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历史上的赤壁之战

编者按：

电影《赤壁》的上映，让大家再一次聚焦“赤壁”。

火烧新野、大战长坂坡、草船借箭、借东风、华容道……这些故事，是如此的脍炙人口。但史书上关于“赤壁之战”的记载却与传统认识如此不同——历史上的“赤壁之战”到底是怎么回事？且让我们跟着《三国前传》的作者、年轻的历史学者于涛一起去探微索隐，寻找历史上的“赤壁之战”。

一

“赤壁之战”，如果摆在去年八月前，对于我来说，这也至多算是一个名词解答，是历史常识性的问题。只要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和意义，一一排列出来，便是答案了：公元208年，曹操挥师南下，在赤壁与孙（权）刘（备）联军激战，曹军遭火攻，大败，此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是我国古代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经典之战。

但到了八月，以公元计，应是当年拉开赤壁之战序幕，曹操挥师南下的月份，某日，台北联经的“掌门人”林载爵先生面示“赤壁”二字，于是，自己便“中了邪”似的钻进“赤壁”中。于是，那曾经只能算是历史阅读的“驿站”，成了思考历史的切入点，将近一年，才知此战，如果真的要展开打，对于自己的脑壳来讲，一定是场惨烈的大战。

二

关于此次被后人认定为意义重大的“赤壁之战”，在记载此战发起方的历史中，却是轻描淡写，只用了七个字，就概括完了，这则记载见于《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公指的是曹公，也就是曹操。通常认为的大战，竟然如此记述，有些不可思议了。如果拿赤壁之战的描写，与同样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发生同一时代的官渡之战相比，《三国志》的编撰者对于官渡之战，就毫不吝惜笔墨，用了大段的文字，将官渡之战的前前后后交待得清清楚楚。

当然，从史书编撰的角度来讲，史家对于前后两次战役的记载，采取详略有别的笔法，本无可非议。毕竟，官渡之战的赢家是曹公，在赤壁之战中他是失败者。作为晋臣的陈寿，晋国的正统是魏国让与的，为魏国的缔造者采取一些保护性的手段，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样的记载，实在让人们与传统认识上的“赤壁之战”有着太大的落差。并且，在那七个字中，只谈到了“公与备战”，对于孙吴一方却只字未提，孙吴究竟到哪里去了？

在对三国历史普及做出巨大贡献的《三国演义》中，曹公决计兵发荆州，是在三十九回，到“曹瞒兵败走华容，正与关公狭路逢。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就到了第五十回，十二回的内容都在为“赤壁之战”做铺陈，一百二十回的演义，“赤壁之战”就占了十分之一，而火烧新野、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张翼德独退十万兵、群英会、草船借箭、锁战船、借东风、华容道……，与“赤壁之战”相关的故事，是一个接一个，妇孺皆知。

不必将小说、戏曲、评书中有关“赤壁之战”的场景描述过录过来，也许大家仅凭记忆，也就已经回味起那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也会知晓为什么要将戏分做得这么足？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

一、赤壁之战是三国力量的第一次交锋。不同于此前，三家各打各的，虽有交锋，大都可以判别为双方的事儿，与三方无缘。这或许也就是“赤壁之战”的意义所在。

二、赤壁之战是最具三国特色的展现。英雄、谋略在赤壁之战发生的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印象深刻，热血沸腾。这也是“赤壁之战”的魅力所在吧！

三

如果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赤壁之战”的“战”做一个级别上的判别，此战是属于“战斗”级别的，“战役”级别的，还是“会战”级别的。

大凡战斗，规模较少，能够被史家录入史书的战斗微乎其微。“赤壁之战”要是被认定为战斗，恐怕谁也不会答应。

至于是“战役”级的，还是“会战”级的，二者的分界在西方军事家眼里，还是规模上的区分，战役规模小于会战规模。在讲述三国历史的著作中，提到“赤壁之战”，说战役的有，说会战的也有，更多的恐怕还是笼统地讲“战”。考虑“战役”一词，是一个很近代的词汇，在古代战争中似乎不具有参考价值。那就从会战的意义上来讨论，会战是参战主力在一定地区和时间内的决战。单从决战上看，就很有气魄，不仅是要决定胜负，而且是要决定整个战局。不过，这也是很近代的用语。古人讲：“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这是《孙子兵法·虚实篇》中的话。对于整理过《孙子》，写过兵法的曹公来讲，应该对这句话不陌生，曹公的理解是：“以度量知空虚会战之日。”显然，现代的定义很像是事后诸葛的分析，不如曹公的实战性的注解，宋人王皙有进一步阐发曹公观点的话语，他说：“必先知地利敌情，然后以兵法之度量，计其远近，知其空虚，审敌趣应之所及战期也。如是，则虽千里可会战而破敌矣。”在中国古代兵家思想中，“地”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要考虑到战区的地形、地貌、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等综合因素，从而来决定会战的时间点和长度，有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意思，会战目的性强，对于发动方来讲，势在必得，不容有丝毫差池。

