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轻“治经典”的历史文化现象——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
《三国演义》中赞扬诸葛亮之处枚不胜举，但赞扬诸葛亮时反映出轻“治经典”倾向的却集中在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诸葛亮在舌战东吴严峻时，针对严峻问他“治何经典”的诘难，他以有“匡扶宇宙之材”的商朝伊尹，周朝姜子牙，西汉张良、陈平，东汉邓禹、耿龠等未治经典为例，把“治经典”的儒者痛斥为“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 文弄墨”，只会寻章摘句，不能兴邦立事之“腐儒”。在反驳汝南程德枢讥刺他“好为大言，未必 有实学”时，他又以 汉扬雄为例，把“治经典”的儒士痛斥为“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小人这儒。如何正确看待《三国演义》赞扬诸葛亮时这种“治经典”的历史文化现象，是一个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一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是历代教育的共同要求。从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的教育思想，尤其是从儒法两家的教育思想来看，虽然他们教育培养的目标具有不同的阶级属性，但他们都要求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能够成为本阶级的有用之才，却是相同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要求当时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具有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有用知识、有用本领；法家教育的有用知识`有用本领。学而有用，学而无用，学以致用是各个阶级教育的共同要求，学而无用，学不能致用中任何阶级的教育都不需要的。学而优则仕是历代统治阶级教育培养本阶级人才的高层次目标。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教育家或教育工作者，都把自己能够培养出高层次的人才一一杰出的仕，当作高尚而自豪的事业。例如，中国春秋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他所精心施教教育培养出来的3000弟子中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宰我、子贡、冉有、子游、子夏等所谓七十二贤人，就是一批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高层次的有用之才。而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悝、吴起在魏国用法家思想陶冶出的公孙痤、商鞅等大批人才，荀况在赵、齐、楚等国从事教育事业，培养出的韩非、李斯等思想家、政治家等则都 是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高级的、著名的有用之才。这些高层次的有用之才都在他们各自所服务的阶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活动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历史上仕的产生土壤是“士”阶层。“士”又分为从事政治活动之士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之士。这是春秋时代才出现的划分。本来，“士”在殷周两代，是奴隶主贵族中最低的一个等级。在西周时，士不分文武，平时他们“修德论道”，讲习礼乐；战时则披坚执锐，攻城略地，是奴隶主政权的主要支柱。到了春秋时代，“士”的含义才有了变化。这时的“士”主要是指从事政治活动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管子》一书把士列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士只是老百姓中最高的一等。由于奴隶主和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治斗争的需要，都要招纳一大批能够为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就成为从事政治活动之士。由于从政之士，他们所接触的都是各国政权中的柄政者，因而能够在政治斗争中发挥其重大作用，甚至从政之士中有不少人自己成为执政者，对他人执掌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这些从政之士的地位不断上升，逐渐为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刮目相看。相比之下，从事文化教育之士，尤其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所谓专“治经典”之士，由于他们无权无势，又处于社会较低层次，在重大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活动中起不了多大作用，因而他们在人们心中的份量就根本无法与从政之士相比。随着他们社会作用和地位的逐步下降，他们越来越被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尤其是被手握重权的从政之士所轻视，乃至所鄙视就 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这种情况到了诸葛亮生活的东汉末年更是如此。二、[page]东汉末年，今文经学的地位已被古文经学所替代。在官学教育中，古文经学占据了统治地位。生徒在官学中所受教育的内容也主要是以古文经学为主的儒家学说。因为据历史记载，当时官学教授生徒的也主要是《易》、《书》、《礼》、《春秋》以及《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左氏春秋》等书。生长在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在他老家山东时是否读过书，受的是什么教育，虽然史无记载，但他家乡属于齐鲁文化的范围。一大批深刻影响中国文化进程的巨匠，如孔子、孟子、管子、墨子、孙武子、邹衍等都诞生在这里。这里既是周公制定礼乐制度的发源地，又是原始儒学的产生地。在儒学氛围里生活的诸葛亮，据一般情况推断，若读书，所受教育的内容也必定是儒家学说。当他十三、四岁跟随叔父诸葛玄到襄阳后，在襄阳城内生活的两三年的时间里，据《仙鉴》记载，他曾在襄阳城南学业堂读过书。他的老师司马徽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古文经学大师。因而诸葛亮所受教育的内容也主要是儒家经典，所受教育的思想也主要是儒家思想。在他后来躬耕襄阳隆中的十年期间，他除了继续精研儒家经典之外，很可能还兼及诸子的典籍。这一点既可以从他《论诸子》中看出，又可以从刘备《遗诏•；敕后主》中窥见。如果他未钻研过诸子的著述，怎么能够说出很有见解的比较诸子长短的话来：“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礼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如果他对诸子的著述毫无研究，刘备在临终前教诲后主刘禅时怎么会说到诸葛亮为其“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遂亡。要后主“可自更求闻达”（《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的话呢？但不论是儒家的教育思想，抑或是法家及诸子的教育思想，学以致用，学而优则仕却都是相同的。因而，诸葛亮所受教育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学以济世，从政做官。