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与佛教的殊胜因缘
南京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拥有2480余年的建城史和1780多年的佛教文化发展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既是人们对当年佛教兴盛的追忆，也是南京以佛教文化隆盛于中国的佐证。从东汉末年佛教东渐江南，到清朝末年杨仁山创立金陵刻经处，南京在中国佛教的兴衰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丰厚的佛教文化底蕴，众多的佛教文化遗存，以及流淌在南京城市血脉中的佛教精神，在在见证了南京与佛教的殊胜因缘。
一、江南首寺
佛教文化传入南京，始于东汉献帝（189-220）末世。自孙权建立东吴政权定鼎建业（南京）之际，佛教南渐。公元222年，精通汉文、梵文等六国语言的西域大月支（氏）人支谦从洛阳来到吴地，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慧，十分器重，拜为博士。支谦就在建业传授佛教，翻译佛经。这可以说是南京佛教初传，也是佛教在吴地正式传播的开始。东吴赤乌十年（247），西天竺沙门康僧会至金陵。康僧会为使东吴大地佛法振兴，便持杖东游。初次到达建业，营建茅庵，设立佛像，进行传道。《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记载了康僧会与孙权的会面过程：“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验察。权曰：‘吾闻汉明梦神，号称为佛。彼之所事，岂其遗风耶？’即召会诘问，有何灵验。会曰：‘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所以表遗化也。’权以为夸诞……（康僧会）乃共洁斋静室，以铜瓶加几，烧香礼请……果获舍利……权大嗟服，即为建塔……”自此之后，东吴大地始有佛寺，此寺故名建初寺，同时把建寺的地方，叫作佛陀里。建初寺的建立开风气之先，为江南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建初寺为初来江南的沙门提供了稳定的生活起居之地，并为他们进行佛事活动提供了方便。由此开始，江东吴地，佛法大兴。
二、举国兴佛
南朝（420-589）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南朝宋、齐、梁、陈，均以今天的南京为都城。佛教在东晋已有较大发展，至南朝，由于宋、齐、梁、陈四代王朝的大力支持和提倡，佛教进入了一个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的阶段，隆盛整个江南。当时的南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特别是萧梁一朝，大批西域和天竺名僧前来，译经事业空前发达。佛教与中华儒道思想交流争鸣更为突出，也促进了佛教义学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丰富的著述，并形成各派学说。江南各地大规模建造寺院，佛教徒不断增加。梁武帝萧衍（464-549）年轻时曾信奉道教。登基第三年便率僧俗二万人举行大法会，宣布自己“舍道归佛”。他希望通过“以佛化治国”的途径，将人们从对现实名利的关注引向彼岸和未来，以此求得生命的永恒与超脱。梁武帝大力倡建寺院。同泰寺、大爱敬寺、大智度寺、皇基寺、光宅寺、开善寺等都是梁武帝所建造。他还大造佛像，如同泰寺的十方金像、十方银像，光宅寺的丈八弥陀铜像等，都非常宏伟。梁武帝皈依佛门后，曾四度舍身同泰寺，四次都是大臣用大量的金钱把他从寺中赎回。贵为皇帝却舍身出家，此种做法扩大了佛教的影响，提高了佛教的地位。