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朝藏传佛教遗迹

西夏王朝是党项羌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建于公元1038年，亡于公元1227年。在近200年时间里，西夏在我国西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关于党项羌的族属，笔者在《党项羌的族属：藏族》一文中已有论述。研究表明，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羌是藏族先民的一部分。以藏传佛教为主的藏文化在西夏的传播有诸多因素，但与党项羌的族属是密不可分的。西夏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绚丽多彩的文化遗产，尤其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及向外辐射，对“后弘期”藏传佛教的再度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夏开国，凉（甘肃凉州）为辅郡。对西夏来说，河西走廊不仅是一条贸易走廊和战略物资储备库，更是一条文化走廊和文化传播中心。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过程中，河西走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时至今日，西夏时期的藏传佛教文化遗迹遍布河西走廊各地，自东向西有凉州亥母洞、护国寺、圣容寺、崇圣寺、甘州大佛寺、黑水城遗址、马蹄寺、文殊寺，玉门昌马下窟、肃北五个庙以及瓜州藏密特大坛城等。限于篇幅，这里对其中部分文化遗迹和出土文物作简要介绍。

一、凉州亥母洞寺遗址

凉州亥母洞（以下简称亥母洞），位于凉州区新华乡缠山村西面的祁连山麓中，距武威城15公里。成书于清乾隆时的《武威县志》记载，“亥母洞寺，城南三十里，山上有洞，深数丈，正德四年修”。在我国历史年号中，有两个“正德”年号，一个是在西夏崇宗乾顺时期；另一个在明武宗朱厚照时期。根据亥母洞石窟特征及洞内出土文物断定，该石窟的修建年代当为西夏崇宗乾顺正德四年，即公元1130年。亥母洞遗址是我国现存唯一最原始的金刚亥母洞遗址。亥母洞有一个不同于其他石窟的显著特点，那就是窟中有寺，寺中有窟。

亥母洞远景

亥母亦称金刚亥母，藏语叫“多吉帕姆”，是一位女性神祇，早先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奉信的女性本尊之首。玛尔巴、米拉日巴等大成就者都依止亥母为本尊。在格鲁派中，亥母是三大本尊之一的上乐金刚的明妃。

亥母洞原本是藏传佛教僧人静修的去处。僧人选择一定的时机，在这里闭关、静修悟道。据传，有27位西藏高僧曾在亥母洞闭关修炼，其中有5人修得正果。从有限的史料看，一直到明代，亥母洞寺依然兴盛，而且与凉州城内寺庙之间的关系密切，僧侣往来也很频繁。立于明嘉靖元年的《北斗宫新创藏经楼碑记》记曰：“郡之城南有古亥母洞寺，适有比丘桑儿加领占及拾刺僧往来，北斗宫以为禅定处。”碑记中提到的僧人为藏传佛教僧人，他们还与城里的僧人一起做佛事活动。此时，亥母洞建寺已有392年。

因亥母洞石窟所在山体以砂砾崖为主，胶结不充分，所以远不如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所处岩体牢固。加之亥母洞石窟又在地震多发地带，渗水、岩体脱落等地质病灾多发，后世对洞窟屡有维修或重修。从清雍正时所立《重修亥母寺石碣》看，此次重修耗资重，寺院规模扩大很多。然而，在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发生的古浪、武威8级强烈地震中，亥母洞石窟被彻底震塌，洞外建筑也全部坍塌。从此，距洞口不过数丈处被震落的巨石严严封闭。至今，除了洞口部分外，洞内更深的地方无法探究。这个洞窟到底有多深？洞内有何宝物？仍然是个谜。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距大窟门口不远的四个小窟，其中，一号窟长约9米，窟内发现藏式佛塔四座，塔高约2米，上部均已残断。在亥母洞外，可见寺院建筑遗址数处。大殿遗址上残存的佛像座、大块铺地砖告诉我们，这座建筑的规模是很宏大的。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亥母洞内陆续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引来学界的极大关注，并有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亥母洞出土的这些珍贵文物，成为研究西夏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一号洞内的佛塔

