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曾建议北京尽早打开秦始皇陵墓

不久前李光耀先生谢世，举世的政要人物给他的评价之高是罕见的。从政治智慧与言论清晰这两方面衡量，李氏达到的境界是我这个老人家平生仅见。是奇迹，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在世界地图上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到的国家。

人口五百多万，面积只有香港的六成多，毫无矿物，但人均收入达六万多美元，是很不容易的成就了。新加坡靠地理与海港的优势，为马来西亚与东南亚一带服务来赚取他们的可观人均收入。其实在地理形势的相对上狮城比不上香港。

后者的经济，在回归前优于狮城，今天却给比下去了。以人均收入看今天香港比新加坡低了美元一万。北京善待香港优于马来西亚善待狮城。要解释为何香港节节败退不容易，但我在一九九六年底就白纸黑字地推断了这个今天大家见到的效果。

（不知是谁最近把我昔日替香港把脉的言论再整理，打进网上去，两家在内地的大学以为是我最近才说的，邀请我去讲话，我无以为应！我今天对香港的看法有了改变，认为翻身不会太难，但各方利益所在，不说为妙。）

李光耀是个凭政治智慧而集中于搞好一个小经济的人。他也信奉优生之说。以数钞票来衡量成败，从新加坡面对的局限看，我们要站起来。李氏对言论自由的约束，尤其是学术言论的约束，可能比中国为甚。多年前我跟那里掌管大学的人士倾谈过。

以经济学为例，大学可教的内容约束我在其他地方没有听到过:教授竟然没有选择课本的自由，而题材什么可教什么不可教当时我懒得听下去。新加坡的大学显然不是要搞什么思想创作，而是要集中于训练或培养市场有价的「工程师」。

不知今天他们怎样处理，但不久前听到，那里的大学从美国聘请初出道的助理教授，薪酬比香港的高出很多――只是听到，没有考证。新加坡的琐碎管制多得离奇，是否可取见仁见智。

例如一九九二年他们立下法例，举国禁吃香口胶，十年后惹来国际政治的麻烦让我发表同学们读得开心的《香口胶的故事》。又例如那里的汽车、三轮车、行人等可走的路的时间约束变化多，使我想到做新加坡人要有很好的记忆力（一笑）。鬼子佬有一句戏言，称新加坡为afinecity――fine者，罚款也！

大约三十年前，北京一些朋友说他们考虑搞新加坡模式，问我意见。我说千万不可，因为李光耀当时正在推行的仿佛是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但中国的局限大为不同，不需要那样做。那时北京的朋友还没有听过赫胥黎，而我只是依稀地觉得李大师搞的有点像该美丽新世界，不好多说。

今天回顾，李光耀选走的路不一定错。这是因为新加坡是一个没有自己文化的小国，位于政局历来不稳定的地区，集中于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我们不应该反对。这方面李大师办得近于奇迹地好。目前新加坡的人均寿命逾八十四岁。

相比之下，中国不仅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其厚度冠于人类，经济发展是不应该集中在物质享受那方面的。两个原因。其一是我曾经在《收入与成本》分析过的《圣经》描述的伊甸园的经济，虽属虚构，但描述的有说服力。

在该园内，亚当与夏娃享受着的全部是消费者盈余，没有市价，所以国民收入是零，其经济增长率永远是零。在那样的地方说什么国民收入，论什么经济增长，是发神经。

这就带到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方面。中国面对的局限当然不是伊甸园――除了印度，中国可能是离开伊甸园最远的地方。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多彩多姿，大可享受，而除非你要亲自收藏一些文物，享受中国的文化仿佛是进入了另一个伊甸园，只有消费者盈余，没有市价。

从自己的文化或文物榨取的庞大收入可没有算进今天乱算一通的国民收入中。发掘古文化或文物所获的其实也是国民收入的增长，但官方的数字可没有算进去。午夜思回，有时我觉得北京是过于重视从西方引进的计算国民收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