刮目相看，他发出的第一道诏令竟是大行皇帝的丧事从简。他还解释说，仁宗皇帝宾天之时，先帝(由于不是仁宗亲生)要避嫌，不敢裁减。朕却没有这个顾虑，正好继承先帝遗志，厉行节约。

不难想象，舆论又是好评如潮。

然而这位应该不错的皇帝，死后的庙号却是神宗。

为何庙号“神”宗?

这是一个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的盖棺论定。因为按照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无法评价”的意思。中华帝国史上庙号神宗的有两个，还有一个就是明的万历。但万历皇帝是数十年不理朝政的，赵顼却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如此天差地别却都叫神宗，可真是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大宋君臣有难言之隐。

麻烦在于评价系统。按照传统观念，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叫“三不朽”。宋神宗的道德品质当然无可挑剔：

他仁慈，体察民情恤孤养老;

他谦恭，克己复礼敬畏辅相;

他简朴，从不大兴土木游山玩水;

他勤政，总是把帝国的事务放在首位。

因此，就连对变法一事颇有微词的官修史书，也不得不承认赵顼是有德之君。

赵顼的优秀品质甚至很早就表现了出来。他被封为颍王的治平元年某天，手下人给他做了一双漂亮靴子。爱美之心原本人皆有之，何况这时赵顼才虚龄十七，自己又长得漂漂亮亮帅气至极，因此接过靴子看了又看，爱不释手。

旁边的韩维却说话了：

亲王也需要舞靴吗?

赵顼满脸通红，立即把靴子扔了。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很能说明问题，至少说明赵顼是有志青年。对于大宋王朝，他是有主人翁意识的。他很想将列祖列宗的事业发扬光大，也希望帝国能够长治久安，这才放下身段虚心纳谏，并不以亲王或皇帝的身份文过饰非盛气凌人，反倒如正史所言，折节下士，海纳百川。

这种作风他一直保持了下来，以至于朝中大臣争论不休时难免举棋不定，对王安石的支持也不能一贯到底。但这里面其实情况复杂，更不能说是他的道德缺陷。

然而说到立功，就意见分歧。变法派认为他有功，反对派认为他有过。此时临朝听政的又是反对派的后台老板高太后，只不过当妈的不方便骂儿子，其他人更不敢，便只好含糊其词，宣布“不知说什么才好”，上庙号曰神宗。

赵顼19岁登基，从父亲英宗手里接过了大宋王朝，此时的大宋虽说表面上还是欣欣向荣的样子，然而内里却早已是危如累卵：繁重的财政支出让国库长期空虚，腐败的官僚体制成了甩不掉的负担，还有永远打不赢的军队……这一切都在等着他去解决。事实上，赵顼是个有雄心抱负的皇帝。他支持王安石变法，力图使宋朝富强;发动对西夏战争，争取收回失地。即位之初的神宗也的确殚精竭虑地向着明君的方向发展，正如《宋史》中记载的那样：“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相辅，求直言，察民情，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历，励精图治，将有大为。”

熙宁新法虽得到赵顼的鼎力支持，但实行起来举步维艰，由于新法在多方面触犯了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激烈的反对。这股反对力量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持。同时由于新法本身也存在许多缺点，所以也遭到了一些正直的大臣的反对，苏辙、韩琦、司马光都在反对之列。神宗的思想也开始犹疑起来。保守大臣们反对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改革派内部分裂，给王安石的打击是格外沉重的。而这时的神宗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不重视他的意见。王安石对神宗慨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

