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襄樊市惊现我国最早的佛寺'浮屠祠'模型

 编者按：2008年11月，湖北襄樊市出土东汉末年“陶楼”残件。2009年9月修复成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件陶楼不同于以往常见的出土陶楼：一是体量较大，造型奇特；二是结构复杂，制作精巧；三是装饰怪异，尤其是门铺首上的四个可爱的“小飞人”让人惊叹之余，疑惑不解：是“羽人”？是“飞天”？这个陶楼有何意义？近日，佛教考古、舍利文化学者汪海波先生撰文指出：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佛寺——“浮屠祠”的模型。

襄樊市考古研究所于2008年11月在樊城长虹路建设工地出土一陶楼。经拼合复原，陶楼面貌于2009年9月展现世人：陶楼分为2层，高103厘米，楼外围有庭院，进深40厘米，宽32厘米；陶楼以彩陶制成，飞檐高挑，雕梁画栋，门可开合，窗棂镂空，布满复杂花纹，表面涂一层薄釉；院子两扇门上刻铺首衔环一对，各有两个长着翅膀的羽翼人；楼的柱础、窗下、房顶都有熊的造型，尤其是楼顶上的轮盘，数达七重。

襄樊陶楼下部

　2008年11月，襄樊长虹路菜越墓地一座三国时期大型砖室墓出土的一件模型陶楼，其院落大门和小门上共浮雕五个羽人，除发型装饰不同之外，与铜羽人的形象几乎完全一致。

　2008年7月，同在襄樊市区，曾出土一件带有羽翼的青铜小人像，与陶楼门上的羽翼人几乎完全一样。青铜羽翼人造像高约3厘米，造型古拙：头圆大，颈短粗，表情凝重，颈、腕佩佛珠；背生羽翼，羽毛纹路清晰，双手拱于胸前；体微弯曲，有动感；双肋下空洞巧妙形成二穿孔，当用于绳索佩带之用，出土时羽翼人位于死者头部，疑是配挂在死者的颈上或者胸前。据报道，有专家认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三国羽人像，且造像为女性，是楚巫的法器，是巫术“引魂升天”的产物。笔者认为，陶楼是早期浮屠祠的模型；这些小羽翼人是佛教传入汉地后的“供养童子”造像。这两个发现是东汉江淮地区中上流社会佛教流行、世俗积极参与的见证，是佛教融入当地文化的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证明其意义与价值应该从历史上去考察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最早的信徒是帝王贵族。如楚王英，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桓帝则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初平四年(公元193年)，丹阳人笮融大起浮屠祠，造铜浮屠像，招致信徒五千人余人。这是中国佛教造像和大规模招致信徒之最早记录。

　《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刘英喜黄老、祀浮屠是明帝的诏命。永平八年(65年)，明帝诏令天下死罪可以纳丝帛请赎，楚王英奉献丝帛以赎愆罪。明帝答诏：“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明帝认为楚王英的奉佛是“与神为誓”，佛教是被视作异域神明而受到崇信的。

　然而不久，楚王英被诬告暗交方士、造作图谶以图谋逆。永平十三年(70年)明帝将他流放，并在彭城逮捕刘英同党，大兴楚狱，诛连达数千人。楚王英于永平十四年(71年)在流放地丹阳“惧罪”自杀。当时随楚王南迁或“坐死”的人数以千计，正是这些流放之民把他们的佛教信仰传播到江淮广大地区。

　楚王死后，佛教日渐兴盛并出现四移传播现象。汉学家马伯乐曾试图证明彭城佛教渗透到中原腹地。事实上，彭城佛教的影响主要在楚王英及其信徒流徙所经的江淮地区。

　百年后，有丹阳人笮融事佛，从彭城到广陵间出现大量群众随之信仰佛教。丹阳是楚王英流放自杀之地，笮融是丹阳人，他的信佛显然与楚王英有着传承关系。而笮融的佛教活动主要在下邳为中心的江淮地区。《三国志·刘繇传》记：“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丹阳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此为中国造像立寺首次见于史载。从中可知在今江苏、安徽、荆襄等广大江淮地区很早就有了佛教的盛行，所造佛寺已十分雄伟壮观，并且已有了颇具规模的群体诵读佛经和浴佛的宏大场面。笮融一方面大建佛寺，招徕民众，一方面采取群体念经的方式吸引远近民众，又通过设酒饭、免徭役等办法，使广大下层民众信仰佛教。笮融借佛教聚集民众壮大声势，在客观上扩大了佛教的传播与影响。

　笮融专祠浮屠、不祀黄老，说明佛教在东汉末年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不再局限于王室范围了。佛教在中国社会站稳脚跟，广泛传播，绵延不绝，江淮民众信仰佛教之风鼎盛一时。

　佛教在中国初始传播能在江淮立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佛教与地方文化的结合。梁启超说：“楚王英信佛，固属个人信仰，然其受地方思想之熏染，盖有不可诬者”。当时淮南王招纳方术之士千余人，表明黄老道术早已流布江淮之间。

　此后的东晋时期，高僧道安曾在襄阳一带讲经传道十余年，襄樊是佛教传播较早、基础较深厚的地区。东汉三国时期江淮佛教的流播，在一定程度上为两晋和六朝佛教的兴盛奠定了群众基础。

　笮融奉佛开创了中国佛教史上的许多个“第一”：最早建造佛寺、佛像，最早举行浴佛法会、课诵念经等，真正把佛教与黄老祠祀分割开来，结束了黄老与浮屠同祀的历史，使佛教走向独立发展的轨道，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浮屠祠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视作中国佛寺的萌芽。所谓“上累金盘”，即在上层用金属按印度苏堵波式样制成的相轮，相轮层数一般为五至十三层奇数，今观出土陶楼上有七层相轮，是较高的规格；所谓“下为重楼”，就是下层为汉地传统的“望仙楼”多层楼阁式木结构建筑，作为寺的活动中心；在佛祠里还用铜塑佛像，遍体涂以黄金，披着锦彩的袈裟。

　羽翼人在当时应该是引导佛教徒的统一法器，它是供养童子的形象。襄阳自古就有过“穿天节”的特别民俗。《鸡肋编》记载：“襄阳正月二十一日谓穿天节。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丝贯之，悬插于首，以为得子之祥”。如此看来，羽翼人穿孔佩带也符合当地民俗。供养童子造像就是那个时期当地楚人的作品，也是佛教意识结合当地文化观念发展演变的产物，它的意义是对佛的供养，从而引导人的灵魂进入涅槃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