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并非军事奇才 神机妙算多为虚构

　新《三国》导演高希希说，在新《三国》中“诸葛亮的定位是似神似仙，而（其扮演者）陆毅身上有种飘逸的气质，我觉得他能塑造出一个既漂亮又睿智的诸葛亮。”在电视剧中，诸葛亮既是一位变法立宪的政治家，又是一位成绩卓著的科技专家和具有高超指挥才能的军事家。

而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精彩之处也大半与诸葛亮的形象有关。自“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至“五丈原大星陨落”，近三十年间的历史完全围绕着诸葛亮展开。鲁迅曾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而在民间传说中，诸葛亮更是呼风唤雨，神机妙算。

然而事实上，诸葛亮那些在军事上的传奇功绩大半出于作者虚构，有的甚至掠他人之美。例如小说中著名的赤壁大战，除了“草船借箭”是转嫁孙权的故事之外，“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苦肉计”、“借东风”等精彩情节，皆为作者虚构。历史上的诸葛亮是个卓有建树的政治家，但在军事上可圈可点处并不多，远非《三国演义》所渲染的那样用兵如神。

“火烧博望坡”刘备是主角

《三国演义》中，曹操派大将夏侯惇进攻新野。诸葛亮在新野设下埋伏，令赵云去诱敌深入，然后火攻。夏侯惇中计，大败而归。诸葛孔明打响出山后的第一炮，也令关、张等人折服。然而，历史上此事发生在建安七年（202年），火烧博望坡这场战斗进行之时，诸葛亮尚在南阳躬耕，直到建安十二年他才出山，这场漂亮的胜仗实为刘备亲自指挥，与诸葛亮毫无关系。

据《三国志？先主传》，刘备投奔荆州刘表后，刘表派刘备屯兵新野，以拒夏侯惇、于禁、李典等所领曹兵于博望。两军相持了很长时间。最后，刘备伏兵于路旁，自烧屯营伪遁。夏侯惇不知有诈，率兵追之，为伏兵所破。刘备虽获胜，但曹兵损失并不多。而且，《三国志》的《武帝纪》、《夏侯惇传》、《于禁传》及《资治通鉴》等均未记载这次战斗，说明博望坡之战的规模并不算大，却被《三国演义》大肆渲染。历史上的刘备素以宽厚仁义示人，博望坡之战表明他还颇有军事才能。

“既生瑜，何生亮”的历史冤案

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导演王扶林对诸葛亮角色曾经提出自己的看法，旧版三国“人物形象上我们有一点没能突破，就是诸葛亮和周瑜的年龄问题。”戏剧舞台上周瑜是小生，而诸葛是老生扮相，但历史上的诸葛亮比周瑜小六岁。而诸葛亮与周瑜之间的历史真相远非年龄错位这么简单。

《三国演义》把周瑜描写成嫉贤妒能、心胸狭窄的典型，他对才智超过自己的诸葛亮，千方百计加以谋害，必欲除之而后快，结果自己反中了诸葛亮的谋算，直到临死时他仍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仰天长叹。小说对瑜、亮二人在赤壁之战前后一连串的斗智、斗法写得丝丝入扣，极为生动，并把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智绝”的地位发挥到极致。

事实上，历史上的周瑜不仅容貌出众，风流儒雅，讲求生活品味，还是一位胸怀韬略、英勇善战、屡建奇功的杰出将领。孙权赞他“有王佐之资”，称帝时还念念不忘，“孤非周公瑾，不帝矣”。史家也称其“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

至于其气量，简直可以用宽容大度来形容，《江表传》记载：“（老将陈普）颇以年长，数凌辱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较。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又据裴松之注《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刘备一次与孙权谈及周瑜，也说他“气量广大”。所谓“三气周瑜”，只不过是小说家的杜撰罢了，却成为周郎身后数百年来的最大冤案。

周郎诸葛两人在正史上并无过节，也无正面交锋，从赤壁之战结束到周瑜病逝的两年间，诸葛亮在零陵一带搞后勤工作，根本没有和周瑜见过面。而周瑜病逝后，蜀国来吊唁的是庞统，也不是诸葛亮。

