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宗教情怀

今天知道晏阳初其人其事的人可能已不多，但在上世纪前半叶，他却是一位享誉世界的风云人物。1943年，他被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评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与爱因斯坦、杜威等人齐名。1945年美国旧金山市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1967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授予他最高平民奖章金心奖章，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授予他终止饥饿终生成就奖。此外，他更被尊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可谓功誉满身。

晏阳初何以在国际上有如此影响呢?这跟他毕生致力于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有直接关系。他曾将自己比作平民教育的“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而促发他作此选择的，是“三c”，即孔夫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他常说，“三c”影响了他的一生。具体说，就是儒家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和民间社会的疾苦和智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教情怀，则是他一生中为民众勤勉奉献的动力。

一

晏阳初(1890—1990)出生于四川巴中，5岁启蒙，6岁就读于私塾，在塾师兼乡医的父亲的教育下，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父亲深知“书香之外另有世界，西学乃潮流所趋”，毅然将他送到几百里之外的基督教内地会创办的西学堂接受新学。由此结识了内地会传教士姚牧师(williamb.aldis)。姚集校长、教师与传教士于一身，注重言传身教，使年少的晏阳初深受感召，“发现耶稣基督博爱世人的若干道理”，决定领受洗礼，并一度立志成为传道人。1913年，在姚牧师的朋友、另一位传教士詹姆斯的鼓励与推荐下，晏阳初踏上了赴港求学之路，这是其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后来詹姆斯身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晏阳初为纪念这位亦师亦友的领路人，把自己的英文名字叫作james。

1916年，晏阳初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在这里进一步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同时也对基督教的认识有所升华，并身体力行。他每周除上20学时的课以外，还选修了福音传道课，积极参加学校的唱诗班，并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参与其他基督教的活动。耶鲁校园散发出的浓烈的基督精神、基督教的习俗和风尚，使晏阳初感觉自己沐浴在耶稣基督哺育的阳光里，进而感受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晏阳初基督教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也是他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对自己未来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思考的过程。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青年会设立了战时工作会，为战事服务。晏阳初在“爱(爱国之心、爱人之心、爱主之心)的驱使”下，赴法国战场帮助在法华工。在那里他第一次发现了中国下层的“脑矿”，办了第一个识字班，从而迈开了旨在改造中国的平民教育事业的第一步。

二

作为基督徒，晏阳初接受了基督教的基本思想，又因他早年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所以，他的宗教观融合着基督教和儒家思想，是两种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基督教的博爱与儒家的仁爱是他从事平民教育运动的思想基础与精神渊源。

作为“中华文化和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产儿”，晏阳初拥有使命感和救世观，他倡导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他希望“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而不希望“以暴易暴，杀人放火”。在晏阳初看来，基督教的博爱是大爱，他最终又把这个博爱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全世界的广大平民。他说，他心中的大事业是“体现儒家的仁和基督的爱”，而不是做大官、开公司和赚大钱。他理解的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愿做“殖民地上的属民”和“被人歧视的廉价劳工”，也不愿别人如此;给予别人的不应只是恻隐之心，即“消极的仁”，而是应该用积极的爱，舍己救人。他说“仁者，恕也”，希望自己能够“以仁化敌为友，以爱化苦为乐”。所以，他所理解的孔孟、基督以及姚牧师、詹姆斯等人所揭示的要理，就是爱人、爱民、爱贫苦大众。正因如此，他相信有教无类和“民可使教之”的道理。

由于吸纳了基督教的博爱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观念以及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晏阳初对“民”有了深刻的理解，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他认为，人是一个民族生死问题的关键，所谓人是立国的根本，如果忘了根本，就要亡国。他深信人皆为种子、人皆可为尧舜，是“民族再造”的原动力。在中国，这个“本”应该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人的基础皆在农村，所以只有通过提倡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来培养平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以完成“民族再造”的使命。

因此之故，晏阳初回国不久，就筹建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发起了“走出象牙塔，回到民间去”的博士下乡运动，陆续在长沙、烟台、杭州及武昌等地宣传平民教育，推动城市平民识字运动，取得不俗的成绩。后选取河北定县为实验地点，正式启动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相对应救治中国人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的综合治理工程。

三

晏阳初的宗教情怀深刻影响了他的平民教育运动。从早年服务在法华工而确定奋斗目标，到定县实验的展开，再进而在湖南、四川等地的社会实践，乃至于上世纪50年代后，将眼光从中国转向全世界，其平民教育理论和实践逐步走向成熟，其博爱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然而与其同道相比，晏阳初的见解和实践有卓越独到之处。基督教精神始终支撑着他的思想世界，使他能够坚守如一。

作为社会改革家，晏阳初不可避免地会与政界交往，但其保持独立性的前提是不可动摇的。1928年3月，张学良曾经希望晏阳初担任自己的政治顾问，帮助他吸引从美国归来的人才，并以捐给平教会800万美元作为活动经费为条件，晏阳初拒绝了张学良的邀请和有条件的捐赠。进入上世纪30年代以后，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因与晏阳初的农村建设有一定联系，两人有过交流。不久，晏阳初发现新生活运动中的形式主义、党派色彩和权欲之争，并在许多场合表达了自己的反感，这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得到了“不善政治，很难为当权者所接受”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在将基督教的博爱理念化为社会实践的同时，晏阳初不仅希望平教事业保持非官方性，也努力使其乡村建设运动与宗教保持适当的距离，他并不想使平教会带有任何宗教色彩。因为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以四大教育来医治四大弊病，通过对农民和乡村进行综合治理，使农民成为富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的新民。在长达10年的定县实验中，晏阳初明确表示他的目的不是使定县基督教化。即使在美国筹款时，一些教会机构刻意强调他的基督教背景，并为他安排讲演和报告等，但他每次都强调自己的事业并非传教。

不仅如此，对于同样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基督教乡建组织，他也力劝他们分享自己的经验。1930年和1933年，基督教全国协进会两次在定县举行全国基督教乡村建设会议。在第二次会议上，晏阳初进行了三次演讲，主题关涉平教会工作和基督教对中国农村建设应有的贡献。他认为，教会同工们绝不能仅仅“偏重于讲道”，而应“赶快入身农村服务”、“努力农村建设”，“本着基督博爱的精神和科学的改良方法，改造农村”。他认为应将研究实验和训练推广同时并举，本着基督精神，研究出一种改造整个农民生活的计划。

由此可见，晏阳初对社会、对信仰的认识是有其独到之处的。他是基督徒，但不是传教士;他是社会改革家，不是宗教活动家。他始终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信仰的问题，而是农村的问题。

1949后，晏阳初因其基督教背景和改良主义主张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乡村建设运动也一度销声匿迹。不过，在时光流逝60余年后，中国的农村问题依然存在，愚贫弱私依然尚未彻底解决，而晏阳初的“大教育”理念也仍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因此，他并未被人彻底遗忘。2004年12月9日，央视国际播出了一期名为《乡建十年》的专访;学术界与民间也在重新认识晏阳初和他的教育理念。这些，皆可视为晏阳初及其乡建事业的余响。如此，便足以告慰先驱：虽人间再无晏阳初，但师道自有后来人。

〔作者单位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本文为教育部社科基金资助项目“20世纪上半期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和乡村社会变迁——以晏阳初定县实验为例”(08ja77001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