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是曹操主动撤退

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时期“三分天下”的政治格局。但赤壁之战却也是一场争议颇多的战争，甚至有人根本否认这一战事存在 。反驳这一说法的文章仅仅满足于证明这一战争的进程符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描述 。其实，尹文中有一条重要的论据：在参加赤壁之战的曹方将领的传记中，找不到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英勇作战的记述。反驳的意见是：这是中国的著史传统，凡传记主人翁打了败仗，一概不记。反驳意见是难以服人的。传记主人翁打了败仗固然不应记载，但在主人翁在逆境下顽强奋战的经历却是必须记载的。当阳长坂刘备惨败，但张飞“将二十余骑拒后” 、赵云“身抱弱子，……保护甘夫人……，皆得免难。” 却都赫然在记。难道曹军将领中就没有一位做出过与此相当，甚至更大的贡献吗？是的，赤壁之战中，曹军将领没有一位曾经英勇作战过，因为他们所领受的任务不是作战，而是撤退。先说一条史实：“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建安十三年九月，曹操兵至新野，刘琮派人持汉节向曹操投降。曹操“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见刘备已经南撤，于是亲自与曹纯、文聘共率“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于当阳县长坂将刘备击败，随即进驻江陵 。这时，曹操的主力位于襄阳，横野将军徐晃部“别屯樊，讨中庐、临沮、宜城贼。又与满宠讨关羽於汉津” ，后勤辎重则还在新野到襄阳的道路上。襄阳是当时荆州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如果单从“兵贵神速”的角度考虑，以襄阳为基地，让部队沿汉水直下夏口，既方便又省时。但曹操却没有这么办，而是把部队先集中到江陵，“自江陵征备” 。也许曹操是这样考虑的：首先，江陵位于长江边，把主力集结于尽可能靠南的江陵，有利于对荆州南部各郡形成威慑，可以配合刘巴的招降工作。其次，从江陵出发可以形成夹江而进的势态，使长江天堑的防御功能不复存在。如果从襄阳向夏口进军，虽然对于夺取夏口有利，但却使自己的军队偏处长江北岸，如果孙、刘让出夏口而退到江南，据长江与之对抗，战事一时难以解决。但奇怪的是，曹操花了大量精力把部队从襄阳集结到江陵，目的之一就在于取得夹江而进的有利势态，他理应为保持这种势态而竭尽全力。但事实却是，“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为了一个不大的前哨战失利而主动放弃了他曾竭力争取的优势态势。这是为什么？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荆州新附，曹操立足未稳，故不敢在江南决战 。熟悉军事的人都知道，“夹江而进”与“在江南决战”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战役层面，后者是战略层面。对于夹江而进的大军来说，长江不是天堑，而是一条便利的运输线。即便为了回避在江南决战，也没有必要放弃夹江而进的战役态势。那是为了集中兵力，形成拳头？按周瑜保守的估计，“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 ，总计也有二十三四万。如果两岸兵力平均分配，以一侧的兵力，已经对周瑜三万人形成了绝对优势；更何况，水上作战，军队分处两岸，就如同陆上作战，部队分为左右两翼，只会起到相互呼应的作用，断不至于有分散兵力之弊。更何况，从战场容量的角度考虑，曹操此时的兵力已经超饱和（说见下）。或者曹操胆寒了，他要撤回北岸，借天堑阻止周瑜进攻？首先，在这次前哨战失利中，曹操的损失微不足道，双方力量对比根本没有发生变化，曹操不至于因为这次失利而胆寒。其次，如果打算防御，当然是在江陵周围进行更为有利，在敌人的势力范围内遂行战略防御是说不过去的，而从史书中找不到曹操有考虑过撤回江陵的任何迹象；如果他真的想撤回江陵，两岸交替掩护也比偏处一岸对撤退更有利。第三，即便曹操突然发现情况不对，想就地进行防御作战，有一支部队在南岸，至少也可以起到压缩敌军的进攻空间，牵制敌军行动的作用，对完成防御更有利；没有理由认为北岸的兵力连遂行防御作战也不够。我认为，有一种解释是合理的：曹操准备撤退，而且不是撤到江陵。