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战役分析

官渡之战战役分析正如史学家们所评价的，官渡之战是一场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大决战。这一战使曹操最终在黄河中下游流域这片当时中国最繁荣、富庶，文化最发达的地域确定了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且这一战还是以弱克强的经典战例。曹操是如何取得战役胜利的呢？我们可以从双方的政治、政策、战略和战役指导等方面作一分析。一、对汉献帝的态度在袁绍内部，围绕对汉帝的态度曾发生过争论。当汉帝东逃，暂驻河东时，袁绍曾派郭图前往表达忠诚。袁绍的谋士沮授（一说即是郭图返回后）对袁绍建议道：“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庭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计不庭，谁能御之！”但反对意见则认为：“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与曹操不同，袁绍听从了后一种意见。史学家们常常认为，袁绍拒绝沮授“宜迎大驾，安宫邺都”的建议，是他在政治上失败的重要原因。我认为，这一观点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了。这两派意见应该说都是很深刻的，而反对者认为的“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很值得一听。自董卓之乱以后，中国的政治资源分散了。军队和财政落到了各地方势力的手中，但威望和人事权依然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实现政治资源的整合是当时政坛力量组合的关键。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的联合，当然是实现这一整合最直接的手段。从历史的结果上看，“挟天子而令诸侯”无疑是曹操由弱转强的关键性战略步骤。但同样明显的是，实现政治资源的重组并不是只有联合一条途径。利用经济和军事力量攫取人事权和政治威望也是一个途径。从历史上看，这一途径应用得更加普遍。要知道，袁绍的地位和曹操是不同的。他们各自的战略图谋也不一样。自从山东军事起，袁绍被推为盟主后，东方在事实上处于独立的状态，袁绍拥有东方的最高权力，是“无冕皇帝”，不仅拥有最大的财政力量，也拥有事实上的人事权。徐州牧陶谦死后，徐州高级行政官员推刘备代领徐州，是向袁绍写信，请求认可。同盟军势力范围内的高级行政官员的任命，各地推举“孝廉”，也都是到袁绍处办理，由袁绍认可。不仅如此，袁氏家族“四世三公”，故吏、门生遍于天下，政治影响根深蒂固；加之袁绍从青年时期就乐于结交各层次的英才，个人威信很高。拥有如此地位的袁绍，其考虑的是如何实现自己的家天下，夺取全国政权，而不是“位极人臣”。因此，反对者的意见更符合袁绍的战略企图。即使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不得不打一打汉家的旗号，也完全不必把汉帝留在自己身边，遇事掣肘。这是其一。其二，用联合的办法实现政治资源的整合，其副作用也不小。在联合的过程中，控制与反控制、联合与斗争的矛盾始终贯穿。要想实现“挟天子而令诸侯”必须有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博大的政治胸怀。历史学家们常认为，曹操在汉庭中似乎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而汉庭系统的人多无实权。这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历史学家们没有注意到，曹操除了依法拥有的司空府幕僚外，并无自己独立的行政系统，他对政权的控制是通过正常的行政系统完成；他的亲信、部将也都出任国家官员；不存在两套行政机构并存的现象。