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达浦生大阿訇归真50周年

达浦生大阿訇原名凤轩，字浦生，经名奴尔·穆罕默德（1874—1965年），江苏南京人，回族，是穆斯林中享有盛名的四大抗战阿訇之一，更是近代杰出的少数民族人士、著名伊斯兰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52年,达浦生大阿訇与穆斯林知名人士包尔汉·沙希迪、刘格平、赛福鼎·艾则孜、杨静仁、马坚、庞士谦、马玉槐等，在北京发起筹备成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953年，在协会成立大会上，达浦生大阿訇当选为该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实现了中国各族穆斯林的大团结，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统一的全国性伊斯兰教组织，它为党和政府与各族穆斯林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1955年，中国伊斯兰经学院成立，达浦生大阿訇被推举为院长。达浦生大阿訇曾连续多年担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5年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曾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反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战士1937年，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日军对上海狂轰滥炸，各地难民汇集上海市区。达浦生大阿訇与哈德成大阿訇联络上海回族士绅，积极筹建上海浙江路回教难民所和太仓路回教难民收容所，为教胞筹募粮食、衣被及生活必需品。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不断派遣浪人前往中近东各伊斯兰国家活动，颠倒是非，歪曲侵华的真实情况。而我国在中近东则缺少争取国际舆论的活动。达浦生大阿訇为了展开这一国际斗争，筹借路费3000元，于1937年12月29日，只身出国，加入到抗日的宣传活动中。首站到达埃及首都开罗，发表爱国讲话，受到开罗朝野人士的欢迎和好评。又经苏伊士运河赴沙特阿拉伯的汉志（即希贾兹地区），联合由祖国出发的近东访问团，共同参加了在汉志举行的“世界伊斯兰大会”。与会代表及群众达15万人。达浦生大阿訇在大会上和其他代表共同揭发日寇的侵华罪行，并与冒充穆斯林的3名日本浪人展开舌战，使浪人丑态毕露，伸张了中国的声威，传出了中国穆斯林的抗日声音。达浦生大阿訇在埃及期间还用了3个月的时间，撰写了长达100多页的《告全世界穆斯林书》，揭发日本60年来的侵华史实和当时日寇侵华的罪行，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兄弟给日寇以舆论上的谴责及经济上的制裁，引起中近东各国的极大关注。达浦生大阿訇在阿拉伯半岛进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罪行的宣传活动后，于1938年6月8日又转到印度。当时，巴基斯坦尚未分立，大阿訇在印度作了9次抗日讲演，并会见后来被誉为巴基斯坦之父的穆罕默德·真纳。真纳表示，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也将是对印度各族争取自由幸福的援助。真纳并将《告全世界穆斯林书》译成乌尔都文发表，还在印度穆斯林中捐募资金，买成药品，送往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这期间，达浦生大阿訇也筹募了大批药品，运往我国抗日前线。1938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上海回教长达浦生欢迎会》的消息。10月3日，又以《达浦生先生访问记》报道了大阿訇出访宣传抗日的成就和意义。文中写道：“达先生深信，抗战必生，不抗战必死，唯有全民族团结起来血战，更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警语。而且，他曾经以行动为他的理想作过回答了。”今天，在举国上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重温达浦生大阿訇的这段抗战历史，重温他“抗战必生，不抗战必死”的肺腑之言，中国穆斯林为以达浦生大阿訇为代表的老一代穆斯林的抗战情怀、爱国之心而骄傲、自豪。中国穆斯林朝觐功课的圆梦使者朝觐，是伊斯兰教规定的五大天命功课之一，是世界各地穆斯林表达和实践虔诚信仰的一个终身的理想追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受制于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我国穆斯林的朝觐活动受到了外部势力的阻挠。达浦生大阿訇在为中国穆斯林开辟朝觐道路的过程中筚路蓝缕，终见柳暗花明。1952年，由达浦生大阿訇担任团长，新疆伊斯兰教学者、大毛拉伊明·马哈苏木担任副团长，共计16人组成的新中国第一个朝觐团从北京出发，从香港取道海路，经缅甸、印度抵达巴基斯坦南部海岸、印度河三角洲西北侧的港口城市卡拉奇。