可是，问题随之而来。定级为“会战”的“赤壁之战”，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史书记载中，可以构成“会战”级的两个前提——战区和战期却很模糊。

四

“赤壁之战”，本就是因会战发生地而得以命名。而赤壁，是否就是曹操决定发动会战的地点，后者说是会战战区的代表性地标？

从目前所见的材料看，“赤壁之战”更像是曹军在寻觅会战过程中的一次意外之战，或有研究者就径称之为遭遇战。这样一来，“赤壁之战”的战级要大打折扣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赤壁之战得以发生，最初的动因还要回溯到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公挥师南下，史书记载就表明了此次南下的一层战略意图，史称：“秋七月，公南征刘表。”

这不由得不对陈寿《三国志》中的叙事性语言，多说几句话。南朝宋人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做注时，就提到《三国志》是“近世之嘉史”，写得好，但“失在于略”。简略了，在当时，没什么大不了的，那还是当代史，尽人皆知的事情，不需要多费口舌，提个话头，大家也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可是，时间久了，记忆在消退，当代史变成了古代史，简略背后的“真实”就有些遥不可及了。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用现在通行的公元纪年，大致相当于208年的八月，在整个建安时代，曹公几乎年年都要带着部队外出征战，但凡是曹公出现在战场上，要打的仗一般是场大仗，是恶仗。仅从“南征刘表”字面意义上分析，这四个字是建安十三年整体战略形势中，最具有会战的意味，即曹公要发动的建安十三年秋季攻势，战略意图是要灭掉盘踞荆州达近二十年的刘表集团。会战的地点应该定位在刘表作为荆州牧的治所——襄阳（今湖北襄樊）。这显然没有牵扯到赤壁的事儿。如果拿下刘表，秋季攻势便可宣告胜利结束。

而事实上，曹公的战略意图还是规划得早了些。这一战略意图的实现，实现得很轻松，很简便。因为，就在曹军南下之后，刘表就病逝了，“南征刘表”瞬间成了空想。

大军既已行进，绝无止步不前的道理。况且曹公也不会因为自己设定的敌人不辞而别，而终止这场秋季攻势，“刘表”只是一个目标符号，换言之，刘表作为荆州大员，可以代表一方，才被曹公标定为此次秋季攻势的打击目标而已，这场秋季攻势实际还包含着另一层的战略意图，是曹公的真实用心所在。

五

刘表，是具有三重身份的人——名士、官员、皇亲。

在汉末历史中，刘表大名鼎鼎，是大名士。在地方，刘表的家乡在山阳郡（相当于今山东省济宁市），那是东汉帝国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刘表有着道德标兵的地位。在那场足以彪炳青史，作为时代标志的“党锢”事件中，刘表是帝国党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位列“八及”，“及”的意思是行为楷模。

党锢解禁之后，刘表被起用，进入大将军府，而那时的大将军府已经成为汉末政变的策源地，其幕后的领导人是政坛新秀——袁绍，在他的周围，积聚着一批激进分子。随着政变的升级，刘表也同其他大将军府要员一样，被外放地方，成为“钦命”的荆州刺史。身份的转变，带来的是质的蜕变。这在当时，已经被证明是具有规律性的法则——割据一方，静观时变。

而汉末乱世中的皇亲，能够形成势力，成为政局制造者的，除了刘表，还有四位：爵位最高的是陈愍王刘宠，有武功，君臣和睦，在乱世中，陈国仿佛一片净土，可惜，好景不长，刘宠被袁术派刺客暗杀；威望最高的是幽州牧、太傅刘虞，他是一位宽厚的长者，曾经一度被名士集团推举为替代汉献帝的新君，后被部下公孙瓒杀害；最早离开政治风波中心，得以实现割据一方的地方实力派益州牧刘焉，他没有看到建安时代的到来，就告别了人间天府，政权转由其子刘璋掌握；还有一位，就是在民间有着招牌式称谓的——大汉皇叔，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刘备。

