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不可为不为之，诸葛亮为什么一生坚持北伐

在今天成都武候祠，有一副清人赵藩写的攻心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副对联是后世对诸葛亮评价里面最有名的一幅，曾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它一方面肯定了诸葛亮以“心攻”评定南中的智慧，另一方面也委婉的批评了诸葛亮没有审时度势，穷兵黩武发动多次劳而无功的北伐，最终将蜀国的国力挥霍一空，致使其成为三国中最早灭亡的一个国家。

这个观点在近代以及现代得到诸多的认可。很多人认为诸葛亮治国，治理内政是一个好手，但对外战略，特别是北伐，其诸多举措常常被人杯葛。普遍认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是受到质疑的，太过求稳的结果就是军事上的保守，这叫诸葛一身唯谨慎。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魏延曾经在北伐时候提出过的一个观点，即著名的子午谷奇谋。这一谋略在当时和后世都引起了广大军事爱好者的争论。客观的说，在蜀国总体综合国力落后于魏国的情况下，又是劳师远征，军事上的用奇冒险应该说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但是诸葛亮却坚决否决了任何冒险，继续着看似徒劳无功的北伐。这当然会引起大家的诟病了。

当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学术界对后出师表的真伪有争议）里面很明确的说明了北伐的缘由，即“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材，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于待亡，孰于伐之？”。这段话说得很清楚，反正你不打曹魏，曹魏最后也要灭你，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趁其立足未稳，中原人心向汉的机会，大举北伐，或许尚有一线生机。这样看来，似乎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品三国的易中天老师就赞成这个观点。

但是仔细一想，也不尽然。实际上当时曹魏也没有要进攻蜀国的企图，而且似乎可见的将来也没有这个打算。在分裂时期，按理说只有势力强大的一方才会坚持统一，势力弱小的一方更愿意保持独立，这叫国强主统，国弱就主分。道理很简单，国弱了还主统，那不是找死吗。但是三国时候的蜀国是个例外，国力弱小却力主统一，还不依不饶，又是六出岐山，又是九伐中原。其实这个主要和蜀汉政权的性质有关系。我们知道，刘备起兵就是凭借自己皇族的身份，打的就是要匡扶汉室的旗号。后来夺取西川成立蜀汉政权，支持统一更成了其政权合法性的根据，因为只有承认蜀地是大汉王朝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大汉皇室自居的刘皇叔才能在蜀地名正言顺的进行统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蜀国必须主张统一，必须打出已经名存实亡的汉王朝的旗帜。所以说，诸葛亮的北伐并不完全是曹魏逼迫下的一种无奈选择，也是其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必要保证。那么蜀汉离开这个合法性就无法生存吗，又有什么力量让蜀汉不惜为此挑战曹魏呢，在我看来，这都是蜀国内部本土势力的强大压力下蜀汉统治阶级的被迫选择，也就是说，诸葛亮北伐，更多的是彰显其统治蜀地的合法性，遏制所谓的“蜀独”。

三国时候的蜀国，主要有三股力量组成，即蜀地原有的本土力量，刘璋带入蜀地的东州集团和刘备最后入蜀的荆州集团。这三大力量从人数上来说，当然是本土大于东州再大于荆州了，但从统治的角度讲，这个关系却完全折返过来。即最上层是最后来自中原的荆州集团，而次之则是东州集团，最底层才是广大的本土势力。这种族群构成如果我们做一个历史的纵向比较，就会发现这和我们一个小岛上本省人，客家人以及外省人的构成惊人的相似。这种以少数族群统治多数族群的政权，一定是一个极不稳定的一个政权，因此蜀汉的统治者必然面临来自本土势力的强大挑战，这时候，按照转移内部矛盾的传统作法，蜀汉也一定会成为三国中最有侵略性的一个国家，只有将更多的本土势力从“蜀独”的梦想转移到“大一统”的正轨上来，这样蜀汉的统治阶级才能稳定蜀地的局势。所以对诸葛亮来说，既面临曹魏的外在威胁，也面临内部本土势力抢班夺权的巨大压力，实在是两难啊。冒昧的揣摩一下，诸葛亮作为来自中原的儒家士族阶层，对于蜀地本土的势力多半是瞧不起的，毕竟这些地方在当时更多是蛮夷之地。如果一定要在灭亡于蜀地本土势力和中原曹魏势力之间作一个选择，那我倾向于诸葛亮更愿意亡于曹魏。这可以从诸葛亮后来对本土势力的严厉打压中找到证据，某种程度来说，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吧。这种内心的矛盾和两难我想后世在台湾掌权的国民党统治阶级也应该心有戚戚焉。

所以现在可以回答诸葛亮为什么不支持魏延的计划了，因为诸葛亮的北伐主要就是出于转移内部矛盾的目的。赢了当然是一个意外之喜，但是输了却可能导致整个政权的崩溃，这个风险实在太大。所以当魏延提出一个冒险计划的时候，当然会被诸葛亮否决。其实从军事来看，北伐和后来委员长长期叫嚣反攻大陆是一回事，都是出于政权稳定的考量，出于政治宣传的必要，从纯军事角度讲，聪明如诸葛亮者又岂会不知军事灭曹难如登天，这种不断的劳师北伐绝对不是后世所说的穷兵黩武，而是对政权稳固的深远考量，因为军事首先要为政治服务，在这点上，魏延等辈是无法领悟到诸葛亮的苦心的。

如果大家赞同上面的这些分析，那么另一项长期以来加于诸葛亮的罪名也就很好解释了。我们常常把蜀汉后期“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归结于诸葛亮太过事必躬亲，甚至是过于贪权，忽略了人才的后继培养。这实在是冤枉了诸葛亮，诸葛亮的内心，一直在警惕本土势力的蜀独活动，从他斥退蜀独的代表人物，同为托孤之臣的蜀人李严就可以看出来，诸葛亮至死都只在荆州集团内部培养继承人，在他的内心，是不信任这些益州本土才俊的。在这一点上，诸葛亮无疑是有长远的眼光的，因为千年以后，台湾的外省人蒋经国不正是培养了一条白眼狼的本省接班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