他把部队集中起来不是为了投入战斗，而是为了带着他们悄悄地、远远地离开！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曹操赤壁失利的直接原因是因骄傲而轻信黄盖的诈降，因麻痹而疏于防备吴军纵火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段历史记载：“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曹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盖书曰：‘盖受孙氏厚恩，常为将帅，见遇不薄。然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东方将吏，无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鲁肃偏怀浅戆，意未解耳。今日归命，是其实计。瑜所督领，自易摧破。交锋之日，盖为前部，当因事变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见行人，密问之，口敕曰：‘但恐汝诈耳。盖若信实，当授爵赏，超于前后也。’”“至战日，盖先取轻利舰十舫，载燥荻枯柴积其中，灌以鱼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于舰上。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盖举火白诸校，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操军人皆出营立观。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黄盖是孙坚起兵时的旧将，时官居丹阳都尉（丹阳郡军事主官），是东吴集团的重要将领。这样一员大将的投降理应作为一件重大的军国机密来处理；曹操“见行人，密问之”，还是很谨慎的。但到了黄盖伪降至曹军水寨时，“曹公军吏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操军人皆出营立观”。显然，这一消息已经为军营上下所周知，而且官兵们像看热闹似地围观起来（这本身也很奇怪。士兵怎么能离开自己的执勤位置，到处乱跑呢？难道一向严于治军的曹操连军纪也松弛了？）。其次，众所周知，阵前受降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必须做出周密的安排。但曹操对于黄盖的来降，既不派出接应部队以应付可能的追兵，又不派出联系官员以指示降军的集结地点和行军路线，听任黄盖直冲向自己的大营——即使是真降，这么做也是不允许的。无疑，曹操，连同他的参谋们一起发疯了。但如果曹军撤到江北是曹操准备撤军的一个步骤，那么曹操有意散布黄盖来降的消息则是一步妙着：由于时间紧迫，曹操没有时间去判断事件的真伪，把这一消息扩散出去，必然会传到东吴的耳朵里。如果黄盖没有因此而被杀，那么证明所谓投降不过是一个陷阱；如果黄盖是真的投降，由于曹操已没有时间接受他的投降，让东吴杀掉他，也是替曹操解决了一个有力的对手。诚然，没有任何一个统帅在战争一开始就急于撤退的。但曹操似乎不同。让我们再重新读一遍魏国官方对此事的记载：“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徵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司马光受《后汉书》的影响，在《资治通鉴》中假定曹操在十月出兵赤壁，按《武帝记》，这并不准确。《武帝记》的记载十分明确：“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曹操从江陵出发是在十二月，原因是“孙权……攻合肥”。曹操进至江陵后，做了三件事：安民、奖功、与刘璋谈判。这三件事，哪件也不轻松。这么些事，只用一个月的时间是绝办不完的。尤其是刘璋远隔千里，使臣往来一次耗时不少，曹操竟然能迫其“受徵役，遣兵给军”，绝非易事，一个月内断不能完成 。而战事一但开始，这些事大概不可能分心去考虑了。还有，黄盖判断说：“寇众我寡，难与持久。”双方在赤壁对峙两个月以上也是不可能的。赤壁之战必定是速决战。《武帝记》中记载曹操出兵的原因是“孙权……攻合肥”，值得重视。曹操本来是想在江陵停留一段时间，把荆州安顿好；但孙权一攻合肥，就把曹操的步骤给打乱了。扬州在豫州南面，扬州北部曾是袁术地盘。袁术失败后，曹操的政治影响也从未到过那里。和司隶、雍、凉等州一样，那是一个“草头王”当家的地方，几乎是一个政治真空。