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军队曾经的辉煌：统一岭南战争中势如破竹

公元960年，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全盘接管后周，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宋朝。后周在周世宗时代励精图治，整军经武，军事力量迅速加强，并开始了兼并邻国领土的战争。因此，刚刚诞生的宋朝迅速成为所向无敌的军事强国。中国自古以来，掌握强大军队的人多认为自己可以而且应当统一全国，“天子，兵马强壮者当为之”的说法就体现了这种心理。宋太祖赵匡胤也不例外，他迅速展开统一中国的军事行动。

宋朝统一岭南的战争是研究者较少涉足的领域。南汉后主刘鋹向来被认为是个昏庸残暴、愚蠢无能的统治者，南汉军队不堪一击是必然的。但我们放眼南方，大小七个政权无一具备抵抗宋军的信念和实力，这是偶然的巧合吗？本文以宋初岭南战争的前因后果为出发点，寻找宋朝在南方地区兵锋所向、势如破竹的深层原因。

一、宋初的岭南战争

开宝三年（970年）八月，南唐主李煜按照宋太祖的指示，让臣下起草一封给南汉皇帝刘鋹的信，劝其对宋朝称臣纳贡，“归款于中国”。读毕来信，盛怒之下的刘鋹，除了囚禁信使，还给李煜写了一封很不客气的信，此事成了宋太祖发动对南汉战争的导火线。开宝三年九月初，早已整装待发的宋朝将士开始进军岭南。

宋军主要采取四个步骤完成摧毁南汉政权的任务。

第一步是集中兵力、重拳出击。攻伐南汉的宋军主帅、副帅是富有对南汉军作战经验的潘美和尹崇珂。与不久前攻蜀稍有不同的是，潘美等没有分兵几路从不同地点攻击岭南，而是让各路兵马齐集贺州城下。

这种攻略也与岭南地区以往的重大战役差别很大。宋军攻打南汉国以前，中原王朝对岭南发动过多次战争，其中比较困难的有两场。第一场是秦军进兵岭南，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大规模征服岭南。第二场是汉武帝灭南越国，这场战争之所以比较困难，是因为中原王朝面对的是定都岭南的王朝，这个政权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组织抵抗。

秦汉时期的两场战争，北方军队都是分五路进入岭南。公元前218年，秦始皇派尉屠睢率领50万大军，向岭南进军。“秦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汉武帝发动对南越国的攻击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24年）秋：“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禹。”

宋太祖对南汉的战争，面临与汉武帝相似的局面：定都广州的南汉王朝为自己的生存而抵抗。但宋朝却选择了与西汉王朝迥异、相当大胆的攻略：集中兵力、重拳出击。如果分兵多路进攻，声势较大，迫使敌人在漫长的战线上同时应战，难以互相声援、互为犄角；但必须大规模调动军队。为了稳操胜券，每支军队的兵力都不能太弱。军队汇聚一处，重拳出击，则集中了优势兵力，对于正忙于东征西伐的宋军来说，有省兵节饷的好处，但要冒被四面包抄围歼，或者敌方以逸待劳，我方疲于奔命的风险。宋朝采取的策略，看来主要是基于对南汉政治腐败和军队士气的了解，而当时宋军作战人员和后勤供给紧缺也是原因之一。

其次是迅速摧毁南汉国西部地区的重要防线。进入岭南后，宋军首先攻克贺州。宋军于9月15日包围贺州，贺州刺史陈守忠率领部队固守城池，不肯投降。9月21日，潘美等设奇兵伏击南汉皇帝派来增援贺州的伍彦柔部，敌军“死者十七八，擒彦柔斩之，枭其首以示城中”。但贺州城内守军仍不肯投降。随军转运使王明带领将士、民夫奋力前行，迅速逼近城门：“城中人大惧，遂开门以纳王师”。在宋初岭南战争中，贺州之战算是比较有难度的。

宋军的岭西攻略是先取贺州，然后西向横扫昭州（今广西平乐）、桂州（今广西桂林）。但为何不经越城岭道，先取桂州？越城岭道地势低平，是跨越南岭最便利的路线，因而自秦朝以来，一直是北方军队到岭南的主要通道。如果宋军取道这里，可以省却部队先向西，后向东的长途劳顿，并且可充分利用便利的水运条件。

进军岭南之前，宋朝曾考虑过这条道路。道州通判张去华曾向朝廷提出取道桂州，攻取南汉的建议：“桂管为五岭冲要，今刘鋹保境固守，赖之为扞蔽。若大军先克其城，以趣番禺，如践无人之境。”他的意见虽然获得朝廷嘉奖，却没被采纳。宋朝决策者权衡利弊之后，放弃把桂州作为突破点的想法。