从此，“舍身”佛寺几乎成了南朝皇帝的一种仪式。梁武帝广泛结交当时的名僧，光宅寺法云、开善寺智藏、庄严寺僧旻被称为梁的三大法师，其他如宝志、宝唱、僧祐等，都受到礼遇。他还热心讲经，不但请僧人讲，还亲自讲经。他请当时的学问僧编著佛教书籍，自己也亲自著作，据说有义疏百卷。他创立了“三教同源”说。针对范缜的《神灭论》，他动员名僧、权贵64人，写了75篇论文，对“有神与无神争论”进行干预。梁武帝还亲立僧制。他作《断食酒肉文》，要求僧尼食素，汉传佛教不食酒肉由此开始。后世流行的《梁皇忏》仪规，一般认为也由梁武帝始。为了统管全国僧尼，他命法超制订《出要律仪》，命法云创立僧尼戒规。他还以杀牲祭祖“无益至诚，有累冥道”为由，改变了历代天子太牢血祭的礼典，直至梁亡。正是由于帝王的推崇并以身事佛，南朝佛教至梁，达到了顶峰。“都邑大寺七百余所、僧尼讲众常有万人”。据唐法琳《辩正论》记载，梁代有佛寺2846所、僧尼82700人，比东晋时寺院增加千余所，僧尼增加三倍多。如果说在三国、东晋时期，全国佛教的重镇是在北方的长安和洛阳，那么，到了南朝，建康已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
三、四宗之源
汉传佛教的诸多宗派与南京有着深厚的渊源，禅宗初祖在南京驻锡定山寺，三论宗和禅宗的牛头宗、法眼宗均创建于南京，智大师天台宗思想也形成于南京。南朝梁时，达摩祖师受梁武帝邀请至建康宣扬佛法。公元520-526年，达摩历经千辛万苦从海上到了广州。梁武帝派人专程迎达摩到建康，仪式十分隆重。后达摩与梁武帝话不投机，不辞而别，“一苇渡江”后，在江北长芦寺停留，后又至定山驻锡，面壁修行。定山寺至今留有“达摩岩”、“宴坐石”、达摩画像碑等遗迹。其中，达摩画像碑为国内最早的达摩造像碑，比嵩山少林寺的祖师碑要早120多年。定山寺成为禅宗重要丛林，被誉为“达摩第一道场”。达摩最终到达河南少林寺，创立佛教禅宗。陈隋之际，金陵人吉藏(549-623)创立三论宗，在长江下游颇有影响。建康的栖霞寺、兴皇寺是南方三论宗的中心。大历（766-779）年间，金陵有玄璧法师弘传三论，浙江金华有慧量法师专讲三论。虽至中唐，传三论者尚有人在。会昌禁佛之时，此宗章疏被毁殆尽，几成绝学。清代末年，杨仁山居士从日本将此宗失传的章疏著作取回，国人方能窥其全貌。陈光大元年(567)，智奉其师慧思禅师之命，赴金陵弘扬教观、讲经说法，受到了陈代朝野僧俗的欢迎与敬重。他既讲《法华经》，又弘传禅法。陈宣帝曾特敕停朝，率诸京官，亲临听法。宣帝太建元年(569)，智被朝廷迎请住进了瓦官寺，前后住了8年。在瓦官寺，智讲经说法，标立宗义，判释经教，为创立佛教宗派打下了基础。隋灭陈后，智逃离金陵，被晋王杨广请到扬州，授予“智者大师”称号。开皇十五年(595)，又受晋王之邀，至金陵撰《净名经疏》28卷，使南京佛教的义学研究有所深入。智之学使江南佛教注重义理的风气有所改变，同时也吸收了南朝盛行的三论、涅槃二宗的思想。后至浙江天台山，为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因此，天台宗虽以天台标名，但仍视南京光宅寺、瓦官寺为其祖庭。佛陀跋陀罗在建业翻译出华严宗的经典《华严经》，南朝的僧朗等众多三论学者均兼习《华严》。此后，华严之学不时有人传习，但人数不多。明代，句容宝华山的洪恩，清末的杨仁山、月霞等也弘传过《华严》。梁大同年间，智文（508-509）于光业寺首开律藏于江南，影响甚大。唐代高僧鉴真也在金陵弘传过律学。明末清初，律宗在金陵一度振兴。万历初，如馨（1541-1615）在古林寺传戒，被尊为律宗中兴祖师。广陵人寂光继之，使古林成为律宗道场。晚年，又分灯于宝华山，形成律宗的古林、宝华两派。在佛教各宗派中，禅宗在金陵流传最久，影响最大。贞观元年(627)，禅宗四祖道信的弟子法融（又称慧融）来到金陵南郊牛首山支脉祖堂山悟道修行，创立了牛头禅法。永徽二年（652）在建初寺讲《大般若经》，听者云集。著有《心铭》。此宗在于“排遣多言，着眼空寂”、“菩提本有，何须用守”，成为后来的南宗先声。当时，牛头禅法在常州天宁禅寺、镇江鹤林寺等江南名刹都有传承，至唐末渐衰。