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战疏》的三国文学地位比《出师表》还高？

（注：本文纯从学术角度来探讨《止战疏》是否具备作为三国文学的代表作进入国家课才的资格，对于近期“止战疏事件”不作任何讨论。）

某胡老教授认为《止战疏》优于《出师表》，自有其观点，如今网上沸沸扬扬，多有议论。禀着找出他本人的实意这一想法，去了胡老在新浪的部落客一游。大致观摩一番，知其为人和所想，不过区区后进，不宜当众评论先生。所以还是仅就《止战疏》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来讨论。

单从内容来说，止文着眼于停战生息，出文则相反。拿着出发点不同的文章来评价其目的和社会影响，可以说无论狄摩西尼再雄辩，也会不攻自破。盖因二者立场不同，所想不同。因此除了文学价值，两文并不可多做比较。而对于文言文，我一向秉持的观点是当今的大陆，没多少人能真正看得懂了。与其今人指手画脚，不如看时人的评价，特别是看《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的评价。想必，说陈寿文言文功底，特别是对东汉末年及晋初的文学的理解水平比今人高，是不会有异议的。故看陈寿为其二人做的传，就大致可知是其高下。

在《钟繇华歆王朗传》里是这么评价的：“钟繇开达理干，华歆清纯德素，王朗文博富赡，诚皆一时之俊伟也。”因这三位都曾做过魏国的三公，故陈寿将他们放在一起，由此可知，纵在这三位当众，华歆的文才尚非第一，就更别说《王卫二刘传》里那些被公认为才华横溢的人了。可见，拿华歆的文章来当作三国文学的代表作放进中学课本，不仅诸葛亮不同意，连魏国都不大会有人同意。

且看《诸葛亮传》，我们发现陈寿为其文章专门做了集录，收于文后，并为之上表，说明替原因是“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有之伦。”可知陈寿是希望通过拍司马炎的马屁来替诸葛亮保留文集。为何要替他保留文集呢？因为“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这种心怀国家的高尚情操到了胡老的眼里却成为图谋夺国的阴险心理，实在奇怪。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陈寿不觉得，为什么两千年后的胡老就能凭陈寿的文章看出端倪来？难道现今还有人看见的资料比陈寿多，接触的风评比陈寿直接吗？这是外话，也不宜多说。但是，从特意为诸葛亮集录文章的行为可知，诸葛亮的文才，至少时人认为是好的。不然为何在仅三十五六万字的《三国志》里专门收录了这么大堆文字呢？如果文才差，读者看了是会笑话的，对于陈寿来说，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而《出师表》又是被公认为诸葛亮的代表作之一。因此《出师表》的文学水平应该比《止战疏》高。

说了这么多，都是讲时人的看法，那么究竟文采上孰高孰低呢？我们再来斗胆比较。先看止文，行文立意可谓简洁有力，了了数语就点出征战的弊大于利，不失为一篇好的谏疏。但是在用字上没有新意，即不能让读者特别振奋的看点，也不能给后人留下什么典故。而且行文过于简单，给人感觉是华歆匆匆之作，可谓平凡。总体上说，是理据而文乏。再看出文，实话说，颇有点繁复，但基于是诸葛亮对于刘禅这个小皇帝独自执政的担心而作的肺腑之言，就可理解繁复是有所思而言之。而其行文流畅，排比得体，又能减少这种繁复感。用赋来举证，又显得层次鲜明，措辞有力。而“亲贤臣，远小人”、“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候”等语又能流传后世，可见历来文人都是颇为激赏的。当然，关于《出师表》的文学水平，历代文人的点评会比我更深刻，这里就只作简单的对比。因此拿止文来替代出文，在文学层面上就说不过去。

再从社会价值来说，胡老言之凿凿说止文提倡民生，出文暗示暴力，所以应该选止弃出，其实可以说是胡涂之说。《止战疏》成于太和四年，乃曹真受大司马一职后，为建功立勋讨伐蜀国，后因水灾，华歆上疏力止此战。故其明显是为了阻止这次征伐而专门提出，并非是华歆向来有反对战争。故言止文重视民生，就显得片面，应该说华歆强调的只是太和四年的民生。为何做如此一说呢，我们来看看太和四年发生了什么事，就可以明白无误。在《止战疏》的下面就明确说到了：“帝报曰：‘君深虑国计，朕甚嘉之。贼凭恃山川，二祖劳于前世，犹不克平，朕岂敢自多，谓必灭之哉！诸将以为不一探取，无由自弊，是以观兵以窥其衅。若天时未至，周武还师，乃前事之鉴，朕敬不忘所戒。’时秋大雨，诏真引军还。”在曹睿认同的回复之后，点明了当时是秋季，下了大雨，这个客观实时。而这次大雨有多大呢？在《明帝纪》里有记载：“九月，大雨，伊、洛、河、汉水溢。”几乎可以说，除了冀州地区之外，魏国全国都在面临水灾。在丰收的季节下大雨水，农田就会被淹没，如果此时再远征蜀国，那么以曹魏的屯兵制而言，不仅要少了一年的粮食储备兼且严重削弱士气，这样就会影响接下来数年的战斗力。因此华歆在疏中说到：“如闻今年征役，颇失农桑之业。”此话是全文的重点，起承上启下之功。他说到了征伐会失农桑，而不可忽视的是，这里提到了具体时间“今年”。如此就非常明白了，华歆上此疏的确是因为太和四年的水灾这一特殊事件，而非抱着长远的观点，不然陈寿也不会在后面专门写到“时秋大雨，诏真引军还。”关于太和四年这场大雨，别说研究三国历史的专门人士，就是稍微看过演义的人都非常熟悉。弃而不谈，只片面的强调止文本身的内容，这是断章取义的行为，应为学人所不齿。