六

对于曹公来说，刘表和刘备都不能算作陌生人，甚至可称作是熟人或是老朋友。刘表在大将军府的那段岁月，曹公也是那批激进分子中的一员，与大名士刘表相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刘备，提起他，曹公恐怕很难平静下来。因为，这位有着草莽气息、没落的皇亲，实在是太与众不同了。据王粲《英雄记》记载，曹公与刘皇叔结识在汉灵帝末年，由大将军指令进行的募兵运动中，将刘皇叔视为曹公的同道，曹公应该不会反对。但同道反目，却是汉末那段特定时间段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二十多年里，曹公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成为汉朝的实际主宰者，就在发动这次秋季攻势前，曹公还进行了一次官制改革，自己做了丞相。而皇叔，却始终没有摆脱寄人篱下的境遇，先是跟着自己的同学公孙瓒与袁绍作对，后来接受陶谦的“施舍”，想在徐州扎下根，却要受到袁术的欺负，还要和吕布硬拼，败下阵来，丢了地盘，去曹公那里歇脚，却感到危机四伏，借机再回徐州，引来曹公的东征，还是没得打，北上投了袁绍，被作为游击军投放到了曹公的后方，做袭扰，等到曹公腾出手来，又对皇叔来了一次清剿，皇叔只得南撤，撤入荆州境内，投了刘表。二十多年来，皇叔的人生轨迹可以这样描述：失败，逃跑；再失败，再逃跑。赔了夫人又折兵，是家常便饭。直到投了刘表，皇叔的人生轨迹线才算暂时告别了波折，已经六七年没有颠沛的感觉了，“髀里肉生”，大腿长肉，这是缺少运动的表现，皇叔发福了！

即便如此，曹公对于刘表和刘备的看法却大不相同。自保、割据的刘表，曹公看不上眼，是不足以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物，战略上可以加以藐视。这不仅是曹公自己的意见，曹公手下的几位大谋士也都这样看。但当年刘表单骑入荆州，在八年的时间里，做到“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没有几分能力、胆识，能做得到吗？曹公和他的谋士们会不会是戴着有色眼镜，错误地认识了刘表？

所以，有必要引入非曹系统的评价，对刘表进行一次综合的评估。这里主要看两个人的意见：一位是刘备的谋主，刘氏整体战略的规划者——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中，诸葛亮对荆州的分析是：“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这就断言了刘表守不住荆州。此前，诸葛亮通过自己的观察，就认为刘表是“性缓，不晓军事”。

一位是孙吴方面西进战略的鼓吹者——甘宁。甘宁是曾经近距离接触过刘表的人，亦可称作刘表旧部。甘宁对刘表的认识，与诸葛亮一致，刘表“儒人，不习军事”。在向孙权表明西进战略时，甘宁认为，刘表人无远虑，他的孩子也不成器。

这样看来，孙刘两家对于刘表的看法，与曹家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刘表受到轻视，已无可挽回。自保在遭遇到有计划的进取时，自保的壁垒终将打开。

不过，刘表受到轻视，还只是认识的表象。诸葛、甘宁在基于荆州地理形势和对主政者予以评价的基础上，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要占荆州，就要早下手，等到曹操打起荆州的算盘，那就晚了。言下之意：刘表不重要，重要的是荆州，它具有巨大的战略价值。

可是，两位的战略意图却有着本质的不同。简言之，诸葛规划中的荆州，只是他的整体战略——“跨有荆、益”——的一翼，一旦两翼齐飞，最终的指向将是天下。相比之下，甘宁的眼界就有些低了，他还是一种区域性的战略思维，占荆州，是为了图谋巴蜀，相对于孙吴来说，就是一种横向的开疆拓土，占荆州是实现从小江东到大江南的关键一步。

到这里，曹公南征刘表的真实用心就需要作出一个表白了。曹公此番南征，刘表不足道也，荆州不足道也，他真正的战略意图，就是要消灭刘备。

七

对于一败再败、败而再战的刘备，曹公极为重视，他毫不吝惜地给与了这位“常败将军”以至高无上的评语：“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天下只有两位英雄，一位是刘备，一位是曹操。

英雄是什么？

切莫用现在的概念来理解“英雄”。在那时，“英雄”是人才，是顶尖的人才。曾经追随曹公，经历过建安时代风雨的曹魏重臣刘劭，为后世留下了一本叫《人物志》的书，书中就有专篇详细诠释了“英雄”，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英雄观。

