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柯三：伊斯兰教文化的积极倡导者

唐柯三先生是中国20世纪前期“回教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是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回教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是伊斯兰教文化的积极倡导者。

唐柯三先生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文化，是一个积极入世的宗教，是一个开放的宗教，是一个重视文化教育的宗教，是一个知行统一、与时俱进的宗教。他在宣传伊斯兰教文化的基本精神的时候，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和当时中国穆斯林乃至中华民族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结合起来进行的，是和当时穆斯林面临的社会问题、宗教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的，因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n.e4e0h$o&t7g　　一、积极宣传伊斯兰教重视文化教育的思想，努力发展伊斯兰教教育事业，推动穆斯林群众为兴教救国出力。

教育是文化事业之首，唐柯三先生终其一生，高度重视穆斯林的文化教育。唐柯三先生从青年时，即有志兴办回民教育，深感广大回民不读汉书，没有文化，是这个民族的致命伤。那时，正是清朝戊戌变法，倡办新式学堂的时代，正在京师大学堂攻读的唐柯三先生，就商同北京回民最大聚居区牛街地区的知识分子安铭（字镜泉）先生，共同出资，在牛街地区的教子胡同，租赁了几间房屋，创办了一所宛平民立初级小学。可惜的是，当时牛街地区的回民和全国所有回民的传统一样，父母们只允许儿童到清真寺拿着胛骨板去学阿文，而不愿让子弟读汉书。经过他俩挨门挨户的动员，只“请”了少数学童，学校兴旺不起来，没搞出什么成绩。不久，唐柯三先生毕业回家，安镜泉孤掌难鸣，两位回民先进者的理想也就幻灭了。但是，提倡教育，培育人才，却成了唐柯三先生一生的信念。

1912年，身为国民政府参议员的唐柯三先生在家乡山东邹县邢村创办了唐氏私立小学。该校以收回族学生为主，兼收汉生。

1925年，马松亭阿訇提出兴办新式伊斯兰学校计划时，得到了时任济南道道尹的唐柯三先生的大力支持。唐柯三先生作为校董会成员，出任校长。他为这个学校起名为“成达师范学校”，“成达”，取古语“成德达才”之意。他将该校的校训确定为：“笃诚敏健”。他在《校训释义》中把中华传统儒学与伊斯兰教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对这一校训作了深入的阐述。他说，“笃，厚也，实也”，“诚乃不欺之谓”。“笃”与“诚”既是儒家思想的内涵之一，又是伊斯兰教“拜主之事”、“进德修业”的内容，这正是“成德”的要求。他说：“儒家言，盛道敏字。如敏于事、敏于行、敏于功，务时敏之类，皆示人努力猛进也。”“言德业须力求刚健，言学术须养成健全。内而保身，宜强健而戒萎靡；外而做事，宜稳健而戒轻浮。”这正是“达才”的要求。“笃诚敏健”这种具有创新精神的伊斯兰教育思想，和该校“造就健全师资，启发回民智识，阐扬回教文化”的宗旨、培养“三长”（教长、校长、会长）人才的教育目标是完全一致的。1925—1942年，唐柯三先生担任成达师范学校达18年之久，为我国新型伊斯兰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938年，唐柯三先生参与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创建，出任副理事长主持会务，组织动员回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他多次强调“救愚”，即发展教育事业。例如，1939年开斋节，他在重庆某清真寺祈祷大会发表演讲时，针对“读汉书必反教”错误言论，指出：“圣人说过‘男女求知是天命’，又说‘人贵求知，虽远在中国亦当往求学’，中国是儒教国家，所读书当然是汉书，圣人方力为倡导。不料我教教师反说读汉书为违反教义。”（见《会刊》第一卷第三期）其言下之意为：穆斯林是应该尊主从圣的，穆圣让我们到中国学习汉书，你却说“读汉书必反教”，这岂不是和穆圣唱反调吗？他不但苦口婆心地宣传，而且大力扶持穆斯林的教育事业。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创办了一些回民小学，还要求各清真寺附设小学，并给予经费支持。“协会”制定了奖助专科以上回族学生办法，设立了回族大学生补助费基金，假期举办学生补习班，举办成人文化知识、宗教知识补习班等。在教学内容方面，要求不能只安排宗教课程，必须安排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课，还强调要使受教育者树立为抗战尽职尽责的观念。由于“协会”的大力提倡，抗战时期国统区穆斯林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穆斯林的文化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对于穆斯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弘扬伊斯兰教文化的积极入世精神，引导穆斯林发扬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在“救国”中“兴教”，“兴教”不忘“救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伊斯兰教界出现了近代中国穆斯林“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即“回教文化运动”。在这次运动中，穆斯林先贤们成立社会团体，办报纸，兴办新式学校，对于普及回民文化教育、增强回民国家意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动员广大穆斯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之际，其组织者们发现，穆斯林的宗教思想仍然比较混乱，为数不少的阿訇还在热衷于远离“顿耶”的宣传。面对这种情况，“协会”一方面对穆斯林进行政治动员，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对穆斯林进行正确宗教思想的灌输。作为“协会”的实际主要负责人，唐柯三先生从弘扬伊斯兰教优秀文化的高度，对穆斯林进行了耐心的引导和教育。