在实践中，曹操也没有对所谓汉庭系统的人有任何歧视，钟繇的任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至少在曹操进入中央政府之初，他不过是朝庭诸多政治集团中的一个，当然是力量最强的一个，但也绝对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皇帝仅仅是一个象征，实际行政权由专权的大臣（通常是皇亲）或宦官掌握，在东汉是一种惯例。曹操不过是循例而行（这一政治习惯一直延续到三国、两晋时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在蜀汉政权中也扮演着专政大臣的角色）。如果说，在一个中央集权的时代，专权者还拥有一定的行动自由的话，在一个群雄纷争的时代，这种自由肯定会大打折扣。换句话说：曹操在朝庭中的政治影响力绝不大于“十常侍”或何进，更无法与董卓相提并论。汉献帝刘协绝不是一个昏庸的皇帝。在长安、在弘农、在河东、在洛阳、甚至在许县，无论处境多么险恶，很多朝庭官员始终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李傕、郭汜之乱时，朝庭大臣和高级将领无不身先士卒，舍命拼杀。史书记载在这期间阵亡的高级官员达十多人。有史料暗示，曹操的重要谋士之一荀彧到了后期，其政治倾向也逐渐地移到汉帝一边，而疏远了政治势力如日中天的曹操，汉帝的人格魅力和政治号召力可见一斑。汉帝刚刚迁到许县，曹操将带兵讨伐张绣，向他辞行，刘协出人意料地援引长期无人采用的古例，令武士将曹操“叉戟夹颈”上殿，给曹操一个下马威。在董承、刘备“倒曹”的秘密政治活动背后，也有汉献帝的影子。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要作到“挟天子而令诸侯”，既对汉帝保持相当的影响力，又能维持表面上和谐，大概也只有高明如曹操者能够实现。如果换了袁绍，自己的力量被汉帝兼并不说，本人还可能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与汉帝公开分裂，成为第二个李傕、郭汜，“挟天子而令诸侯”，实现政治资源的整合肯定会成为泡影。曹操东征西战，在决定性的方向，决定性的战役中，大都是亲自领兵出征，从建安二年到建安五年，曹操在外征战的时候多，回许县的时候少，官渡之战后，曹操更是长年不回许县，但后方大致维持着一种安定的局面，这和曹操能有效地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维持一种政治势力的均衡有很大关系。——当然，汉献帝本人的政治眼光和政治选择也起了作用：他肯定认识到，在朝庭中找不到任何政治势力可以取代曹操。其三，袁绍和汉献帝的个人关系也十分紧张，这使袁绍不可能拥立汉帝。早在董卓议废少帝，立新帝时，袁绍就表示反对。但在董卓的推动下，献帝终于即位了，而且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董卓将汉庭迁往长安后，袁绍又图谋不承认献帝，而要另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这些行为无疑造成了袁绍和汉献帝之间个人的隔阂，汉帝在得到曹操的支持后，立即下诏给袁绍，指责他“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 （这一诏书多数史书都认为是曹操发出的。但这与曹操在这一阶段的言行不一致，极有可能是汉帝自作主张发出的）这一切都使袁绍在拥戴汉献帝时不能不有所顾忌。这一层顾忌，在曹操是不存在的。因此，尽管“挟天子而令诸侯”在曹操是十分高明的一着棋，但在袁绍却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作到的，甚至是有害的。袁绍失败的政治原因并不在此。他的错误在于，当曹操取得了“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地位后，没有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袁绍似乎没有认识到，控制了中央政府已使曹操在政治上拥有巨大的主导权，在他的眼里，曹操似乎还是那个遭到朝庭通缉，东躲西藏的小子。从建安四年三月击败公孙瓒到次年二月兵临黄河岸边，在长达十多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从政治上削弱曹操。