朝觐团原本计划在卡拉奇获得沙特驻卡拉奇公使馆的朝觐签证。然而，国际环境的恶劣，使得这一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一个月后，中国朝觐团在朝觐签证无望的情况下返回祖国。1953年、1954年，中国穆斯林组团朝觐的愿望依然没能实现。1955年4月18日至24日，著名的亚非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有12个是伊斯兰国家，东道国印尼是当时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会议，时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的达浦生大阿訇作为周总理的宗教顾问随团前往。因为促成中国穆斯林有组织的朝觐是我方参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周总理举行的招待会上，达浦生大阿訇向沙特代表阿里·雷达提出中国穆斯林希望获得沙特朝觐签证的强烈愿望。周总理随后也亲自向莅会的沙特首相费萨尔提出，希望沙特政府给予中国穆斯林签证，促成中国穆斯林实现有组织、有计划的朝觐。费萨尔首相被周总理关心中国穆斯林朝觐事宜的诚意所感动，并十分欣赏中国政府在穆斯林朝觐问题上所持的开放、宽容和支持的态度，当即表示将关心和办理这一重要事务。而阿里·雷达也当即表示，“我一定向我国政府转达你们的愿望，祈求真主使你们实现愿望！”万隆会议结束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抓住良好时机，立即着手重新组织中国穆斯林朝觐团。短时间内，由达浦生大阿訇任团长，马玉槐、伊明·马哈苏木任副团长的19人朝觐团组成，并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沙特政府的朝觐签证。1955年7月19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获得签证的朝觐团，从北京乘飞机启程，从香港乘船经巴基斯坦前往圣地麦加朝觐。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穆斯林的第一个朝觐团。它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伊斯兰国家的普遍关注。它为中国穆斯林之后有组织、有计划的朝觐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局面。为世界和平发声的中国穆斯林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达浦生大阿訇就作为新中国的代表赴赫尔辛基，参加了“维也纳世界和平人民大会”和“莫斯科世界和平人民代表会议”。达浦生大阿訇还曾以中叙（利亚）友好协会会长的身份，访问了大马士革。1955年，达浦生大阿訇以周总理顾问的身份，赴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时，周总理在公开场合总把达浦生大阿訇介绍给来宾；周总理接见伊斯兰国家政要时，达浦生大阿訇也都陪同在旁。达浦生大阿訇出众的穆斯林仪表、严格的宗教操守以及洪亮圆润的《古兰经》诵读，赢得了各国与会代表的普遍尊重。同时，达浦生大阿訇还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向与会代表和各国新闻媒体宣传新中国各方面的成就，以增进了解和消除误会，建立友情。同年，他又作为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访问了印尼，受到热烈欢迎，受到苏加诺总统的接见。1955年，达浦生大阿訇带领的朝觐团在完成朝觐功课之后，在埃及、巴基斯坦和印度参访了将近一个月，会见了埃及总理、巴基斯坦总理、印度副总统等。还会见了很多著名的宗教界知名人士，如埃及的“穆夫提”、爱资哈尔大学校长、侯赛尼长老等。并在会面中向各国与会者介绍了我国穆斯林的宗教生活状况，宣传了我国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平等的政策，以及各族人民生活改善的情况，获得了与会者的欢迎。纳赛尔总统接见达浦生大阿訇时，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你就是随周恩来先生参加万隆会议的那位穆斯林顾问吗？”并对达浦生大阿訇说：“巴库尔部长访华，你们访埃，这是中埃关系密切的重要因素。”1956年5月30日，中埃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级外交代表。纳赛尔总统在这一消息正式公布后，首先口头告诉了达浦生大阿訇。离别时，还送给大阿訇一部精装《古兰经》，并在扉页上亲笔签名。在这次访问中，达浦生大阿訇受中国伊协委托，将捐赠给埃及贫苦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2000埃镑，交给了纳赛尔总统，总统对我国穆斯林这种亲切的关怀，表示深切的谢意。达浦生大阿訇的外交活动向全世界穆斯林展示了我国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实情况，将我国穆斯林和我国人民的友谊和热爱和平的心愿带给了他们，为我国穆斯林打开了朝觐的大门，为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