起初，宋神宗确实也是铁了心要变法，甚至不顾众多重臣的阻挠，把王安石提拔为宰相，全权负责变法。但是，由于缺乏完善的准备以及执行的不当，变法之路越走越难，而到了后期，在王安石最需要靠山的时候，神宗却打起了退堂鼓。没有了皇上的支持，变法失败在所难免。现在来看，变法的失败虽然离不开变法者的安排，但缺乏坚韧意志力的神宗，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变法的副作用远不止于此。尽管变法已经宣告失败，但是由此带来的新旧党争，却一直持续到神宗去世以后的很多年里。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赵顼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赵顼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获得大臣和后族的支持，但是他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变。他一边安抚守旧派的大臣，启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一边坚持改革，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宋神宗不仅变法图强，也非常关注边事。他反对对辽与西夏的妥协退让，以强硬的态度对付虎视眈眈的邻邦，并立志要统一中国。他在位期间，亲自主持了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一次是对交趾的反击战，一次是对西夏的讨伐。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九月，交趾进攻广西路的古万寨(今广西扶绥)。十一月，交趾出动六万大军，分水陆两路大举进攻广西路(今广西)。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二月，宋神宗派郭逵领兵抗击交趾军。宋军连连取胜，收复了不少失地，于十二月攻入了交趾国内，迫使交趾国王李乾德奉表投降。此后，交趾再也不敢侵扰宋境。

而对西夏的战争，则是宋神宗对变法成果的检验。王安石变法之初,王韶向朝廷呈《平戎策》,表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今甘肃临夏)湟(今青海乐都)”如此,则可使西夏腹背受敌。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宋廷派王韶招抚吐蕃诸部，又打又拉，竟也能在熙河地区拓地一千多里，招抚吐蕃各部三十余万，这就是所谓的“熙河开边”。熙河开边，从长远角度看，失大于得，北宋削弱了吐蕃的政权，自已又不能在当地实行长期稳固的统治，实际上倒是帮了西夏(后来是金朝)的大忙。

西夏方面,元昊死后,其子谅诈(夏毅宗)继位。谅诈立梁氏为皇后，一面大力推行汉化,一面整顿军务,与吐蕃盟好,又向宋朝“谢罪”。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谅祚病死，时年二十一岁。其子秉常继位,年方七岁,自然是其生母梁太后掌权。梁太后虽为汉，但她却废汉仪，改回元昊时的蕃仪。为建树威权，梁太后亲自发动对宋战争，攻打秦州、环州、庆州等地。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梁太后又幽禁了想向宋朝归河南地的儿子秉常，西夏内部一时纷扰，不少部落拥兵自固。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七月，宋神宗以秉常被幽囚为借口，兴师问罪，发五路大军伐夏，但是，“熙河开边”的主要人物王韶闻知朝廷兴兵，力劝不要无事生非，神宗恼怒，把王韶降职,不久,这位功臣病死。

宋朝打西夏，总逃不出历史的怪圈，即开始时捷报频传，李宪公公也不孬，带大军攻克兰州;王中正公公龚取宥州;种谔克米脂;高遵裕攻取清远军;刘昌祚在磨齐隘大败梁乙埋主力夏军。至此,宋军五路捷报飞奏入京，宋神宗大喜，要诸路兵马即刻向兴州、灵州发起总攻。刘昌祚一部宋军很能战，率先杀入西夏国境，一路斩将夺旗，首先杀至灵州城下，但是，高遵裕暗急刘昌祚得灵州首功，严命他不要攻城，待双方合军再一起进攻。由此，黄金机会丧失，灵州夏军做足了防御准备，又掘黄河七级渠水猛灌宋军，切断宋军补给线，水淹、缺粮、冻饿交加，攻城又死伤惨重，十万宋军，狼狈撤退时只剩一万出头;将种谔的九万多人马，也因夏人的坚壁清野战术，减员严重，最后只剩三万多;王中正部宋军死亡两万多;只有李宪所部军很小心，全军而还。至此宋军五路攻夏以大败告终。

宋神宗刚一登基，就急着改变许多沿用上百年的规章制度，这显然是难以成功的。宋神宗对西夏发动战争时，也犯了过于心急的毛病。他不太了解宋朝军队战斗力不高的客观事实，导致错误地制定了大深入敌后作战的方针政策。这一切，都是过于心急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