他向曹操提议迁都邺城，这无异于承认了曹操在政治上的优势。然后就只是让一个叫陈琳的墨客写了一篇文章把曹操的祖宗三代骂一通完事。同时，袁绍也没有为自己发起的战争寻找任何政治依据。甚至他的谋士沮授提醒他：“曹氏迎天子安宫许都，今举兵南向，于义则违。”他也不以为然。也许在他看来，只要大军兵临城下，一切就都解决了。记得在山东讨董盟军起事时，来自朝庭内的支持微乎其微。朝庭官员几乎都不同意用军事手段驱逐董卓。这并非因为他们对董卓有什么好感，而是因为“自古以来，未有下土诸侯举兵向京师者。……‘投鼠忌器’，器犹忌之，况卓今处宫阙之内，以天子为藩屏；幼主在宫，如何可讨！”现在主政的曹操怎么说也比董卓强得多。如果不对举兵南下作出充分的政治说明，那么袁绍的举动无异于反叛，只会促成朝庭内各集团加强团结。董承以皇亲的身份，又拥有车骑将军（在将军序列中名列第三）的职位，领头反曹，几乎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身在官渡的曹操连许县都不用回就把他给解决了。没有皇帝和朝中官员的全力配合，这是不可能的。袁绍一味迷信于自己的武力，这甚至使他的高级官员也对战争失去信心。沮授行前把自己的家财分给自己的亲戚，对他们说：“以曹兖州之明略，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公孙，众实疲弊，而将骄主忲，军之成败，在此举也。”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用这样的一支部队去打仗，不失败才怪呢！由于提不出适当的政治目标，不仅不能凝聚起士气，连胜利的标准也变得模糊了。除非一战而全歼曹军主力，否则取得什么战果才能认为是取得了胜利呢？尽管这一仗事实上是在官渡结束的，但这一点也不说明官渡就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点。如果曹操认为在官渡作战不利，他完全可以在战略纵深内、在许县城下、甚至就算连许县也保不住，只要曹操的主力保存完整，他还可以在其它地方（比如说兖州）继续组织抵抗，使战争旷日持久下去。他只要有一场胜利，就可以打败袁绍；而袁绍除了在军事上给予曹操歼灭性打击外，他几乎找不到其它可以赢得战争的途径——而他又没有适当的目标逼曹操非和他决战不可。袁绍尽管拥有强大的力量，但这一力量相对于他的战略任务来说是太小了；曹操尽管力量较弱，但却足以承担起所赋予的战略任务。由于政治运作不当，袁绍和曹操在战略上的优劣变得颠倒了。我倒认为，从袁绍的角度看，正确的作法应是尽量促成汉庭的全面崩溃，彻底砍倒各政治势力心目中的旗帜，逼迫各政治力量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促成他们的分化。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作为当时势力最强大的地方力量，袁绍有不小的机会夺取政治主导权。当然，由于袁绍先天上有很多弱点，他还是可能最终失败，但这一局面毕竟是对袁绍最为有利的。如果作不到这一点，最低限度也应尽量离间曹、汉两方，迫使曹操遇事挚肘。二、战略的选择后世普遍认为，袁绍未采取沮授、田丰等人的意见，而对曹操取急攻的战略，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其实并不尽然。沮授、田丰等人的意见其实是要在政治领域进行一场“和平较量”，而政治领域恰恰是袁绍薄弱的领域。从史实中看，袁绍连刘备而刘备败亡；连张绣则张绣降曹；连孙策则孙策观望，在政治领域屡屡失败，可以作为“此路不通”的明证。而且不论是缓和派还是激进派的意见，都把目标锁定在曹操身上，两者在实质上的差距并不大。相比之下，还是曹操的战略眼光更远大一些。早在他刚刚得到袁绍那封傲慢的书信时，他就对荀彧说出了自己的忧虑：“然吾所惑者，又恐绍侵扰关中，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他认识到与袁绍较量的关键在于关中，在于西方。直接与袁绍对抗并不是最可怕的——尽管暂时还是以避开为好。因为袁绍所部无论在战斗力、后勤保障、将帅的战役、战术修养上都不如自己，正面对抗有取胜的希望。