亥母洞出土的藏传佛教文物，大都集中在一号洞内的佛塔周围，埋藏深度在1至2米。出土有藏文简牍、藏文写经、唐卡、藏文石碣、梵文残碑、壁画残片、石刻造像、泥塑造像和大量的擦擦等。笔者因工作于上世纪90年代数次进入洞内探查，当时一号洞内的佛塔下部尚存，散落的擦擦遍布佛塔周围。

出土唐卡集中在一号洞内的佛塔中，共有7幅。这些唐卡上的人物造型生动，比例适度，绘制十分精细。虽然题材均为佛教内容，但绘画风格有所不同，用色多为黄、赭色，色调热烈而明快。可以看出，这些作品受到藏传密宗艺术的强烈影响。其中，《文殊菩萨》唐卡、《如意轮上乐金刚与金刚亥母坛城》和《十一面观音》唐卡保存较好。

文殊菩萨唐卡

文殊菩萨唐卡（国家一级文物），为绢质彩画，67×46厘米。主尊文殊菩萨端坐莲花座上，座下为青鬃回头狮，菩萨带三叶佛冠，黄色身相，双手当胸作说法印。文殊菩萨右肩饰莲花短剑，左肩饰莲花焚荚。其余人物对称安置在菩萨上下左右的方格内，有释迦佛、药师佛、西夏上师、黑帽白衣西夏官员等，共34幅图像。

米拉日巴塑像

米拉日巴泥塑像（国家二级文物），为泥质彩塑。米拉日巴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早期僧人，也是该派的创始人玛尔巴的高足和继承人。米拉日巴开道歌传教之先河，《米拉日巴道歌集》在藏区广为流传，且对藏族诗歌产生过重要影响。米拉日巴塑像，其右手轻轻搭在腮边，做歌唱状，看来他正在演唱道歌，为信徒们传法。

亥母洞出土的擦擦难以计数。擦擦表面的浮雕造像各不相同，如大黑天造像擦擦，其形象生动，比例适度，立体感很强。擦擦的形状也各不相同，有圆形和圆锥形的，还有半圆形的。另有一种涂金汁的圆锥形擦擦，看上去灿烂夺目。

无论西夏时期的绘画还是雕塑艺术，其风格完全属于藏地艺术风格。正因为如此，西夏绘画艺术也被称为“西夏藏传绘画艺术”。到后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保持藏族传统绘画艺术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中原绘画艺术风格和绘画技法，而且反映世俗生活的内容也有所增加。

另外，在1号洞内铺地砖以下2．5米处，还有2—4号洞口发现藏文佛经和西夏文、汉文佛经残片。出土西夏文佛经22种、34卷，计256页，约1.7万多字。一次发现如此多的西夏文佛经，在国内也是罕见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共4卷55页，其印本文字排列不很整齐，大小不一，并有不少字印墨深浅不同。西夏学专家孙寿林先生多年研究认为，西夏字《维摩诘所说经》属泥活字印刷，对研究中国早期印刷术具有重要价值。

除亥母洞外，在凉州其他地方也先后发现了西夏时期的一些珍贵文物。20世纪末，在张义小西沟岘发现了藏文简牍、藏传佛教写经以及藏文、西夏文佛经印本。 

藏文简牍

小西沟岘发现的一块藏文简牍（国家一级文物），内容为“烟祭祈愿文”。这块木质简牍为长方形，一端正中有柄。简牍的正、反面均有墨书藏文字，正面12行，背面6行，其中部分字迹已比较模糊。祈愿文（也称发愿文）是一种佛事应用文，主要内容是表达发愿者的愿心。祈愿文一般有着较大的涵盖面，其内容比较丰富。一篇祈愿文少则几百字，长则数千字，它所包含的信息比造像题记、写经题记、供养人题记等丰富得多。

　　二、甘州大佛寺

甘州大佛寺，位于甘州城中心区域。此处原来有一个小寺院叫迦叶如来寺，始建于公元300年（西晋永康元年），后世时兴时衰。历经五代战乱及甘州回鹘占领，迦叶如来寺又一次进入衰败时期。到西夏建国时，甘州及河西走廊各地寺院的境况大致如此。难怪《西夏碑》铭文中如此叹道：“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