如果真的怀抱重视民生，响应和谐的美好目的，区区以为，在《三国志》里有另一疏要远比华歆此疏好得多。拿这篇文章做代表，要比《止战疏》更有义有理，。想必对三国历史有数十年研究心得的胡老不会不知，但为什么胡老却只提止文而不提该文呢？在下不得而知，亦不可妄加猜度。只不过秉着学术讨论的目的，在这里提出来。这篇文章就是《虞陆张骆陆吾朱传》里骆统一疏，姑名之为《消息疏》，以对“止战”。

前面说过，与其今人弄笔舞墨，不如看时人的评价。骆统尚有一长疏收在本章的张温传里。一章里收录两篇长文，可知陈寿对骆统的文笔是欣赏的，而在后面的评论也认为他“辞切理至”，充分认同了骆统的文章用词深刻，道理明显。而同章的几位人物，也是吴国的才俊，把骆统归于此类，其地位自现。故骆统的文才必比华歆要高。而就写作来说，消文开篇即立势非凡“臣闻君国者，以据疆土为强富，制威福为尊贵。曜德义为荣显，永世胤为丰祚。然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六者既备，然后应天受祚，保族宜邦。”排比列论，用词恰当，立论于不败之地。然后引经据典，铺陈辞藻，层层推理，拨丝抽茧，最后再收以典故，论之王政，使得整篇文章层次分明，力量十足。比起止文简单的表达要更加巧妙深刻得多。特别是“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的六民说，可谓至理名言。并在后面不断的论证，来证明前面立论的正确性。通过点明国家的现实情况并不乐观，自己心如火焚。然后再证明普通老百姓生活痛苦，征伐对于他们家庭的严重破坏，而推论出“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接着举出民间弃子这一人间惨剧就是因兵役而生，加强论据，遥相呼应。继而用“民水国舟”的典故再次来告诫孙权应该“与民消息，观时制政”。最后点明当下政治的隐患是过分强调官吏的征收政绩，急功近利，不晓仁惠，无视民生。由此可知消文才是充分地从长远的民生角度出发，正视普通人民在战火中受到的种种伤害，并点明当时政治的弊病和危害，希望通过孙权的“补复荒虚，深图远计”来改革现状，以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通过上面简单的分析，可知无论是文章的措辞抑或对民生的重视和理解，骆统的《消息疏》都要比华歆的《止战疏》优秀得多。因此，无论从文学角度还是民生角度，《止战疏》都不具备成为三国时期代表作的资格。如果基于对当前和谐社会观念的配合，以及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有着多年研究三国历史经验的胡老应当提出用《消息疏》来顶替《出师表》，而非用一个连品性都受到许多人质疑的华歆所写的短文。但胡老却偏偏拿根柴枝当斧头耍，实在让人莫名其妙。故在此处，虽身为后学，但以一贯认真对待学术的精神出发，不得不对胡老的举动和研究成果表示怀疑。

附《止战疏》、《出师表》和《消息疏》三文于下，以便阅读。（因由网络复制而来，且未加校对，若错漏讹误，敬请谅解。而对这三篇文章有更深兴趣的朋友，还是请大家阅读纸质书籍为佳。）

《止战疏》

兵乱以来，过逾二纪。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圣德当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绍三王之迹。虽有二贼负险延命，苟圣化日跻，远人怀德，将襁负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时动。臣诚愿陛下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为后事。且千里运粮，非用兵之利；越险深入，无独克之功。如闻今年征役，颇失农桑之业。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二贼之衅，可坐而待也。臣备位宰相，老病日笃，犬马之命将尽，恐不复奉望銮盖，不敢不竭臣子之怀，唯陛下裁察！

（《三国志》卷十三，《魏书十二·钟繇华歆王朗传》）

　《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禅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候。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败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败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诸葛亮传》）

　《消息疏》

臣闻君国者，以据疆土为强富，制威福为尊贵。曜德义为荣显，永世胤为丰祚。然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六者既备，然后应天受祚，保族宜邦。《书》曰：‘众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众无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则民以君安，君以民济，不易之道也。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乂，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征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闻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寻所由，小民无知，既有安土重迁之性，且又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恋本畏远，同之于死。每有征发，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迸入险阻，党就群恶。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天则生之，而父母杀之。既惧干逆和气，感动阴阳。且惟殿下开基建国，乃无穷之业也。强邻大敌非造次所灭，疆场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减耗，后生不育。非所以历远年，致成功也。夫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停则以安，扰则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是以圣王重焉，祸福由之，故与民消息，观时制政。方今长吏亲民之职，惟以办具为能，取过目前之急，少复以恩惠为治，副称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雕弊，渐以陵迟，势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笃，除患贵其未深，愿殿下少以万机馀闲，留神思省，补复荒虚，深图远计，育残馀之民，阜人财之用，参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统之大愿，足以死而不朽矣。

（《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十二·虞陆张骆陆吾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