在潘美等人跨越南岭的几年前，南汉皇帝曾命西北面招讨使吴怀恩治战舰于桂州。由于吴怀恩驭下严酷，“督役严，材有良窳不等及制度疏略者，辄行捶挞”，为愤怒的部下所杀。桂州作为南汉重要的战舰修造基地，不可能没有重兵把守。宋军以贺州为突破点的一个原因，看来是攻击南汉北部防线中相对薄弱的环节。

贺州战役结束后，宋军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督战舰，声言顺流趋广州”，而实际上却向西取昭州，击破开建寨，“杀数千人，擒其将靳晖。”贺州陷落，使南汉北部防线被拦腰截断；西线守军又在宋军挥师南下的烟雾下，被打得猝不及防。宋军节节胜利，使昭州、桂州守将闻风丧胆，“昭州刺史田行稠弃城遁，桂州刺史李承进亦奔还。”宋军遂取昭州、桂州。军事重镇桂州的易手，竟然没有什么阻滞，恐怕胜负双方都始料不及。

第三步是摧毁岭南东部重要防线。宋军接着挥师东进，控制了连州（今广东连县）、韶州（今广东韶关）、英州（今广东英德）及雄州（今广东南雄）。韶州是南汉的北部重镇，又是都城兴王府北面最重要的门户。为保卫韶州，南汉都统李承渥领兵十余万，列阵于韶州城附近的莲华峰山下。南汉将威武的大象列于阵前，每只象背上坐着多名手执兵仗的士兵。这是岭南地区传统的作战方式，它的优点在于可以壮军威，体魄雄健的大象还可背负全副武装的战士杀入敌阵，并为其余部队开道。但宋军破阵有方。他们集中力量强劲的弩对准大象猛烈射击。惊恐和负伤的大象失去控制，四散奔窜，掉头逃跑的则踏入南汉军队的阵地。大象背上的战士可怜无助地纷纷滚落下来。趁南汉军阵脚大乱，宋军发动猛攻，很快击败李承渥军拿下韶州。这场决定南汉存亡的战斗，本应打得很艰苦，由于采取有针对性的战术，宋军迅速克敌制胜。开宝四年（971年）一月，雄州、英州相继易手，南汉北部防线全线崩溃。

　宋军的第四步，也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便是大举南下，直捣南汉巢穴。开宝四年一月，宋军来到距番禺仅100多里的马迳与南汉军对阵，这是南汉王朝组织的最后一次抵抗。南汉军在此部署6万将士，领兵的是宫女梁鸾真的养子郭崇岳和大将植廷晓。南汉军用竹木修起“栅头”，用以护卫营地和阻挡宋军。宋军则在马径的双女山上屯兵，居高临下俯视郭崇岳部。宋军频频派出游骑出阵挑战。郭崇岳本无将才，所率又多为来自韶州和英州没有丝毫斗志的残兵败将，一直坚壁自守不肯应战，日夜乞求神灵保佑。

大将植廷晓却不愿坐以待毙，一再劝说郭崇岳迎战宋军。开宝四年二月四日，南汉军与宋军终于摆开作战阵势。植廷晓率领前锋部队据水而阵，郭崇岳担任后援。开战不久，南汉军前锋挡不住渡水来攻的宋军，植廷晓兵败身亡；郭崇岳退回营地，继续坚壁自守。

南汉军依靠用竹木建筑的栅头以自保，有着致命的弱点，这个弱点被宋军所利用。潘美等组织了几千名丁夫，每人手持两把未点燃的火炬，抄近路悄悄来到栅头周围。在夜幕逐渐笼罩大地之时，骤然间万炬俱发，火光四起，南汉的军营变成一片火海。对手慌乱无措之际，宋军全线出击，大败南汉军，郭崇岳也在混战中丧命。

开宝四年二月五日，宋军兵临广州城下。刘鋹遣使军前求和不被接纳，下海逃亡的船舶又被宦官劫夺，只好“素衣白马”，出城投降。宋初岭南战争至此基本结束。不久，南汉残余势力也被消灭，宋朝统一了整个岭南。宋军的胜利，不但由于精心谋划、兵勇将强，也因为对手太弱，不堪一击。

二、刘鋹为何不肯称臣

南汉皇帝刘鋹不肯称臣，桀骜不驯，是宋太祖发动岭南战争的导火线。

岭南战幕拉开时，南方不属于宋朝的地区有两大块，一是南唐、吴越等臣属宋朝的东部和东南部地区；二是南汉管辖下坚持不肯臣服宋朝的岭南地区。宋朝大将潘美等早已布兵湖南，随时可以突入岭南。不久前，宋太祖亲征北汉无功而返，说明北汉暂时无法控制。因此，南汉是宋朝当时最适宜的打击目标。