大佛寺

进入西夏后，迦叶如来寺旧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此处建起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寺院——大佛寺（也称卧佛寺）。说到大佛寺的缘起，是因为这里掘得了古涅槃像。《西夏书事校证》记曰：“甘州僧法净于故张掖县西南甘浚山下，夜望有光，掘之，得古佛三，皆卧像也。献于乾顺，乾顺令建寺供之，赐额‘卧佛’。”明宣宗时所立《敕赐宝觉寺碑记》中只说到西夏嵬咩国师在此掘得古涅槃像，没有说几尊。而乾隆十二年所立《重修卧佛殿碑记》中，却说是掘得1尊涅槃像。其实，掘得几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卧佛像的出处，都说是从地下挖出来的。这与藏族原始宗教——苯教的“伏藏”之说如出一辙。关于掘得佛像或佛经之类的记载，在藏文史料中屡见不鲜。有推测认为，当时掘得的卧佛像可能是4尊，经嵬咩国师策划，将其中的3尊献给了乾顺，以争取乾顺对兴建大佛寺的支持。剩下1尊卧佛像作为镇寺法宝，藏于巨大的卧佛塑像腹中。

西夏皇室拍板于公元1098年（西夏永安元年）开工，大兴土木,耗费巨资修建大佛寺。历时五年，完成了大佛殿建设，以供奉巨大的释迦牟尼卧姿彩塑像。大佛殿为两层重檐歇山顶，殿四周设转经廊，有着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特征。大佛殿建成以来，后世屡有修缮。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佛殿，是乾隆年间重建的。大佛殿通高20．2米，南北宽九间，长48．3米；东西进深七间，24.5米。大佛寺以大佛殿为中心，藏经殿、金刚宝座塔等列于寺院中轴线上。另外，还有山门、牌坊、钟楼和二郎庙等建筑。 

甘州大佛寺是西夏最大的皇家寺院，也是我国现存西夏时期规模最大的佛寺建筑。巨大的释迦牟尼卧姿彩塑像，是中国最大的室内涅槃像。卧佛通长34.5米，肩宽7.5米，脚长4米，耳长就有2米。卧佛为木胎泥塑，金装彩绘。造像神态自然，比例匀适，线条流畅。神秘的大卧佛，视之若醒，呼之则寐。卧佛身后塑有十大弟子，两侧廊房塑十八罗汉。殿内有彩绘泥塑31身，壁画530多平方米。

卧佛

西夏艺术家们在塑造天下第一卧佛时，充分展示了他们的高超技艺，塑造工艺有着独特的创造。他们一改实胎塑像的做法，先用方木套成骨架，上中下三层，首尾共十一间。然后在骨架外围钉上木板木条，作为内胎；最后在内胎之上用草泥塑成外肤，再用毛（棉）泥打面（或谓之“妆塑”），使其平滑光洁。待塑像干透后，再金装彩绘，装藏开光。用此法塑造体形庞大的卧佛，既可节约大量的工时，又能在腹内填充很多宝物，而且比较坚固。显然，这也是塑造艺术与建筑艺术的巧妙结合。除皇家寺院大佛寺外，西夏时期的甘州还有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叫重兴寺。嵬咩国师曾先后在大佛寺和重兴寺驻锡。

夏亡元立，甘州成为甘肃行省的治所（省会），大佛寺仍享有皇家寺院的荣耀。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开始，明廷对大佛寺进行重建。此项工程历时9年完成后，明成祖朱棣敕名为“弘仁寺”。此时建于大佛寺内的土塔，为覆钵式佛塔，属藏传佛教密宗金刚宝座塔。这座别具特色的土塔，是中国现存不多的金刚宝座式佛塔之一。

土塔

明代的大佛寺主持仍由藏传佛教僧人担任。此时的府一级佛教管理机构设有僧纲司，僧官从九品，僧纲司内设有督纲位。甘州左卫僧纲司设在大佛寺。“成化年间，有源海印、镇南坚参、忍巴舍念、尼玛释宁布等。明代弘仁寺督纲与侍寺督纲均由喇嘛担任”。“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施造经书五大部佛经中见‘弘仁寺僧纲司署寺督纲藏卜省吉施造’之题记”。

三、黑水城遗址及出土文物

黑河发源于张掖南面的祁连山麓，是河西走廊中部农业的命脉。黑河流域是甘肃、内蒙古西部最大的内陆河流域。黑河下游流经沙漠盐沼凹地，向北流入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黑水城等地，全长800余公里。黑水城是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交通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东汉安帝时（公元107年），在黑水城设居延县，后为“张掖居延属国”。