真假难辨的“空城计”

历史上著名的“空城计”，在《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中出现：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得知街亭失守，立即作好大军撤退安排，并亲引五千军到西城搬运粮草。忽然飞报司马懿15万大军杀奔西城而来。当时，诸葛亮身边无一员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队，已分一半运粮草而去，城中仅剩二千五百军士，战、撤均不可能。诸葛亮镇静自若，乃命偃旗息鼓，大开城门，每一门仅用军士20人，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诸葛亮本人则披鹤氅、戴纶巾，到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身边仅有二小童，一捧宝剑，一执麈尾。魏军来到城下，皆不敢进。司马懿怀疑其有埋伏，下令退军。诸葛亮军化险为夷。故事之离奇令人匪夷所思。

空城计在史书上的记载始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郭冲三事”，叙述大致与演义相似。裴松之却对这一记载提出了驳斥。他认为，考察史实，诸葛亮从来没有在阳平关拒守魏军，司马懿也没有到阳平关与诸葛亮交过战。诸葛亮初屯阳平关在蜀建兴五年（227年），那时司马懿正以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而屯于宛城，两人相距一千多里以外，当无可能进行交兵。司马懿后来对诸葛亮用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蜀建兴八年（230年）与曹真等三路伐蜀，但双方并未接触；另两次是诸葛亮最后二次北伐时，他在魏境的祁山与渭南相拒，足迹亦未至阳平关。

从情理分析，司马懿既举兵15万，又知诸葛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再者《魏延传》明说：“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一向谨慎的诸葛亮尚不许魏延为“万人别统”，阳平关又是他伐魏的重要基地，岂可能“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仅以轻弱自守。”所以，裴松之断定：“此书举引皆虚。”但他还是将这条资料选辑于《三国志》注中，让后人有了真假难辨的疑惑。

“木牛流马”假亦真

《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二回中，有诸葛亮制造木牛、流马的描述，说这种运输工具“搬运粮米，甚是便利，牛马皆不水食，可以昼夜（转运）不绝”。司马懿闻报，派人去抢了数匹。谁知诸葛亮派人以魏军打扮混入运输队，暗中将木牛、流马口中舌头扭转，牛马便不能行动。这么神奇的运输工具，在现在也算是巧思绝作了，由于《三国演义》描绘得太奇妙，以至于不少人认为，所谓木牛、流马纯系小说家的杜撰。

然而查考史书，诸葛亮确实制造过木牛、流马。《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建兴）九年（231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上述记载没有《三国演义》描绘得那么神奇，但从中可见诸葛亮以木牛、流马运粮的历史事实。

《诸葛亮集》中的一段文字，应是可靠的资料：“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人领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这段记载，虽对木牛形象作了描绘，但因没有任何实物与图形存留后世，多年来，人们对此作过许多猜测。

一种意见认为，木牛、流马是经诸葛亮改进的普通独轮推车。这种说法，源自《宋史》、《后山丛谈》、《稗史类编》等史籍，意谓木制独轮小车在汉代称为鹿车，诸葛亮加以改进后称为木牛、流马，北宋才出现独轮车之称。

另一种意见认为，木牛、流马是新颖的自动机械。《南齐书？祖冲之传》记载说，祖冲之在木牛流马的基础上，造出更胜一筹的自动机械。以此推论，为后世所推崇的木牛流马是一种运用齿轮原理制作的自动机械。但木牛实为何种模样，并无定论。

史家质疑的“七擒孟获”