在《人物志》中，英雄是要被分解的。英的表现是文，是聪明，有智慧；雄的表现是武，是勇猛，有力气。历史上的大人物，大都不可能英雄兼备，或更多地表现为英的一面，这样的人可以为相；或更多地表现为雄的一面，这样的人可以为将。为相、为将，也只能算是偏才。真正能够英雄兼备者，廖若晨星，英雄“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这英雄兼备者，就是要成就大业的帝王。

曹操的“英雄”称号，不是自封的，那是在他还是无名之辈时，在过着“飞鹰走狗”、放荡形骸的公子哥生活时，他与众不同的表现，就让某些“先知”们感到他终将成事。“英雄”出自大名士许劭的口，“君清平之能臣，乱世之英雄”，这纯属偶然，或者可以这么说，许劭要摆脱曹操的“骚扰”，信口雌黄，赏他一个“英雄”，打发他了事。这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身处乱世的人们，谁又会把英雄曹操放在眼里呢？起兵之初的曹操，兵微将寡，在他后来撰写的类似自传性质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回忆起那段时光，说自己本可以强大，但却要克制，害怕自己逞强好胜，引火上身。这显然是不实之词。站在功成名就的立场上，回过头看走过来的路，美饰过去，是思想决定历史的表现。要知道，兵多了要养，曹操也只有散尽一次家财的机会。事实是，兵不能多，多了养不起。当时曹操的实态是要仰人资给，看富有的郡守州牧的脸色，英雄曹操也只能沦落为二流。吃败仗，流离失所，为能有一处安身之处，英雄曹操要苦苦挣扎。而刘备和那时的曹操何其相像！曹操已为英雄正名，那刘备呢？

当初，曹公把刘备称作“英雄”时，说得很从容。但刘备听到了，却很惊慌，“先主方食，失匕箸”，吃饭的家伙儿掉了，虽然英雄刘备可以借天气突变，雷声大作，来加以掩盖，但内心的不平静，却可想而知。曹公在从容间创造了两位英雄，可“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岂能为此，做出更改的道理？

此英雄既已得势，彼英雄尚在落魄中。就在英雄诞生的那一时刻，此英雄要消灭彼英雄，易如翻掌，毫无悬念。并且，曹公的心腹们，像程昱、郭嘉等人，也都在极力劝说曹公，一定要除掉刘备，免生后患。

但曹公好像还没有想到要“孤芳自赏”。直到英雄刘备借机脱逃，再树旗帜时，曹公才有些后悔。后悔的英雄，随即受到算不上英雄的袁绍的牵扰，自此，这个心结竟然一结八年。

建安十三年秋，曹公挥兵南下。

八

稍稍分析一下建安十三年秋荆州军力的布防，不难发现，最先进入战斗状态，抵挡曹军兵锋的就是已经驻扎在樊城的刘备部。樊城与襄阳夹汉水对峙，是襄阳的北部屏障。

在曹军南下，大兵压境的紧急形势下，襄阳方面应迅速做出应对才是，毕竟这关涉到荆州的生死存亡。而刘表的过世，系属突发事件，他的解脱，却无异于将自己亲手经营近二十年的荆州推向了解体的边缘。继任者是刘表的次子刘琮，被甘宁看作不成器的孩子。他想走父亲的老路，要自保，就必须抵抗，可很快他就被淹没在荆州主降派的唾液里，失去了主政者的主见。

这一切，包括曹军的动向，襄阳方面对樊城一度在严密地封锁着消息。直到刘备觉察到荆州北部边境出现了曹军主力的集结，派人去襄阳探寻消息，才被告知——荆州已降。刘备闻知，第一反应是“大惊骇”，有这样的反应，确实很正常。自己还蒙在鼓里的时候，就被卖了，搁谁谁都要“大惊骇”。这与是不是英雄无关。

现实摆在面前，前有曹军主力，背后的城池已经变了颜色，腹背受敌，深陷险境。虽多年未经大的战事，英雄可能在体态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应变的本能足以让他当机立断：快撤！

可是，聪明智慧的诸葛亮却有些迟疑，他要劝说刘备回心转意，攻打襄阳，占据荆州，塑造自己战略规划中的那只翅膀。这时转为进攻，未免有些天真，书生气重了些，一旦攻下襄阳，就意味着要把刘备刚刚组建的新军，直面久经沙场的曹军。没有接触过曹公，恐怕诸葛还不知道那位英雄非浪得虚名。新军碰曹军，胜利只能寄托于奇迹的发生。

