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妙评三国：诸葛亮《隆中对》有战略失误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三国人物当中，诸葛亮是毛泽东谈得较多的一位，大概也是毛泽东最为推崇的人物之一。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在《讲堂录》里就说诸葛亮是“办事之人”，他多次提倡人们要学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后而已”的精神。他自己曾经表示：我也要鞠躬尽瘁，死后而已呢！

“鞠躬尽瘁，死后而已”这八个字出自《后出师表》。毛泽东把两个《出师表》都读得烂熟。他认为，虽然《后出师表》不是出自诸葛亮的手笔，但仍不失为一篇好文章。在１９３９年１月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的发刊词里，他引用了“从前人说，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在战斗中借鉴诸葛亮的经验。他曾经说：这里有条小河叫蜀水，常使我想起诸葛亮。诸葛亮用兵不厌其诈，我们也来学学孔明，怎么样？

毛泽东十分重视诸葛亮的宣传鼓动技巧。１９３０年夏天，毛泽东在红四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到宣传鼓动工作时，他介绍了三国时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战胜夏侯渊。但是，智谋高超的诸葛亮使用“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令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则甘受军法。他说，我们的战士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用不着使用“激将法”。但是，我们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

１９５０年４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对董其武将军说：有人害怕共产党，那有什么可怕呢？共产党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没有私利可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们国家搞好。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

毛泽东经常向干部和群众说诸葛亮的故事，教育他们重视学习文化和历史。１９５８年秋，毛泽东在河南郑州接见南阳县委的一位书记，问他：你们南阳，旧称宛城，是个古老的市镇，藏龙卧虎的地方哩！南阳有个卧龙岗，据说诸葛亮曾在那儿隐居过。诸葛亮，能人呵！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诸葛亮是哪里人呀？你知道吗？毛泽东等了片刻不见回答，便自己说：诸葛亮是山东琅琊阳都人。阳都，就是现在的沂水县。毛泽东接着又问了南阳农民生活。在分手时，对他说：我给你留下两句临别赠言：第一，学一点历史知识；第二，要关心人民生活。

毛泽东对诸葛亮采用屯田制巩固边防给予充分的肯定。１９５５年元旦，他在与王震讨论退伍军人的安置问题时，说：可以组织屯垦戍边嘛！中国古代就有屯垦制，管仲搞过，诸葛亮在汉中也搞过呢！开荒就业，治疗战争创伤，巩固边疆，应该是个好办法。

毛泽东还对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大加赞赏。１９６２年２月，他在和南京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孔从洲谈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时，又谈了诸葛亮的兵器改革，说：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种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

在毛泽东看来，诸葛亮最可宝贵的是处理民族关系的艺术。他对诸葛亮的“七擒七纵”非常赞赏，并把它视为处理民族矛盾的一个好方法。

１９３５年５月初，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到安顺场，当得知总参谋长刘伯承已妥善处理了和彝族首领结盟的事情后，很高兴地询问：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说服了小叶丹呢？

１９４９年，当习仲勋妥善争取青海省昂拉部第二十代千户项谦归顺成功时，毛泽东对习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１９５３年８月，当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向毛泽东汇报贵州擒获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时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毛泽东说：不能杀。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他又说：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１９５６年４月，在与天宝（桑吉悦希）、瓦扎木基谈及有些民族地区出现有被俘的叛乱分子，放回后又叛乱的问题时，毛泽东又告诫说：诸葛亮就是七擒七纵，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不可以八擒八纵呢？据当时的凉山彝族代表瓦扎木基回忆，当他向毛泽东汇报凉山人民要求废除奴隶制度，实行民主改革时，“毛泽东从三国时诸葛亮说起，引经据典，教育我们要有气魄，有胆略，搞好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

毛泽东十分赞赏诸葛亮制定的和戎政策，认为这在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毛泽东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空白处，画了很多圆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彝族领袖孟获，以及在平定南中后大力安排、任用地方豪强为官吏的事迹。他说：这也是诸葛亮的高明处。

当然，在毛泽东看来，诸葛亮也并非完人。他曾经就错用马谡一事，对诸葛亮作过批评。１９４８年，他对警卫员说：我毛泽东一不是释迦牟尼，二不是诸葛亮。说是诸葛亮，也有错用关羽和错用马谡的时候啊！当警卫员问及马谡失街亭，害得诸葛亮只得冒险摆空城计时，毛泽东说：这也是诸葛亮用人不当呢！后来，毛泽东读《资治通鉴·卷七十一·魏纪三》有关失街亭斩马谡文字，在天头处，对诸葛亮出师首战不在最前线写有眉批：初战，亮宜自临阵。又在《魏纪四》就诸葛亮出师木门道杀张郃事，作了眉批：失街亭后，每出，亮必在军。他认为，这是诸葛亮接受了教训，所以街亭之败，诸葛亮也是要负重要责任的。

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中国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１９５９年７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人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不可能如同孔明那样，事先安排定锦囊妙计。他在读苏洵《权书·项籍》中有关评说诸葛亮“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一条时，写下了精彩的批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历来史家大都赞誉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战略思路，但毛泽东的评价却独树一帜，且言之成理，可谓卓见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