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姜维的九伐中原
《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十九“孔明以智伏姜维”,写姜维识破了诸葛亮的调虎离山计,并且在天水郡大败常胜将军赵云。诸葛亮见姜维“行兵用计”与自己相同,“喜爱无限”,于是采用声东击西的计谋,收服了姜维。姜维本是“文武双全,智勇足备”的“当世之英雄”,加之诸葛亮的亲授兵法,在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战斗中,的确不负诸葛亮对他的精心栽培,多次献计献策,立下了不少战功。诸葛亮临终前,把军事大权亲手交给了姜维。作为肩负“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大业重任的姜维,九次兴师伐魏,最终以身殉国。
凡论及姜维这一艺术形象的文章,都给予姜维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笔者以为,姜维对蜀汉事业的确无比忠贞,他那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敬业精神,的确可歌可泣,但我们在张扬他的道德人格的同时,同样不可忽视他不顾国情民愿,屡屡伐魏,使“两川生灵,大罹兵革,肝脑涂地”,劳民伤财,损兵折将,从而加速了西蜀灭亡的惨重教训。
姜维受羁旅托国之重任时,西蜀政权已如同岌岌可危的大厦。诸葛亮时代的政通人和、君贤臣良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姜维所面对的,是一个“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死。入其朝,不闻直言;径其野,民皆莱色”的君庸臣懦、宦官为祸的西蜀政权。可以说,此时的西蜀,已是自顾不暇,从何谈伐人之国? 同盟国东吴,也是内乱四起,此时的吴、蜀联盟已名存实亡。曹魏尽管君主更替频繁,但大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文武双全、智谋出众的司马氏家族手中,加之邓艾、钟会等人中之杰层出,且都受到司马氏的赏识和重用,故而此时的曹魏国力仍然强盛,锐气仍然旺盛。
孙子兵法云:“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姜维只看到曹魏统治集团内部君主更替频繁,却看不到由于司马氏在曹魏的统慑力量;对西蜀的国力又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认为西蜀“粮足支用数年,人强马壮,军器皆整。”由于他对当时天下的客观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所以他没有利用司马氏集团忙于内部的权势之争,无暇对外军事扩张的机遇,加紧修理内政,休养生息,振兴国力。相反,却错误地认为司马氏忙于权势之争,是自己伐魏的机会。俗语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要图生存,要求发展,把握机遇是非常重要的。姜维缺乏清醒的头脑,不能摆正振兴国力和“恢复中原”的关系,一味强调“效丞相之志”,凭意气用事,贸然北伐,不仅错过了壮大自己的难得机会,且使鸡蛋碰石头,这无疑又给原本已满目疮痍的西蜀的伤口上抹盐。是的,敌国内乱,的确是取胜的有利因素,但决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尤其是当自己的力量远不如对方时,乘人之危的侥幸心态,往往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姜维九伐,胜少败多,不仅“兴复汉室”成为一句空话,而且由于屡屡“妄损军马”,大大耗费了西蜀的国力,西蜀较东吴更早被魏吃掉,姜维对此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如果姜维当时能听从费炜和谯周的劝谏,“藏器待时”,“居险守分,恤军爱民”,不仅能保国治民,“ 恢复中原,复兴汉室”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这个“武侠遗愿”可能不能由姜维亲手实现。姜维曾说过:“人生处世,如白驹过隙,似此迁延日月,何时恢复中原也?”他急于建功立业,头脑发热,因而往往作出错误的决策。
姜维第一次兴师伐魏,是见司马懿谋杀了曹爽,魏主曹芳懦弱,认为有可乘之机,丝毫不考虑当时的西蜀,也是“蒋琬、董允相继而亡,蜀中缺宦”。在朝中缺宦的情况下兴师伐魏,结果是自己“折兵数万,回汉中讫,收聚军马,托疾不出。”蜀汉延熙十六年秋,姜维第二次起兵二十万伐魏,郭淮、陈泰用计灭了羌胡兵,断了姜维的后援,姜维又“折了许多人马,一路上收扎不住,自回汉中”。正元二年,姜维见司马师病目而亡,认为时机又成熟,不顾“蜀地浅狭,钱粮鲜薄,不宜久远征伐”。第三次兴师伐魏,虽然没有损兵折将,但却是空劳民力。第四次伐魏,在段谷被邓艾打得大败,是“弃甲抛戈,丢旗撇鼓,各逃性命者,不可胜数”,姜维自己也差点丢命,荡寇将军张嶷为救姜维,被魏兵乱箭射死,可谓损失惨重。姜维第七次起兵十五万,车乘数千辆,杀奔祁山,是因为司马昭杀了曹髦,立曹奂为君,认为“伐魏方有名矣,”此次伐魏虽然大获全胜,可姜维也是“自己却折了许多粮车,又毁了栈道。”
蜀汉景耀五年冬十月,姜维第八次兴师伐魏,“夏侯霸同五百军,皆死于城下,身上乱箭如柴,其余蜀兵尽皆溃散”,而姜维自己是“左冲右突,死战得脱”。姜维不顾生灵涂炭,屡屡伐魏,难道我们还要闭着眼睛,为姜维的屡屡损兵折将,劳而无获高唱什么“百折不挠”的英雄赞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