快撤！打不赢就跑，这是刘备多年的实战经验。跑晚了，家底就要赔得精光，那滋味，真的不好受！

有趣的是，樊城撤防，襄阳方面却突然冒出一位主战者，一位荆州军的将领，他认为，荆州降了，刘备跑了，曹操一定会松懈下来，放松警惕，他要出奇制胜，拿下曹操。胡三省对这位将领的评价是：刘琮采纳了他的建议付诸实施，曹操就完了。

可是，在得知刘备跑了的消息后，慢进中的曹公，突然加速了，舍襄阳于不顾，史称：“操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这一日一夜，走了刘备大约三十天的路程。曹公由慢转快，刘备由快转慢，究竟是什么促使了二位英雄在速度上的转换？

从史书上的记载看，曹公的提速，是因于他对刘备去向的判断。刘备要去的地方是军事要塞江陵，在那里有着充足的战备物质，一旦据有，实力倍增。预计在樊城就可以轻易解决的问题，正在复杂化，曹公的焦急可想而知，也应该予以理解。

但不理解的是，刘备的减速。既然将后撤的地点选在江陵，为什么迟迟抵达不了？他的手下也有这个疑问，得到的回答是：“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刘备后撤，大批民众随军，号称“十余万”，辎重数千辆，这哪是在战略转移，分明是在大搬家。既然要“以人为本”，就不能静态地去思考，去受一时话语的感动。还是按刘备的思路，测算实际的结果：曹军追到，刘备打不赢，胜不了，“本”必为曹军掳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事实是，当阳长坂一战，曹军胜，刘备败，“本”归曹操。但刘备未因“本”而亡，是舍“本”而亡。前一亡是死，后一亡是逃。死为刘备不取，逃却是刘备的常规动作。

至此，是不是可以不从“人本”出发，去理解刘备的减速。也是在当阳，孙吴的使者鲁肃先于曹军见到了刘备。而刘备是否在当阳已盘桓许久？这是无法解密的。鲁肃问刘备的第一个问题是：“今欲何至？”刘备的回答是：“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不去江陵，而去苍梧，说明了什么？后撤缓慢，缘于方向不明，归宿难定。

然而，鲁肃的到来，却让无所适从的刘备看到了希望，当阳成了他人生的转折地，他知道了路在何方——向东，孙刘联合。聪明智慧的诸葛亮早已说过，一定要把孙权视为盟友。

九

鲁肃的到来，孙吴的加入，终于可以让“赤壁之战”打响了。但我又不得不草草地收尾。这场意义重大的经典之战，何时开战？战期多长？主战场在哪里？还有那著名的一把火，烧的是船？还是簰（筏子）？当事人王粲在《英雄记》讲：“须臾烧数千簰，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去。”史家惜字如金，简而赅的文字，为大文豪们预留了驰骋的空间，却为历史制造了充足的遗憾。

单说那让文人骚客追古怀思的赤壁，说江汉五赤壁的有之，说江汉九赤壁的有之，有传统的意见，有新颖的破解，究竟在哪里？历代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开战时间未知，战期不详，主战场不明，惟有结果，惟有曹公追索刘备的信念。结果：孙刘胜，曹公败。失败了的英雄请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代写一封给孙权的信，信文中有几点很有趣味：一是，赤壁之战，败在水土不服，船是我自己放火烧的；二是，你以为你会打水仗，长江这么长，你守得住吗？三、你要看清形势，要效忠，条件只有一个，擒刘备。

杜牧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真是很羡慕这种心境。年初，小寒过后，或许当年赤壁之战的开战时间就在这前后，我来到了武汉，在晴川桥上看今天的汉水入江，武汉江面数桥横架南北，顿时想起孙吴主降派代表人物张昭的那句话：“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看来，历史的信息还没有因为天堑变通途而磨洗掉；傍晚时分，来到了黄冈，登上文赤壁，却不知何处可以“架一叶扁舟”，怎样才能遥想起“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的往事，就又有些迷失了；翌日，飞奔蒲圻，武赤壁在雾中，临江而立，那镌刻在石壁上的两个红色大字，隐约于脚手架后，似乎是有意在捉弄着我畅想的思绪；渡江到乌林，那漫漫的滩涂，居然让我有了曹公在世，重新再战的错觉，这莫不就是当年的战场？

记于戊子年 小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