这既是当时“士”阶层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是诸葛亮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这种思想既是当时社会的需要，符合社会潮流，也为当时士人所向往、所推崇，因而无可非议。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人民流离失所。人心思安，社会求治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有经天纬地之才的饱学之士从政做官，成为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力挽狂澜，济世救民，使天下平定，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从而受到世人推崇是理所当然的。面一般的儒生，专“治经典”的儒士，即使是学问家，虽然他们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与社会动乱时期人们的基本要求和急切渴望相距甚远。因而受到社会的轻视乃至鄙视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代代相袭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思潮在动乱年代显得尤为突出。司马德操可谓推崇有作为的人才，鄙视儒生俗士的代表人物。《襄阳记》载：“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时务者在乎俊杰’”。诸葛亮也是如此。有三点证据足以说明。一是他在襄阳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大家知道，管仲、乐毅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政、治军人物，都有过赫赫功勋。管仲，春秋时人，相齐桓公，首建霸业。乐毅，乃战国时人，辅佐燕昭王，率领燕、赵、楚、韩、魏联军大破齐军。连下七十 城，军功卓著。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说明了他青少年时代就胸怀大志，要使自已成长为将相人物，为国家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绝不愿使自己荒老林泉，无声无息，青史无名。二是他读书 的方法也不同于一般的儒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颖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诸葛亮这种“观其大略”的读书方法正是从政做官类型人物所表现出来的读书特点。它明显不同于“穷经治典”之士的务必求精的读书方法。三是他明确地表示自己不仅具备从政当官的才能，而且具备能当大官的才能。《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载，诸葛亮在荆州时，每晨夜从容抱膝长啸而对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三人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笑而不言”。笑而不言，说明他心里认为自己仕进要比刺史郡守的官职还要高。诸葛亮这种胸怀仕进大志，表现了他青少年时代积极进取的精神及其坦诚的性格。几十年后，他在《出师表》中所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话则是他熟思练达的表现或者只是向后主表白的一个托词。后人在评价诸葛亮时谥美他若不从政为官，其诗文创作成果并不亚于陶渊明等的说法，很可能是不了解青少年时代诸葛亮心志的一种浅见。其实诸葛亮青少年时代的远大志向是从政做官，入相出将，而绝不想皓首“穷经治典”、从事诗文创作、不求闻达于天下的。[page]《三国演义》所描写的诸葛亮轻“治经典”的心态，正是诸葛亮青少年时代真实思想的写照，并非是罗贯中强加给他的虚妄之词。与《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所载的诸葛亮青少年时代思想相吻合。《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把“治经典”当成不能兴邦立事，只会寻章摘句的腐儒，他所推崇的伊尹、姜尚、张良、陈平、邓禹耿龠都是商、周、两汉时期手握重权的文臣武将，都是具有匡扶宇宙之才的卓越人物。他们都对各自朝代的建立和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拿这些人与“治经典”的儒士相比，其功勋业绩，其利益之轻重在历代统治阶级的心目中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更不用说由于身事王莽而遭历代士人唾骂的扬雄了。特别是诸葛亮所处的战乱年代，对于渴望社会安定、天下统一的黎民百姓及士来讲，当然也希望力挽狂澜、能够治国平天下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出现，而“治经典”相对来说在那个年代确实无济于世，因而被人们所轻视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三轻“治经典”，从古流传至今，当然有它合理的一面，但也确有其谬误的一面。乱世尚武，因为治乱需良将；盛世崇文，因为治国需良相，文能治天下。“治经典”，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进行学术研究工作。这是历朝历代都有过的，至今仍然需要人们所从事的工作。从社会分工来讲，无论是从政做官，抑或是从事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工作，都是社会的需要，既不能重此轻彼，也不能重彼轻此。从事各项工作或事业的人们之间也不能相轻。然而，无论历史上的从政做官之士和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之士，抑或是现代从政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和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往往不能正确的互相对待。从政之士常常以自己手中掌握的人才物大权，傲视从事学术研究、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治经典’的知识分子，这正是中国历代轻师、轻教思想难以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的重要因素所在。而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从事学术研究，“治经典”，著书立说之士，又常常以自己学富五车的专业技术知识自视清高，鄙视从政之士。这样，这两部分“士”、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距离就无疑的增大。在普通人们的眼里，从政之士，因为他们手握重权，能够解决许多问题，能为他们带来实惠、利益或者伤害，因而易于被人们所看重、所敬畏。而从事文化教育，进行学术研究，“治经典”之士，虽然学问很大，专业知识造诣很深，但带来的大多只是长远的社会效益，不是立竿见影、显山露水的利益，对于一般人们来说，并不能立即解决他们现实的具体的切身利益，不能给他们带来立竿见影的实惠，因而不被人们所看重，甚至被人们瞧之不起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结论很明显，只要“士”的分野存在，只要从政做官之士有权，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从事学术研究的“治经典”之士无权的状况存在，只要这种轻“治经典”的思想渊源不被人们所认识，尤其是从政做官之士不从思想深处根本扭转对从事文化教育、从事学术研究、“治经典”之士的轻视，乃至鄙视，并从政策措施上加以调节，那么轻“治经典”轻师轻教的社会痼疾就无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不从根本上医治好这一痼疾，则于国于民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将是十分不利的。
——该文选自《全国第九次诸葛亮学术研讨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