但如果袁绍在拥有北方四州的基础上再在西方插上一脚，“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那问题就严重了。尽管曹操派出钟繇前往安定关中，给了他“不拘科制”的绝大权力，而单枪匹马的钟繇也奇迹般地完成了任务，但应该说，曹操的措施只是临时应付性的，并不能真正避免这一危机。如果袁绍依托并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西省）“表里山河”的优越地理位置作为战略后方，派出一支精干的部队，配合以政治手段，西出关中；同时控制主力于冀州，使曹军不能全力西顾。那时的关中几乎是一个政治真空地带，而只要封闭住潼关、武关等少数几个要点，就能完全封闭曹操与关中的联系。势单力薄，完全靠反复无常的马腾、韩遂所部作为军事基础的钟繇想继续他的成功是十分困难的。当然，曹操也会采取一些对抗措施，但选择范围有限：第一，他可以集中力量出潼关，直接参与关中的争夺，则袁绍主力乘虚从冀州南下，彻底打烂曹操的根据地。第二，以主力出并州，攻击袁绍的前进基地，则袁绍可以令并州据有利地形固守，而以主力拊曹操侧背。第三，曹操直接带兵进攻冀州，则在冀州某地进行决战无论在政治上、劳逸对比上、损耗补充上、后勤保障上都要比在官渡好得多。曹操在曹、袁争夺的开始就看清了这一切，而袁绍包括他的高级参谋集团直到最后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曹、袁之争的成败事实上早已经决定了。应该说，直接出兵与曹操决战尽管不是最有利的战略，但也不是一个失败的战略。毕竟，袁绍的兵力比较雄厚，与曹操的军事力量相比占有相当的优势，特别是考虑到袁绍在政治上十分无能，政治人才又十分短缺，想要挑选一名足以将西方之事相托的统帅之才难度很大（即使是田丰、沮授之辈能否胜任也不无疑问），选择在战场上直接击败曹军也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袁绍采取的措施是集中自己的兵力沿着直接的路线向许县突击前进，以此逼曹操与他决战。尽管如前面所分析的，这一军事战略并不能充分保证实现自己的战争目的，但袁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路线。比如，先占领兖州，与徐州的刘备取得联系，再从那里指向许县，会不会更有利一些呢？这是可能的。但曹操对此早有准备，那就是把青州彻底打烂。如果袁绍真的进入兖州作战，那他将不得不从冀州获得补给，从而把漫长的运输线暴露给曹操。实际上，袁绍在战役的发起阶段以白马作为首攻目标，未尝不是以冲入兖州相威胁，但一发现曹操有进袭其后方的迹象后，也不得不把自己的正面转过来，以掩护后方。后世还有人提出过从并州、冀州、青州分三路南下，齐攻许县的方案。这一方案风险尤大。在当时的条件下，分开数百里的三路大军不可能作到战役上协调行动，而行动稍有参差，反而会被曹操在许县附近各个击破。考虑到袁绍军队的实际情况，集中兵力沿最直捷的路线突击许县还是所有可选择的方案中最好的一个——尽管也不是很好。在战前准备中轻敌，是袁绍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公孙瓒坐受围者也。”因此，与曹操的决战不会是一件轻松的事。但至少袁绍不这么认为。他犯了几个战略性的错误，这些错误只能用轻敌来解释。1、 没有动员全部力量 官渡之战中，双方参战的兵力始终存在争议。正史记载袁绍的参战兵力为“精卒十万，骑万匹”；而《世语》的记载则为“步卒五万，骑兵八千”，两个数字差别不大，可能是一虚一实。孙盛评论说：曹操在占领冀州后，曾声称：“昨案贵州（指冀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由此推之，但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及幽、并及青州乎？绍之大举，必悉师而起，十万近之矣！”这实在是过于抬举了袁绍，有几个线索表明袁绍并没有动员起全部力量投入官渡之战。第一，正史记载袁绍拥“众数十万，……简精卒十万，骑万匹”云云，可知袁绍并非倾全军出战；第二，袁绍军中随行的州级官员只有长子袁谭，主持幽州的次子袁熙和主持并州的外甥高干都没有参加。