早在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之际，孙策任命的庐江太守李述杀了扬州刺史严象。当时任“司徒掾”的刘馥被认为“可任以东南之事”，当上了扬州刺史。刘馥上任后，改以合肥作为自己的州治（原州治在寿春），并“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油数千斛，为战守备。” 合肥是当时东南方面唯一的战略屏障，合肥一旦失守，曹操的大本营豫州就直接暴露在打击之下，而他的主要军事力量则还远在荆州。所以，当曹操得知孙权有进攻合肥的模样时，他的焦急心情是可以想见的。通过孙吴方面的记载，我们现在知道，所谓孙权准备进攻合肥的消息并不准确。孙权集结十万大军的直接目的是作为二线力量抵御曹操而不是进攻合肥。后来孙权进攻合肥是看到周瑜在赤壁已经取胜，曹操沿江东进的威胁解除后才采取的军事行动，带有很强的投机性质 。但曹操当时所掌握的情报，他所处的地位和所肩负的责任却不容许他在合肥的问题上冒险；单单是合肥附近集结着一支十万人的敌军就足以使他为他空虚的后方担忧了。我想，他的第一反应是：必须马上做些什么！据史书记载，曹操采取了两个措施：一、立即从江陵东进，威胁以冲入江东，借此牵制孙权的行动；二、派将军张憙（一作“张喜”）率骑兵一千驰援合肥。后世对曹操派出张憙增援合肥一事重视不够，也没有把它与赤壁之战的全局联系起来。这一是因为张憙本人是一个无名小卒，他的动向没有人关心；二是因为从一支二三十万人的大军中抽出一千人似乎是一件无关全局痛痒的事。要知道，曹操抽出这一千人不是别的，而是一千名未生病，有战斗力的骑兵。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带有战略打击性质的重要陆上突击力量。曹操五千骑兵能在长驱三百里后，迅速击败刘备的主力，其战斗力可见一斑。在遭受疾病困扰的情况下，让张憙带走总共五千名骑兵中有作战能力的一千名，不能不说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其次，曹操从江陵东进是为了应付合肥方面的威胁，而不是攻占江东。这是一个重要的假设（不是没有依据的，但应该说没有直接的证据）。我认为，只有把赤壁之战放在“合肥受到威胁，而这一威胁对曹操集团是致命的，必须立即加以解决”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的诸多行为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换句话说，赤壁之战不应认作是孙、曹两家的一场主力决战（事实上，参加战斗的周瑜部队三万人也不是主力，孙权主力十万人由孙权控制着，位于周瑜的后方——可能就在柴桑。这支部队后来被拉到了合肥），而是曹操为了将主力退出荆州而采取的一个预备战役。第三，曹操在赤壁之战后，于“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这也很说明问题。曹操既没有在江陵进行防御（曹仁一支分队就能在江陵坚守一年，如果曹操将主力留下，荆州完全应该能够守住），也没有如敌人所猜测的“引军归邺” ，而是转向谯，明显带有加强东南方面防御力量的考虑。那么，曹操为什么不直接从江陵回撤，而要先打一仗再撤呢？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的荆州的政治形势是促使曹操这么做的原因。如果曹操直接从江陵回撤，甚至哪怕把危急的情况泄露出去，被武力压制的荆州反曹力量将得到鼓励，立即出现反弹，荆州将得而复失；甚至连撤军行动本身都可能难以完成。如何能顺利地、最大限度地调出深陷荆州泥潭的主力呢？我认为，曹操的策略是可取的：立即向江东进攻，并以荆州军打头阵。一则吸引各方注意，既牵制孙权在合肥方面的动作，又有利于自己调动军队；二则让荆州军与孙权军互相削弱，最大限度地保证荆州的安全。有一条史实历来未被历史学家所重视，甚至在探究曹操失败的教训时也未提及。“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 。要知道，蒙冲斗舰是一种大型军舰，孙权攻打黄祖时，“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上有千人” 两艘蒙冲就可以容纳千人，千艘能装载多少人？50万！应该指出，黄祖使用蒙冲不是用于水战，而是以其为火力点进行防御，他在两只蒙冲上配署千人的前提是船被锚住，一旦砍断缆绳，“蒙冲乃横流”，船就翻了。 但即便按额定兵员只有此数的一半计算，一艘蒙冲斗舰也可以载兵250名，千艘就要25万。荆州军不过“带甲十余万” ，摊到每艘船上也就100来人，还要有人划桨、掌舵，这种大型战舰的作战威力最多发挥出1/3。