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和真权威永远不惧任何质疑和挑战

一座曹操墓，几多口水战。孟德若有知，不知做何言？

“战争”还在继续。9月8日的《大河报》上，曹操高陵考古队领队潘伟斌对“号称河北‘学者’的闫沛东多次质疑并诋毁曹操墓，诬陷我们造假曹操墓”的“行为”“回应”了。认真看了《关于闫沛东所谓证据的几点回应》，忍不住想就部分非学术性的表述和结论与潘先生商榷一二。

回应开篇，潘先生说，“闫沛东多次质疑并诋毁曹操墓，诬陷我们造假曹操墓……我们首先表示极度愤慨”，立场鲜明。但认定闫的作法为“诋毁”和“诬陷”，潘先生虽为考古队领队，下此结论是否有些草率？潘先生在后面说了，“如果他的这份所谓证据是真实的，首先就应该交给公安部门或司法部门，由这些部门控告我们，要求对此事件进行立案调查。经过公安或司法等权威部门最终认定后，再向社会公布”。那么，“诋毁”和“诬陷”这样的结论，是否也该由“公安或司法等权威部门最终认定”呢？显然，潘先生的结论并未经认定，而未经认定就在媒体上“公布”，与自己对闫先生的要求显然有些矛盾。自相矛盾的回应，力量显然要打折的。

而坦承自己“极度愤慨”，也削弱了回应的力度。一个应该是心理学常识的看法是这样的：不要在愤怒时做出任何决定。原因很简单，愤怒状态下的人通常都是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可想而知。对此，我想不必做过多解释，知道的，回忆一下“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不知道的，网上查查也可明白。再不明白，看看身边那些容易愤怒的人们干过的事儿就会明白。

然后，潘先生说，“从墓葬和出土文物来说，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这样的结论，是否有些“强”呢？别说是年代久远的东西，就是现在发生的事儿，一旦过去，还原真相都不容易，何况百千年前的事儿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天底下的多数事儿，我们都只能说离真相近了些，如果非说某某事儿不容置疑，多数时候，已经不客观了。而无论多么权威的机构和人士，在客观世界面前，都是渺小和无能的，怎能轻言不容置疑？我甚至想说，如果谁说某件事儿不容置疑的时候，我们是否该因此开始对其质疑呢？真相其实是从来不怕质疑的。同样，“是向以上权威机构进行的挑战”的说法，也有失冷静和客观，权威虽然不是用来被挑战的，但挑战权威，至少不是什么坏事儿。而且，真正的权威，其实是不怕挑战的，哪怕是挑衅。而人类文明的进程表明，挑战权威，往往是为文明的进步助力。

潘先生说，“如果说我们造假，难道说我们能够骗得过这众多权威专家吗？如果……轻易就能够骗过这些权威专家和研究机构，那么，人们就会对中国所有出土的文物和考古发现产生质疑，这些专家就不能称为专家了，权威机构就不是权威机构了，中国就没有权威可言了”。这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不太成立。在逻辑上，再权威再伟大的人都可能犯错，多数时候，人们不会因为一个错误而将当事人全盘否定——我们能说一个做了件错事的人就是坏人么？我们能因为德国出了个希特勒就说德国是纳粹么？因而，即使那些权威专家真的被骗了，他们也照样是权威。而在事实上，多数成年人应当都知道，古今中外，一些并不高明的骗术大行其道并骗过权威的“前辙”，是举不胜举的。

潘先生后面的回应中，还有“闫沛东之流的造谣诬陷……无耻行径……制造伪证的卑鄙下流手段……指责完全是无稽之谈……恶意攻击、诬陷和诽谤”的字样，个人认为，类似近乎人身攻击的表述，似乎不应当出现在从事严谨、严密、严肃的考古事业的专业人士之手，学术争论必须严格限定在学术范围内，一旦出界，当事人的学术水平和专业素养就容易引起怀疑。就算“闫沛东之流”果真如此，似乎也不宜由潘先生在此时“论定”。

潘先生最后说，“相信一旦公安部门介入调查，隐藏在他身后的那些更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和阴谋都会清楚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这里既有结论——“隐藏在他身后的那些更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和阴谋都会清楚地呈现在大家面前”，又有期待——“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同样有明显的自以为是、先入为主之嫌——即使您是考古队的领队，也无法对闫先生的作法作出“判决”吧？而这样表述——关于曹操墓的真相，也许会清楚地呈现在大家面前——也许显得更加客观。至于最终的真相，无论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都必须接受它。

不知是否我的感觉和判断出了问题，潘先生的回应似乎多数都纠结于情绪而忽略了学术，也忽略了严谨，就算闫先生真是“恶意攻击、诬陷和诽谤”，这样的回应恐怕也无法有效地“打击敌人”和证明曹操墓结论的“不容置疑”。而对双方而言，要想证明已是而人非，归根结底还是靠有力的证据，愤怒与恶言，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事与愿违。对于潘先生的动机，我不想关心，那没有意义。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最终也许会支持某一方，但让我支持的理由，一是证据，二是争论的方式。但对双方，我都不抱任何希望。不当之处，请潘先生谅解并指正。

最后，我想遗憾地说，我觉得对安阳那座墓现在就下结论，为时尚早。当然，我不懂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