按当时的“部曲制”兵制，袁尚和高干所部应该全都没有参战，幽、并二州的战争力量事实上并没有被动员起来，投入与曹操的较量；第三，官渡之战后不久，袁绍死去，他的几个儿子相互之间发生内讧，各自都有一支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这样庞大的部队当然不可能全都是官渡之战后在短期内召募的。他们一定是因为没有参加官渡之战，才得以保存下来。 史书中曾记载曹操“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许多史学家都对此表示迷惑，认为这么一点兵肯定不足以与袁绍“十万”之众对抗的。如前所说，“兵不满万”只是曹操在官渡作战开始时的兵力。当时曹仁西进鸡洛山，于禁、乐进还在原阳，这两部大约有一万人。曹操依托既设阵地，以二万兵力对抗六万袁军（其中在白马、延津两役中已被歼二万左右，如果没有补充，则现在只有四、五万人）完全有可能守一个多月（回忆一下以下战例：袁绍攻打东郡臧洪花了一年，曹操攻打壅丘张超四个月，袁绍攻克易县公孙瓒花了三个月）。 从史书中的记载来看，参加官渡作战的将领有曹仁、曹洪、夏侯渊、张辽、于禁、乐进、史涣、徐晃、许褚、张绣，后期还有李典，几乎囊括了曹军中所有重要的将领。只留下程昱、夏侯惇两支部队维持后方的安全，竭尽可能动员起全部力量投入战场。他起家的地方鄄城正处于袁绍的打击范围之内，守将程昱只有七百人的治安部队，曹操要给他增兵两千，但程昱宁肯自己承担风险，也要让曹操多保留两千人员用于主战场官渡（程昱这么做也并非完全是蛮干，他的分析很有意思：“袁绍拥十万众，自以所向无前。今见昱兵少，必轻易不来攻。若益昱兵，过则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两损其势。”）。 由于袁绍的力量远优于曹操，各地官员对这场战争持观望态度，对曹操征调物资、人员的命令软顶硬磨。尽管曹操名义上拥有兖、豫、徐三州，但真正可以依靠的作战基地只有颖川一郡。曹操几乎把颖川所有壮年男子都征调上了前线。二十多年后，当上了皇帝的曹丕回忆道：“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指颍川）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天以此郡翼成大魏。”他下诏免除颍川一年的田租以为表彰。 尽管曹操在战略上对袁绍十分鄙视，但在进行军事部署时是十分慎重的，他搜罗了可以搜罗到的几乎全部兵力投入战场，真正把这场战争当作是一场决定双方命运的战略决战来准备的。 当时袁绍的后方尽管有渔阳太守鲜于辅向曹操输诚，但完全构不成什么威胁。动员起幽、并二州的全部或大部力量投入战斗，应该没有什么战略上的顾虑。而曹操的周围还有很多敌对势力，袁绍的战略地位无疑要优越得多。但这一战略优势由于袁绍的轻敌而没有充分动员起来。2、 后勤工作草率后勤是一支军队的生命线，特别是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后勤几乎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但在官渡之战中，袁绍对后勤工作表现出一种不可理解的忽视。在战争准备阶段，袁绍按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原则，向黄河前线运送战争物资。但似乎没有想到，敌人会对此采取阻挠措施。他把物资的屯集地过分地前靠，紧挨着黄河边；防御松懈，守备兵力既薄弱又分散，以至于于禁、乐进所部发起一次进攻就轻易地占领了。当兵进黄河岸边后，面对自己主动采取的持久战略，他似乎仍然没有把后勤保障工作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在阳武的四个月时间里，他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加强自己的物资储备。当物资耗尽，必须从后方前运时，他又先是派“锐而轻敌”的韩猛押运，结果被徐晃、史涣刧走粮草数千车。后来又派淳于琼（接应）运粮，但却没有放出警戒，听任其孤军在外，又被曹操偷袭成功。从史书上看，似乎曹操的粮食问题还要严重一些，因为史书上多次出现曹操“粮少”、“粮尽”的字样。但曹操的缺粮只是暂时性的接济不上，在采取了措施（如向兖州方面也下达运送粮食的任务）后，情况很快就改善了。