蜀汉建兴三年（225年），刘备死后，蛮王孟获联结南方各郡的大姓起兵造反，他们攻城略地，蜀汉边境地区扰攘不宁，人心大乱。为巩固蜀汉大后方，以便全力与曹魏抗衡，诸葛亮亲率川军南征。他坚持“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孟获屡擒屡纵，共达七次之多，终于征服了孟获。这个桀傲难驯的蛮王带领妻子兄弟和死党，心悦诚服地拜倒在诸葛亮的面前指天发誓：“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也！”“七擒孟获”乃是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上大书特书的篇章，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诸葛亮的南征确是史实，连“七擒孟获”也是见诸于史料记载的。《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记道，诸葛亮到南中之后，连战连捷。他得知孟获在当地深得人心，便设计活捉了他，但孟获并不心服。诸葛亮便放了他，让他再来一战。结果盂获一连被俘虏了七次，才真正心悦诚服了。东晋史学家常璩在他的《华阳国志》中，也留下了“七擒孟获”的记载。

此事虽见于史书，但并不等于就是确凿的史实。因为即使以常理推论，所谓“七擒孟获”也很难经得起推敲，《续云南通志》认为，诸葛亮于后主建兴三年（225年）春三月从成都出兵，当年秋天到达滇池（今云南昆明），并彻底平息了这场大规模的叛乱。诸葛亮渡泸至滇池，仅用了五六个月时间，岂容如此耽搁时日。

从四川盆地到云南中部，路程达一千多公里，且全是崎岖难行的“蜀道”。在交通条件十分落后的古代，南征大军光是花费在路上的时间就需要三个月以上。剩下的三四个月，蜀汉军队还分别平定了其它几个地方的叛乱。这样一来，用于平定益州地区叛乱的时间最多只有两三个月，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孟获，都不可能组织起多达七次的战役。

其次，严峻的形势也不容许诸葛亮从容不迫地搞什么“七擒七纵”。诸葛亮南征的时候、正是蜀汉政权的“危急存亡之秋”。刘备东征，被陆逊火烧连营，国家精锐损失殆尽，元气大伤。北方有强大的曹魏虎视耽耽，东方好不容易才同东吴恢复了睦邻友好关系，而大后方又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

清代撰修的《通鉴辑览》指出，对于诸葛亮来说，当务之急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定南方叛乱，然后立即挥师北上，对付蜀汉的头号敌人——曹魏。所以，即使诸葛亮有充分的把握对盂获屡纵屡擒，一生以谨慎著称的他也不会这么干。

正如《通鉴辑览》所说，“七擒孟获”的故事虽然为后世津津乐道，而实际上却是“无识已甚”。

陈寿所撰《三国志》乃是记载三国史实的最权威的史籍，此书中不但没有“七擒”的记载，连孟获其人也没有，作为一位严谨的史学家，他不采用这个传说，是有其充分道理的。

诸葛亮如何被神化

诗人杜甫有“诸葛大名垂宇宙”的诗句，可见这位一代名相在世人心中很早就有了至上的地位。诸葛亮可能是中国政治史中少有的为不同政治地位、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政治风格的人们所共同称道而享有美誉的政治家，在民间，他又成为智慧的象征。诸葛亮自陈心志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成为一种献身精神的典范。

陈寿写《三国志》是在西晋，距离曹魏时间比较近。出于陈寿的立场，他在《三国志》中，将魏晋作为正统，孙吴和刘蜀都是分裂天下的角色，所以对诸葛亮的生平记事秉承了较为客观的态度，他认为诸葛亮是长于内政而短于军略的。

一直到南宋以后，诸葛亮被朱熹大大推崇，文学著作开始树立诸葛亮这个“光复汉室”的典型。诸葛亮被神化的大量举动也在此后出现。

我们在讨论诸葛亮顶上何以形成辉煌的光环时，还有必要认识与此相关的“鱼水君臣”神话的生成和影响。

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一句“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被后世传为君臣关系至契的佳话。武则天诗作中所谓“君臣德合，鱼水斯同”，是一种政治宣传。而李白诗中“刘葛鱼水本无二”，以及“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岑参“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等等，都在“鱼水”二字中暗含某种个人政治理想。

古代士人的“鱼水君臣”幻想，是专制制度下特有的文化现象。诸葛亮形象得以神化，也有历代文人借以寄托功名抱负，透露政治期望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