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谋杀诸葛亮的军事接班人（12）：人心难测，行迹可“疑”

陈寿对于魏延事件使用“反证法”，过去有人看出来吗？我看好像有一个人看出来了，谁？比陈寿晚生约六十年的常璩。但各人的政治态度，思想方法不同，导致常璩对魏延事件的看法与陈寿大不相同。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所写的魏延事件如下：

“秋八月，亮疾病，卒于军，……先是征西大将军魏延与长史杨仪素不和，亮既恃延勇猛，又惜仪筹划，不能偏有所废，常恨恨之，为作《甘戚论》。二子不感。延常举刃拟仪。仪涕泪交流。惟护军费祎和解中闲间，终亮之世，尽其器用。仪欲案亮成规，将丧引退，使延断后，姜维次之。延怒，举军先归南郑。各相表反。留府长史蒋琬、侍中董允保仪疑延。延逆欲击仪。仪遣平北将军马岱讨灭延。延自以武干，常求将数万别行，依韩信故事。亮不许。以亮为怯。及仪将退，使费祎造延。延曰：‘公虽亡，吾见在，当率众击贼。岂可以一人亡，废国家大事乎。’使祎报。仪不可。故欲讨仪。仪率诸军还成都。……初，亮密表后主，以‘仪性狷狭，若臣不幸，可以蒋琬代臣。’于是以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以仪为中军师，司马费祎为后军师。

……军师杨仪，自以年宦在琬前，虽同为参军、长史，己常征伐勤苦，更处琬下，怨望。书谓费祎曰：‘公亡际，吾当举众降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耶？’祎表其言。废徙汉嘉。仪又上书激切，遂行仪重辟。”

咋一看，常璩的记述与陈寿的大致相同。细细再看不对了，与陈寿文章“嚼”出来的“味道”大不相同。《魏延传》里的矛盾、漏洞、暗示的词句、资料一个都没有！难道这又是“偶然”的？

看这一段：“仪欲案亮成规，将丧引退，使延断后，姜维次之。”而《魏延传》是：“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常璩不取诸葛亮不合逻辑的行为、语言，而让杨仪直接掌权要“使延断后”，“为贤者讳”？。杨仪不这么露骨，而是让别人特别是魏延“作证”他掌权。

“延怒，举军先归南郑。各相表反”。常璩把魏延烧栈道这么重要的“证据”搞没了，是漏掉了，还是觉得实在不合理？后有郦道元在所著《水经注》里，就褒斜栈道顺便说了一句：“后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谓是道也”。显然是采纳了《魏延传》的说法。 由于不经意，郦道元立刻出错。而常璩是已知其谬，“槎山通道”不可能，所以不愿采纳？

“留府长史蒋琬、侍中董允保仪疑延”。给后主留面子，后主不出面。“咸保”太过分，有一伙的嫌疑，受骗的嫌疑？用“保”。“仪遣平北将军马岱讨灭延”，王平这个“首功大赢家”不出场了。不是王平的军事主谋、“无当飞军”的主力突击，马岱有何能力“讨灭延”？

“延自以武干，常求将数万别行，依韩信故事。亮不许。以亮为怯”，“及仪将退，使费祎造延。延曰：‘公虽亡，吾见在，当率众击贼。岂可以一人亡，废国家大事乎’”。把这两段句子剪辑排版链接在一起，妙啊！具有未来电影剧本蒙太奇的功效：魏延逞能，本来就要脱离诸葛亮“求将数万别行”，诸葛亮一死，正好“松绑”，必然要蛮干！因果关系“清清楚楚”。而杨仪没这么编排其论，“添油加醋”不够顺理成章，故事不“真实”喽。

没有《魏延传》的“初，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旋”，谁知朝廷蒙在鼓里，又怎么推断杨仪发牢骚的根据？“书谓费祎曰：‘公亡际，吾当举众降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耶？’”。杨仪的牢骚话少了“令人追悔不可复及”一句，破绽少多了。“又上书激切”和“复上书诽谤”含意大不相同。怎么陈寿的书里安排的矛盾、漏洞，常璩一条都不取，弄得干干净净，“严密性”、“公正性”高得多，无法寻找漏洞，看来常璩先生也“咸保仪疑延”？