他满怀热情地引导、教育穆斯林深刻认识伊斯兰教的教义，指出伊斯兰教是一个积极入世的宗教。1939年，他在《今日之回教组织》一文章写到：“夫回教文化，来自西方，亘千余年，与中国固有之纲常道德，融合贯通，若合符节。此充满人间味之宗教，教人以求知、进取、服从、团结、爱群、效忠国家、服务社会等美德，此数者，无一不为我民族固有之精神，亦无一不为我民族之共同需要。”（见《会刊》第一卷第一期）唐柯三先生的论述实在是精彩之极，寥寥数语，即将伊斯兰教的真谛、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特点合盘托出，可谓字字珠玑！在同年开斋节的演讲中，他说：“我伊斯兰教是维护公理的，主持正义的，纯为治世之宗教，非专讲出世者可比，而且教义中所讲求知、进取、牺牲、服从等美德，深合现代革命的精神。回想当穆圣时代，我伊斯兰教几乎快消灭，若非穆圣艰苦奋斗，努力复兴，焉有今日？可见我们圣人是最富有革命精神的。凡属教民，都应当效法。”针对一些人存在的“穆斯林应该远离今生”的糊涂观念，他指出：“圣人说‘为后世而不弃今生，为今生而不弃后世者为至善’，可见今生与后世应当并重。今之教师每劝人勿贪‘顿耶’干办后世，‘顿耶’即今生之意，夫所谓勿贪‘顿耶’者，乃指勿贪非分之名或不义之财，以及种种不合法之现时享受而言，非谓‘顿耶’上一切应兴应革有利于国家宗教之事皆置之不闻不问也。时代有进化，知识宜进步；道可千年不变，法不能一戌不易；若一味保守不求进取，无形中就是退化。”（见《会刊》第一卷第三期）在这里，唐柯三先生对伊斯兰教“两世并重”、“代主治世”基本精神的阐述深入浅出，其拨乱反正之议使人茅塞顿开，他关于伊斯兰教应该与时俱进的思想观点移至今日也仍然熠熠生辉！

他满怀热情地引导、教育穆斯林要发扬光大伊斯兰教文化积极入世的精神，继承穆斯林先贤兴教救国的优良传统，投入到兴教救国的实践中去。他在一篇题为《抗战建国运动中的回民组织问题》的文章中写到：“回教同胞因为受了教义的熏陶和穆圣大无畏精神的感召，个个都能忠勇、牺牲、尽忠报国，我们看到甲午之役，回教将军左宝贵殉国；庚子之役，马福禄在北平殉职；山海关之役，安德馨殉难；都是很好的榜样。但是如何扩大这种精神，使五千万回教同胞的这样精神有组织地贡献到抗战上来”，“如何使其光大发扬以激发回胞的精神，提高国民的道德”，就是“协会”和广大穆斯林的重要任务。（见《会刊》第二卷第四期）在《今日之回教组织》中，他也强调要发扬光大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以为救国救教之药石”，指出“以回民本身而论，在今日实负有两层重大责任，一救国，二救教，救国乃能救教，爱教必先爱国。《古兰经》中所昭示吾人爱国卫教之训言，与为人做事之标准，不可殚述。吾人躬身自问，既为国民，是否已尽抗战救国之义务；既为回民，是否已尽爱教卫国之天职。……吾人之宗教信仰附丽於国家与全民族，设不幸而国家民族不复存在，虽有完美之宗教信仰，其将何所寄托耶！”唐柯三先生在70年前，即将伊斯兰教爱国爱教的基本精神和我国穆斯林的光荣传统结合实际阐述得如此淋漓尽致、动人心弦，前可证之于民国初年先贤之论述，后可证之于当今党和政府的倡导、广大穆斯林的社会实践，实在是令我们感佩不已！