后由日本僧人最澄传入日本。南唐时期，文益禅师（885-958）被唐帝迎至金陵，住报恩禅院，后建清凉寺，文益针对当时禅宗不通教理的弊端，撰写了《宗门十规论》等，大力提倡研究教理，学习《华严》。四乡慕名而来从其求学者不下千人。文益临终时，南唐中主李璟曾亲临方丈问疾。文益去世以后，中主赐谥为“大法眼禅师”，所以文益开创的法系被称为“法眼宗”。吴越末年，高丽王派僧人随文益的再传弟子延寿学法，此宗遂由此传入朝鲜，盛行海外。宋代以后即成为佛教各宗派共同信仰的净土宗，一直在金陵广泛流传。被列为南宋净土祖师之一的宗颐于宋哲宗元祜年间(1086-1093)住持长芦寺，以主张禅净双修闻名。
四、皇家寺塔
南京的寺塔建筑，始于三国，南朝达到极盛。“钟山帝里，宝刹相临；都邑名寺，七百余所。”其中梁武帝敕建的同泰寺，有大殿6座，小殿及佛堂20余所。殿外积石为山，林木葱茏。寺周以池为堑，静谧幽深。可惜建成后仅18年就毁于雷火。唐高祖时，始建于南朝齐时的栖霞寺大兴土木，新建梵宫琳宇49座，改名为功德寺，为“天下四大丛林”之一。明清时期，金陵仍有许多寺庙。据《金陵梵刹志》记载，明代的南京有灵谷寺、报恩寺、天界寺3大刹；栖霞寺、鸡鸣寺、静海寺、弘觉寺、能仁寺5座次大刹；清凉寺、瓦官寺等32中刹以及华严寺、天隆极乐寺等128座小刹。南京寺塔中，最出名的当属明初在南京城南古长干里的大报恩寺。该寺原址有建于吴赤乌三年(240)的长干寺及阿育王塔。在明初之前，其原址及周边地带，曾有历代官方及皇家敕建的许多寺塔，包括宋长干寺及塔、宋天禧寺及圣感舍利塔、元兴慈恩旌忠教寺和慈恩塔等，多次毁坏又多次重建。明清鼎盛时期，其范围达“九里十三步”，曾与灵谷寺、天界寺并称为金陵三大寺，辖领城南一带次大刹2座、中刹14座。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依照皇宫大内的建筑规制重建寺院，赐额为大报恩寺，历时17年，至宣德三年（1428）建成。动用全国征集的良匠军工达10万人，仅建塔一项的费用，钱粮银就达248万两。建成后的大报恩寺为江南三大寺之一，是全国最大的讲寺，为包容各派的佛教义学讲堂，并一度成为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僧录寺所在地。清咸丰六年（1856），大报恩寺、塔毁于兵火，寺院变成废墟。2008年南京发掘大报恩寺地宫，在1942年出土玄奘大师顶骨舍利的地方，发现宋长干寺地宫遗址，出土了石函等物。石函北壁上刻有《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舍利石函记》，碑文记载“长干寺葬佛顶骨舍利”。考古发现，石函内置铁函，铁函内安放七宝阿育王塔，塔内有两套盛放舍利的容器，一套为鎏金银椁，另外一套为方形银函。
五、传播中心
南京是古代中国江南地区最早传播佛教文化的地区，也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研究中心。从东吴到南朝，一代代译经大师在金陵翻译了大小乘佛教经典约500部，2000多卷，使金陵成为全国重要的译经中心、义学基地，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方佛教逐渐形成了重视与清谈玄理的交流、传播般若性空之学的特点，对全国佛教义理的弘传与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孙吴时，支谦共翻译佛经36部48卷，这是南京有佛教经典的开始，对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大阿弥陀经》、《般舟三昧经》为汉地净土宗思想奠定了基础。