尤其应该说明的是，以长江水域的“战场容量”而言，根本容不下千艘大型战舰作战。周瑜敢拍胸脯保证“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 ，也是考虑到了战场容量这一问题。曹操的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千军万马塞进了一个小胡同。事实上，周瑜只派出了“蒙冲斗舰数十艘” 就打败了曹操。对于这样大型战舰正确的部署应该是将它们分成若干战役集团，每个集团配属以数十艘大型舰只和必要的辅助舰，前后间隔几天的路程，次第前进。但曹操计不出此，让所有主力战舰首尾相连，在江面鱼贯排开，结果黄盖一把火就把它们完全烧光了。赤壁这把火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曹操犯下的这个极其低级的错误，功不可没。战场容量基本上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不需要什么军事天赋或雄才伟略，饱有战争经验的曹操却犯了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实在令人不解。战场兵力本来就已经超饱和，曹操却还把南岸的部队撤到北岸，如果单从“作战”考虑，这根本不是“集中兵力”，而是架屋叠床。如果不把曹操的行为解释为“发疯”，他之所以要把千军万马塞进一个小胡同，而且塞了又塞，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借刀杀人，而且唯恐杀不绝。曹操难道不担心自己的部队也同样遭受损失吗？不担心，因为曹军基本上没有与荆州军混编而出现在赤壁，他们当时主要位于巴丘附近。我们知道，曹操是在巴丘派出张憙的骑兵的。魏国方面的史书还记载，“于巴丘遇疾疫，烧船” ，而不是在赤壁。这表明，当赤壁发生战事时，在巴丘也还驻有曹军。曹操把千余只大型战舰全部派上前线，加上必要的辅助船只，它们所需的泊位就长达数十公里 （不是每一处水域都适合停泊这种大型战舰），以荆州军突前，曹军拖后数十公里，甚至一两天的（水）路程，不至于引起太多的猜测。前面提到的黄盖诈降时，曹军中出现围观的反常举动也有了解释：他们根本就不是曹操的军队，而是荆州士兵。让我们看一下《三国志》所记曹魏方面参加荆州行动的官吏、将领在这期间都做了些什么。《曹仁传》：从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将军，留屯江陵，拒吴将周瑜。《曹纯传》：从征荆州，追刘备于长坂，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卒。进降江陵，从还谯。《贾诩传》：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太祖不从，军遂无利。《田畴传》：从征荆州还……《乐进传》：荆州未服，遣屯阳翟。后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南郡诸郡山谷蛮夷诣进降。又讨刘备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大，皆大破之。后从征孙权，假进节。太祖还，留进与张辽、李典屯合肥，……《徐晃传》：从征荆州，别屯樊，讨中庐、临沮、宜城贼。又与满宠讨关羽於汉津，与曹仁击周瑜于江陵。《满宠传》：建安十三年，从太祖征荆州。大军还，留宠行奋威将军，屯当阳。《文聘传》：授聘兵，使与曹纯追讨刘备于长阪。太祖先定荆州，江夏与吴接，民心不安，乃以聘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边事，赐爵关内侯。《赵俨传》：太祖征荆州，以俨领章陵太守，徙都督护军，护于禁、张辽、张郃、硃灵、李典、路招、冯楷七军。《赵俨传》所列七将，冯楷、路招无传，其余五将这时期前后所记事如下：《于禁传》：东海平，拜禁虎威将军。后与臧霸等攻梅成，……《张辽传》：时荆州未定，复遣辽屯长社。……陈兰、梅成以氐六县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讨成，辽督张郃、牛盖等讨兰。《张郃传》：别征东莱，讨管承。又与张辽讨陈兰、梅成等，破之。《朱灵传》注引《魏书》：太祖既平冀州，遣灵将新兵五千人、骑千匹守许南。……灵至阳翟，中郎将程昂等果反，即斩昂，以状闻。《李典传》：击管承於长广，皆破之。迁捕虏将军，封都亭侯。……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馀口居鄴。太祖嘉之，迁破虏将军。与张辽、乐进屯合肥。