黑水城遗址 

公元1032年，夏主李元昊在黑水城设监军司，管理居延地区军民事务。黑水城为长方形，面积80多万平方米。东城区为居民和军队的居住区，还建有仓库等；西城区建有军政官署及寺院、佛塔等。西夏统治居延地区近200年时间里，在黑水城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文化遗存。然而，当历史进入20世纪初叶时，黑水城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俄国人科兹洛夫和英国人斯坦因等人，先后将黑水城发现的大量文献等运往境外。在这些文书中，既有汉简、汉文和西夏文文献，还有一批珍贵的藏文文献和精美的唐卡等。据科兹洛夫档案记载，仅在一座大塔中出土的佛经、文书就有24000多卷。他们动用了40峰骆驼来运输这些文书，眼见驮走一个“保存完好的图书馆”。公元1909年秋，黑水城文物运抵圣彼得堡。其中，文献和书籍存于俄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唐卡等画像和雕塑艺术品存于国家艾米塔什博物馆。

我们以往认为，明代刊印的永乐版大藏经《甘珠尔》是最早的藏文木刻印刷本。然而，在俄藏黑水城藏文文献中，不仅有写本，而且还有木刻本。黑水城发现的藏文木刻印刷本，装帧形式呈多样化，既有常见的梵夹装，也有蝴蝶装和护轮图单页装。

护轮图单页装印经 

蝴蝶装的佛经文字书写工整，字体秀美，雕刊精细，是木板印刷中的精品。史金波先生在《最早的藏文木刻本考略》一文中说，“估计在这之前，藏文的雕版印刷已经走过了一段路程。可以推知在这些12—13世纪的藏文印刷品以前，还应有更早的藏文雕版印刷品。这些藏文雕版文献发现于西夏的故城，它们却反映着当时、当地的藏族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是12—13世纪藏文印刷品，比永乐版藏经要早两个世纪，反映了藏文早期印刷出版的特点”。显然，藏文应用雕版印刷术的时间要早得多，而蝴蝶装应用与横写的藏文书籍，是西夏时期的一项创举。 

雕版佛画

黑水城雕版印画中的一些图像，在卫藏绘画作品中也不多见。通过这些图像，使我们能够了解15至16世纪藏传佛教图像体系形成之前，一些藏传佛教神灵的的面貌。另外，黑水城唐卡将汉藏艺术风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显然，这与河西走廊多民族共居，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是分不开的。

黑水城出土的唐卡，无论在图像题材上还是在内容上，拓展了藏传绘画的领域，也显现出西夏绘画所具有的一些独特风格。关于俄藏黑水城西夏唐卡数量，“完好的绘画大约有一百一十件，假设西藏风格的作品占二分之一强，数量就是六十幅左右”。在黑水城唐卡中，出现最多的是释迦牟尼像，还有药师佛像和阿弥陀佛像等。

释迦牟尼唐卡

谢继胜研究员认为，“黑水城唐卡在整个藏传绘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黑水城唐卡其丰富的作品遗存充实了藏传绘画早期作品的例证，为早期绘画的研究提供了资料，黑水城唐卡图像种类的多样化填补了藏传佛教图像的缺乏，黑水城唐卡在藏传绘画传播的历史中承前启后；是西藏绘画风格最成功的对外传播形式之一”。

四、瓜州藏密特大坛城遗址

瓜州藏密特大坛城遗址，位于河西走廊西头的瓜州县境内，距瓜州县城约6公里。这里地处甘、青、新、藏四省区的交通枢纽，距敦煌莫高窟只有百余公里，距榆林窟较近。瓜州藏密特大坛城遗址的发现，归功于航空拍摄。航拍图片是由国家级极旱荒漠自然保护项目专家提供的。2003年9月，瓜州县文博部门的同志根据航片提供的方位和图形，找到了这个遗址。

坛城平面示意图

瓜州藏密特大坛城遗址的发现，是遗址考古上的一大突破。迄今为止，瓜州藏密特大坛城遗址是藏传佛教乃至中国佛教最大的室外坛城。人们将瓜州坛城称之为“佛门第一坛”，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