康僧会除了翻译经典，还注释了《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最早融合释、儒、道三家思想，为佛教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东晋时，道场寺云集了佛陀跋陀罗、法显、宝云等高僧，翻译了《大方广佛华严经》、《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等许多经典，为大乘瑜伽学说的东传开了先河，极大促进了佛教义学的发展。法显在建康道场寺翻译了6部佛经，共100多万字。还写成了与玄奘《大唐西域记》齐名的《佛国记》，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当时中亚、印度和南海诸国山川地貌和风土人情的著作。直至今日，仍然是研究南亚次大陆诸国古代历史、宗教和风土人情的重要历史文献。宝云也游过印度，精通梵文。他在道场寺译经的时间最长，质量也很高，有“江左译经，莫不推宝云为第一”之说。尸梨蜜在建初寺主持翻译了《大孔雀王神咒经》等密教经典，促进了密宗在中国的传播。提婆在建康讲解《阿毗昙心论》，从此有部毗昙学在我国南方流传开来；他还在建康主持重译了《中阿含经》60卷，校改了《增一阿含经》51卷，为小乘佛教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赵朴初指出：“在六朝时期，南京作为中国政治上的正统和文化上的中心近三百年。在中国创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与南京有关……在中国佛教史上，南京作为佛教学术的中心是当之无愧的。”各地高僧在金陵译经，还带动了讲经之风盛行。南朝时金陵城里讲坛遍布，法会听众如云。传说梁武帝时有个云光法师，在金陵石子岗开坛讲经，一次他的讲经感动了上天，以至于“天花乱坠”，天空中飘飘扬扬地下起了五颜六色的雨，滴落到地上变成了一颗颗晶莹圆润的小石子，上面还有五彩斑斓的花纹。人们称这些小石子为“雨花石”，称云光法师讲经的石子岗为“雨花台”。南京不仅是闻名全国的译经中心之一，而且也是名扬中外的刻经中心之一。明代南京就刻印了三种版本的《大藏经》：《洪武南藏》收佛典1600余部，7000多卷。《永乐南藏》收佛典1625部，6331卷。报恩寺还刻印了报恩寺版大藏经。清末，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处，致力于佛典的搜罗、整理、刻印，是我国第一家融经籍收藏、雕刻、印刷、流通和研究于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杨仁山委托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在日本搜集了中国失传的佛典经疏300多种，择要刻印了3000多卷，使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等重要佛教宗派的教义重新昌明。他弘法40余年，共刻成木版经书211种，经版4700多片，印刷佛典1155卷。组织编刻《大藏辑要》460部，3300多卷（完成了五分之四）。金陵刻经处所刻的佛经准确、清晰，深受国内外佛教界欢迎。目前，这里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汉文木刻版佛经的出版中心，每年刻印10多万册佛教经籍流通至国内外；还是木刻佛教经像版的收藏中心，藏有从全国各地收集的各类经版及自刻经版13万多块（含佛教典籍1500多种）、佛像版18种和大批珍贵的古代佛经，许多古老的经版至今仍被用于印刷佛经。1907年，杨仁山设僧学堂祇洹精舍，创办近代佛教著名的居士道场，培养了欧阳竟无、梅光羲、太虚、仁山等僧俗佛教人才。1910年，他建立了佛学研究会，研究佛学，宣讲佛法，培养了许多学者。杨仁山的高足欧阳竟无是近代中国的佛学大师，他苦心经营金陵刻经处及佛学研究部，并创立了支那内学院，培养了不少佛学研究人才。金陵刻经处第三代传人吕澄先生，在研究与传播佛教文化方面亦有非凡建树，对现代佛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