所列14名高级官员、将领，无一例外都没有提到哪怕一句参加了赤壁之战。这似乎表明他们并未出现于赤壁，位于赤壁的主要只是荆州水军（可能有部分曹军低级人员在其中）。令荆州军突前，曹军殿后，这种安排是别有深意的。首先，它使曹军的调动不易为荆州军察觉，不致引起荆州军军心动摇；其次，曹军集中配置在荆州军的后方，便于震慑荆州军，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而一旦荆州军发生异动，也便于弹压；第三，武力督战，逼荆州军与孙权军死拼；第四，使曹军可以避开孙权军的突然打击。更何况，在孙权实施打击前，曹操还有时间把分散在荆州军中的曹军集中起来。他把南岸的部队撤到北岸，也有这一层意思。赵俨所护七军的动向值得注意。这七军中有五军的将军是曹操集团的重要将领，外姓“五虎将”于禁、张辽、乐进、张郃、徐晃，有三人在这支队伍中，朱灵、李典也是曹操集团的名将，这支部队当是曹军精锐，他们的动向直接反映着曹军的主要战略方向。他们参加的讨管承、梅成、陈兰的战役，传记多所记述，甚至于禁被梅成诈降这样不光彩的事也在《于禁传》中详细记述；相反，传记中却没有他们参加赤壁之战，甚至没有到过荆州的任何记载。这是耐人寻味的。“五虎将”中另二人乐进、徐晃我们知道后来留守荆州 。我怀疑，所谓赵俨所护七军，当是率先撤出荆州，转进合肥的部队——他们随后也的确出现在那里，并执行了主要作战任务。为了不引起政治上的混乱，他们所执行的任务是秘密下达的，官方档案中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故传记中没有记载。对于赵俨，官方档案也只有有关人事任命的指示存档，而没有记载他所承担的任务；而如果不是离开曹操去执行特别任务，曹操断无必要作出这一任命；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赤壁之战后跟着曹操到扬州的，而是一支独立的军队。曹纯是跟着曹操撤退的，故在他的传记中记道：“从还谯。”曹操对他的行动保密到滴水不漏的程度，连贾诩都不懂曹操的意图，对他东下说三道四。最后，还得说说“华容道”：“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把这段记载作为曹操惨败证据的人都忘记了，一支数十万人的大军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用这种方式通过华容的。大军有组织的撤退至少必须分成前锋、后卫、中军主力和后勤部队等几个分队次第而行，否则就形成了溃散。以这样的方式行军而又不出现溃散只能出现在一支小股部队中。我认为，这只部队当是曹操率领的后卫部队 （可能就是分散在荆州军中的部分部队），他的主力已经在这以前顺利撤走了。曹操把荆州十万大军全部装船，顺江东下；让自己的精锐以作战的名义集结起来，由赵俨率领悄悄离开；又把自己的精锐骑兵一部交张憙率领，兼程赶往合肥。到了巴丘-赤壁一线后，曹操再次把剩下的部队集中起来，秘密撤回江陵；待孙权全歼荆州军后，即领着后卫部队破坏掉剩余的战舰，从华容撤到江陵。略作停顿，即率领全军主力退往谯县。这就是曹操在赤壁的所作所为。至于周瑜的一把火，只不过帮助曹操顺利地完成了歼灭荆州军的任务罢了！曹操后来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后人认为这是曹操遮羞自解之辞 。但曹操这封信是写给孙权的，而当时距赤壁之战不远，三方当事人俱都健在，如果曹操是完全不顾事实睁眼说瞎话，那岂能遮羞，简直是自取其辱。事实上，连敌方也承认，当时“公烧其馀船引退” 。联系到前面所提到的种种迹象，“赤壁之役”曹操的确是“烧船自退”，原因是他要迅速撤出部队拱卫首都；所谓“值有疾病”那不过是曹操的一个借口罢了。士兵有病，放在后方江陵养病即可，犯不上把他们带到前线作战；即使带到前线，也完全可以安排他们承担后勤杂务，而不必出征作战，对战斗力的影响并不大。疾病流行，最多只是撤军的一个不太重要的原因而已。但曹操也没有完全说实话，赤壁之役还断送了荆州部队。此战之后，“带甲十余万”，“蒙冲斗舰，乃以千数”的强大军队荡然无存，荆州元气大伤。直到建安二十年，镇守荆州的关羽所辖部队也只不过“号有三万人” 。翦伯赞先生曾说：“对于曹操来说，战争就是他的诗歌，他不会在强度长江的号角声中，失掉节奏的。” 但此前，我们在赤壁之战所看到的曹操，却是一个举止失措，蠢笨不堪的愚夫形象。而一旦把赤壁之战放到合肥受到威胁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我们马上重新看到了一个精明、狡诈，以致心狠手毒的形象，这正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