对于常璩先生写作魏延事件的手法，我的认知是，常璩看出了陈寿在“暗度陈仓”、“反写”魏延事件，但由于与陈寿的政治观点不同，要为蜀国朝廷的错判隐讳，他不愿保存一点对揭示魏延事件真相的有用资料在他所写的史书里。或许他不如陈寿了解实情，以为蜀国朝廷的判决是准确的？又或许他不理解陈寿的苦衷，反感陈寿的“恶搞”：你知道就直说，要么就别说。

再来谈谈《魏略》的作者鱼豢先生。裴松之不是说他“恶搞”：“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么？在我看来，本传已经和《魏略》“同扭合舞”了，不过一个是正说，一个是反说，裴老先生蒙在鼓里罢。赞一句裴老先生：《魏略》早已佚失，不是你求真心切，把《魏略》所写魏延案件弄到桌面上来比对，《三国志》的“反证”则难以剖解。这一段历史案件，也就只好听才华横溢（真有才）的杨仪独家讲故事了。

《魏略》的作者鱼豢是魏国人，他又是如何接近史实真相的呢？首先，魏延被谋杀事件本身是个规模巨大的政治、军事事件，蜀国众多高级官员和数万军人参与其中。魏延军绝大部分生存下来，也有数千人。这些人被诬跟着魏延谋反投敌是决不会服气的，杨仪等人不可能封住这么多人的嘴。如此众多的魏延兵将和家人，与被杀兵将家人到处诉苦喊冤，传播面大、一致性高、合理性强，这是街坊邻居的闲谈巷议、传接多次而“走形”的小道消息不能比的。

其次，作为敌国的重大政治、军事情报，魏国的游动、潜伏的间谍们能不展开探查行动吗？孙子兵法有“用间篇”，战争双方在敌国布置间谍是军事常识。探求敌国情报是间谍们的正常工作，也是争得立功受赏的机会。对于敌国重大政治军事情报，当然是必查必报。由于牵涉到国家对策，更要求准确无误，误报将遭到惩罚。而魏延事件的规模大，知情人多，调查并非难事。

还有，魏国那个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追击蜀军时曾被蜀军假装反击吓跑了，后来又追上去：“关中多蒺藜，帝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后马步俱进。追到赤岸”《晋书·帝记一》。赤岸在褒斜栈道向南五分之三处，说明追了大半路程，其侦侯更要前出几十至上百里地，栈道几乎走完。魏囯的军队也是魏延案件发生前蜀军行动的见证者，蜀国军队撤退时栈道烧没烧毁，魏国军队能不知道？修补栈道比清除蒺藜要困难得多，追击遇到的困难并没有烧毁栈道一说。魏国军队的当事人多，见证一致性强，蜀国对魏延事件的官方错误宣传，当然瞒不过魏国的情报人员。既然魏国的情报来源广、准确性高、又有本国人证言，鱼豢据此种种资料写出的魏延事件，自然能接近史实。

再从作者身份上看，作为敌国人的鱼豢，根据魏国的资料实写蜀国的政治事件，并无现实环境制约的心理障碍。倒是吴国作为盟国，其史官则会取蜀国官方结论为国史资料而不管事实真相与否，不然将引起蜀国君臣的不满。如果《魏略》所用资料是魏国针对蜀国的诏令、檄文、宣传，则会加上许多污蔑、夸张等不实之词与不合逻辑的叙述，这里也未有所见。因而从具体情况分析，《魏略》对魏延案件的叙述并非来自小道消息，或裴松之所谓“敌国传闻之言”，而是来自具有间谍网调查的敌国重大政治军事情报。

本文到此结束。就三国时期魏延被谋杀的历史疑案，我对种种旧说（凡与本文主要论点不合者）下达挑战书；同时期待着所有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们的挑战、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