三、打破封闭保守的局面，弘扬伊斯兰教文化研究开明开放、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优良学风

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下的“回民文化运动”给沉闷已久的中国伊斯兰教界带来了新鲜空气，其封闭保守的习性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然而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诸多事实使唐柯三先生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认识到，改革尚未成功，奋斗正未有穷期。他们以中国回教协会及其基层组织分会、支会为支撑，以宣传、研究组织机构为枢纽，以会刊（会报）等刊物为载体，广泛地开展了对伊斯兰教文化的宣传和研究。

在这项工作中，唐柯三先生等做到了打破宗教界限，使教内教外共同研讨互相切磋；打破国际界限，使中国伊斯兰教与世界伊斯兰教接轨；避免坐而论道，使伊斯兰教文化研究服务于抗战救国。为了发挥伊斯兰教文化的作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在唐柯三先生的主持下，于1939年3月成立了回教文化研究会。其成员不限于教内文化界，非伊斯兰教文化名人，如郭沫若、胡愈之、阳翰笙、千家驹、陶行之、老舍、宋之的、梁漱溟、贺绿汀、顾颉刚等数十人也都加入了研究会。1940年4月初，研究会发表了成立宣言，阐明：“我们觉得现在中国发动研究回教文化的这件工作，决不是毫无意义的事。由于回教教义的阐明和回教文化的发扬，对内可以消除回胞与非回胞间的隔膜，对外可以联合全世界三万万五千万的回教同胞为反侵略而共同奋斗。对于中国的抗战建国大业，这将会有极大的帮助。”1940年4月出版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理事长白崇禧题为《反侵略与回教文化》的专论。文章说，土耳其、伊朗、埃及、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已成为国际间反侵略的一种基本的力量。”指出：“这种雄厚力量的形成，无疑是由于古兰经的教训，和穆圣伟大人格的感化。”基于伊斯兰教文化对于反侵略的重要作用，作者主张加强对伊斯兰教文化的研究，“对内促进回教与非回教彼此的认识和信赖，以增加国内团结的力量。对外更希望以文化的关系，树立彼此间精神及感情上的联系。……不论是中国与回教国家的关系,或是树立普遍的国际反侵略势力,我们都不要忘了文化事业力量的伟大。”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协会”领导集体对于伊斯兰教文化的认识。1941年10月，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创办了《回教文化》季刊。唐柯三先生在《发刊辞》中指出：“研究回教文化，联络世界回教民族，以图相互扶助，共谋各自之解放与独立，实为目前当务之急。”“与教内外人士共同研究回教文化，介绍回教学术、文学等等，务期教内人士愈益理解回教教义及其精神之所在，以泯灭向来一切因不接触回教而产生之弊害，使我整个民族契合无间，团结日坚，并以实现总理‘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共同奋斗’的主张，则吾人之大愿庶可一偿。”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在唐柯三先生的主持下，《回教文化》、《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会报》）及时报道了回教文化研究会的一些活动，发表了一些伊斯兰教文化研究方面的学术论著、译述介绍、史乘、古兰经及圣训研究、教萃选辑等，在研究中外伊斯兰教文化、发扬伊斯兰教教义的基本精神、沟通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的联系、建设中国伊斯兰教的新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对推动中国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团结起来、与世界穆斯林携起手来，共同致力于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中国伊斯兰教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了生机与活力，成为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研究史上的一个亮点。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和唐柯三先生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

唐柯三先生不是阿訇，不是专门研究伊斯兰教文化的学者，只是一位在民国政府任职的穆斯林，他之所以能够对伊斯兰教文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固然靠的是传自先辈的深厚的伊儒学养和他的社会地位，但主要靠的是他作为中国穆斯林的高度的文化自觉，靠的是他对生养自己的祖国的深沉的爱，靠的是对自己民族的高度自信，靠的是对伊斯兰教的深刻理解和虔诚的信仰，靠的是基于对祖国、民族、宗教深厚感情的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我们今天纪念他，不在于记住他做过的每一件事，而在于把他的精神变成我们的营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弘扬伊斯兰教文化，为今天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第一卷、第二卷

 　2.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回教文化》第一卷

 　3.中国伊协、山东伊协、济南伊协：《成德达才》，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作者系吉林省伊协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