而换一个角度看，曹操的兵力远较袁绍为少，运输线远较袁绍为短，曹操尚且感到了极大的后勤压力，袁绍的压力理应更大，可我们却在史书中找不到袁绍认为自己粮食不足的判断来，相反，沮授还判断说“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据几十年后魏国重臣邓艾的一份报告说：三千万斛粮食约可供“十万之众五年食也”，则袁军就算只有五万，半年的时间也要消耗粮食300万斛。这是很不小的负担，相当于曹操三年屯田的全部成果。从淳于琼遭劫后袁军立即土崩瓦解来看，袁军缺粮一定是十分严重了。全体士兵勒紧腰带，眼巴巴地盼望着救星淳于琼，因此才会在得知淳于琼覆灭后，立刻崩溃。曹操从一开始就把击败袁绍的希望放在打击袁绍的经济支持力上，他乘袁绍尚未南下的空隙破坏了青州，又在袁绍主力东向时打击了袁绍在黄河沿岸的物资屯聚地；在与袁绍正面对抗中，他也一直捕捉着打击袁军运输车队的战机，并屡屡得手。最后，仅仅是由于袁绍的粮草匮乏，才赢得胜利。三、战役指导：袁、曹双方的战役构思，在史书上都没有记载，我们现在只能从战役的实际进程中去推测。从战争的经过看，袁绍第一步是以黎阳为基地，主力东出白马，而辎重物资则前运到黄河岸边的汲县、获嘉一线。从这一布署来看，袁绍的企图是以攻击白马为诱饵，吸引曹操主力东向，争取歼敌一部，而后进军至黄河一线，通过宽正面的机动，突破黄河防线，进逼许县。也许，在袁绍看来，只要能成功地突破黄河天险，在他优势兵力的打击之下，曹操一定会溃不成军。但曹操防御构思的重点根本不在如何利用黄河这一天然障碍上，而在于削弱袁绍的战争支持力。他准备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拖垮袁绍。曹操的防御计划分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他乘袁绍刚刚击败公孙瓒，正在补充休整的时机，于建安四年八月率军进至黎阳，派臧霸攻略青州，将黄河北岸相当范围的地域变成一片无人区，使袁绍在那里不可能取得任何补给。第二步，在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后，他于九月命于禁带领二千步兵以延津为中心沿黄河布防；另派出有力一部屯官渡，构成一个前轻后重，有一定纵深的防御体系，自己则带着主力回到许县。从这一布置来看，曹操最初是准备以黄河、官渡既设阵地对袁绍进行层层阻击，最后在许县城下决战。在当时的战略环境下，曹操打算在许县城下进行决战，是合理的。江东的孙策、宛城的张绣都在其侧背，再远一点还有荆州的刘表。对他们曹操都不能不有所顾忌。控制主力于许县便于对可能出现的变故及时采取措施。除非袁、孙、张三方能够协调行动，同时作战（在当时的通信和交通条件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否则，曹操有机会以内线速决战的战法各个击破。到了十二月，曹操的战略形势得到改善。直接威胁其后背的张绣投降了他，庐江太守刘勋因受到孙策的逼迫而投降了曹操，在孙策与曹操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在他的侧翼只有一个刚刚反叛的刘备。从前线传来的消息则是袁绍主力尚未出动，于禁所部只发生了小规模的前哨战。于是曹操改变作战方案，再次亲率主力返回官渡，准备在更靠前的地方寻找战机，打败袁绍。曹操的这一兵力调动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是造成了刘备的错觉，使他放松了对曹操的警惕，结果当曹操突袭徐州时把刘备打了个措手不及。如果曹操大军控制于许县，估计刘备不会如此麻痹。建安五年二月，重返官渡的曹操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袁绍了。他在了解了袁绍的兵力布署后，将计就计，置受攻的白马于不顾，将乐进所部配属给于禁，使前沿兵力增厚到五千步、骑兵，并命令他们向西发展攻势。于禁、乐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将袁绍的在黄河岸边建立的基地打得落花流水，俘虏了袁绍大量军官和士兵，抢夺了屯积在那里的物资，更进一步削弱了袁绍的持久能力。在完成这一任务后，曹操发现，首先遭到攻击的白马在东郡太守刘延的指挥下还没有被袁绍攻克，就又打起了白马的主意。他用“声东击西”的奔袭战术全歼白马的攻击部队；又用伏击战消灭了追击的骑兵。黄河一线的防御作战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不仅抢夺、摧毁了袁绍大量的作战物资，还歼灭了袁绍总共十万（六万）人中的二万人，其中包括一万（八千）名骑兵中的一半以上。从实战经过看，袁绍的战役设计是十分拙劣的。主力侧敌行动，去进攻一个毫无战略价值的白马，当然会被曹操调动而遭到失败。尽管有两次战役的失利，但袁强曹弱的基本势态并没有从根本改变。但袁绍及其所属已经有一些胆寒了。沮授建议用持久战拖垮曹操。沮授在这之前提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袁绍都没有采纳，但却偏偏采纳了这个坏主意。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袁绍取胜唯一的希望在于缠住曹操，把他拖向战场，并在战场上消灭他。作为在敌人的势力范围内进行进攻作战的一方，保持进攻的势头是很关键的。一但停止进攻，只会对防守方有利。更何况，曹操战役构思的重点就放在用持久战拖垮袁绍上，并从半年前就发起了一连串预备战役。袁绍却毫无作为地在黄河一线停留了四个月之久，结果，还没有拖垮曹操，自己先耗不起了，不得不又重新发起进攻。在运粮车队多次遭刧后，由于供应即将中断，全军士气涣散，逃的逃，降的降，大势去矣！从实战经过看，袁绍在对官渡发起为时近两个月的攻坚战中，还是表现了相当的战斗力的，特别是采用了“起土山”、“挖地道”这样一些“上天入地”的立体进攻战术，给予曹军将士极大的心理震撼，甚至连曹操也一度决心动摇，准备放弃官渡，退保许县。如果袁绍的进攻在四个月前就开始，那时军中供应尚可充足，可以支持较长期的作战，那么，经过四、五个月的攻坚战，把曹操驱逐出官渡还是有希望的。尽管即使做到这一点，袁绍也不一定能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至少避免了目前的失败。战略上的速决，战役上的持久，不论从那个角度说，都是十分愚蠢的选择。曹操的战役指导也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他在官渡与袁绍对峙的开头几个月，也和袁绍一样毫无作为。从贾诩委婉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的主要问题是谨小慎微，惟恐有失，以致没有主动地寻找和创造战机。本来，于禁前突到原武，逼近袁绍大本营，又与官渡遥相呼应，是一个极有利的战役配置，但袁绍向官渡的攻击发动后，曹操不是命于禁在敌人侧背积极动作，寻找战机，反而把这样一支部队撤回官渡作正面的防御，完全取一种消极挨打的姿态，以致于在战役的最后阶段经历了极大的危险。好在他一经提醒，立即觉悟，不惜冒绝大的风险，亲率五千人马（正与撤回的于禁所部相等，而且其中就有乐进所部），深入敌后作战，才一举扭转了战局。后世有人提出，当袁绍得知淳于琼遭到进攻时，袁绍不应只派一支骑兵前去增援，而应象张郃建议的那样，派出主力一部夹击曹操，这样，最低限度也能挽救乌巢的粮草。这完全是一厢情愿。要知道，淳于琼是在距离袁绍主力四十里以外宿营，这是一段很不小的距离。从当时的一些战例来看，这大约相当于半个夜晚（大约四～六个小时）的行程。袁绍派出的骑兵尚且不能及时赶到投入战斗，如果再配属以步兵，就更不可能指望他们能在淳于琼被歼之前到达了。傲慢的淳于琼轻率地领兵出战，而不是就地坚守，是一个致命的战术错误，他使曹操的任务轻松了不少。当然，袁绍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可以试试自己的运气，那就是找出曹操回营的道路，并在半道加以堵截。不用说，这一点实施起来也是十分困难的。更何况，有迹象表明，曹操在截获了乌巢的物资后，并没有急着返回大营，而是以乌巢为依托，从背后直接向袁绍进攻。最后，袁绍的心理状态也不健康，开始则傲慢轻敌，似乎曹操一鼓可擒，在遭到挫折后又变得谨小慎微。最后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则丢下部队自己逃命，完全没有在逆境中咬牙坚持的勇气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