刘鋹为何如此不留后路，自求速亡？是他昏庸无知、不顾后果，还是别有原因？如果南汉皇帝听从劝告，臣服宋朝，后果会有什么不同？

刘鋹作为一国之君确实非常不称职。在宋朝立国和发动统一战争时，刘鋹没有采取措施自立自强，相反，他的一系列国内政策导致南汉国的进一步腐败和衰微。他委政宦官、巫祝，自己继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听信谗言，剪除忠良；在宋军大兵压境的关头，还苛待守边将士，自毁长城。但刘鋹昏暴而不弱智，在某些方面不乏灵活机巧、审时度势的能力。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一月，宋太宗为即将出征北汉的将领设宴饯行。刘鋹几年前国破就擒，被解送京师，此时与座其间。他不失时机地取悦皇帝：“朝廷威灵及远，四方僣窃之主今日尽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刘继元又至。臣率先来朝，愿得执梃为诸国降王长。”太宗大喜，“赏赐甚厚”。

李煜劝刘鋹向太祖称臣的最后一封信中，三次提到刘鋹的“忿”：“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与不可易之谋，殆一时之忿而已。”“愿修祖宗之谋，以寻中国之好。荡无益之忿，息不急之争”。“遏天下之兵锋，俟贵国之嘉问，则大国之义，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韵⒁印！盵刘“忿”的是什么，信中语焉不详，目前只能依靠一些零星记载分析推断。

开宝三年，宋朝建立不过10年，比年轻的刘鋹在位时间还短；赵氏篡周，绝了后周的国祚，与岭南刘氏并无“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之类的渊源。刘鋹之忿最有可能和宋军与南汉军在湖南的领土争夺有关。乾德元年（963年）三到八月间，南汉军队多次入侵宋朝在湖南的地盘桂阳和江华，被宋将潘美等一一打退。乾德二年（964年）九月，丁德裕、潘美、尹崇珂等率兵夺取南汉控制下的郴州，杀死南汉将领陆光图和暨彦赟。但若权衡利弊，损失若干州县、几位将领，比起国破家亡毕竟小事一桩。可见，刘鋹对宋朝的怨恨未必是他不肯称臣的真正原因。

李煜的书信洋洋两千言，一再规劝刘鋹称臣避祸，但他绕开了一个实质性问题：南平国祚何以不保？宋朝建国之初，南平统治者便已称臣奉贡，此后一直毕恭毕敬，任其驱使，唯恐稍有差池。但没多久，宋太祖借征讨湖南张文表过道南平之机，把南平地盘也给收了。南平政权覆灭在即，国主高继冲却以为“吾家累岁奉朝廷，必无此事尔”。而湖南的周保权，原先因受张文表威胁而请兵宋朝；但张文表既已成擒被杀，宋军仍继续南下，他的领地统统成为宋军的战利品。这两件事清楚地表明，宋太祖真正在乎的是扩大疆域而不是增加藩国；讲的是权谋而不是信义；卑躬屈膝者软化不了他统一全国的决心。

周保权是刘鋹的近邻、李煜的附庸。两位国主对上述情形可能不详细节，却不会全然无知。李煜信中关于宋朝“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贪，盖怒人之不宾而已”，未必不是有意撒谎。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对于刘鋹接到李煜信后的怒气冲冲就不会感到困惑不解了。

通观整个统一战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宋太祖一直在寻找出兵的借口。事实上，几年前宋太祖就为征讨南汉找好借口。开宝元年（968年）九月，宋太祖见到被俘的南汉宦官余延业。太祖听余延业介绍南汉几代国主奢侈残酷的情形后，当即表示：“吾当救此一方之民。” 因此，只要太祖下了决心，南汉怎能避祸？刘鋹的行为对应了所谓“与其为而无效，何如不为以养吾生”的消极人生哲学。

南汉国灭之后不及五年，南唐随之终结。刘鋹在兵临城下之前拒不肯臣服宋朝，实际上并不十分愚蠢。

三、防卫力量薄弱的背后

刘鋹虽然拒绝称臣，但他对南汉军队抵御宋军的能力并无把握。乾德间，南汉军与宋军多次交手，均告失败。郴州失守后，南汉败兵退守韶州。刘鋹对南岭山脉的自然阻隔也没有多大信心。几年前剑门天险挡不住宋军，南岭山脉更不在话下。但如果刘鋹加强军备，联合其他政权互相声援，合纵连横，敌对双方军事力量的悬殊至少可以大大缩小。

然而，刘鋹没有切实加强军备。南汉北面的防卫力量重点分布在桂州、贺州、韶州附近。① 但即使在宋军进入岭南时，刘鋹也没有全力以赴加强北部防线。“先是，南汉旧将多以谗死，宗室剪灭殆尽，掌兵者惟宦者数辈，城壁壕隍，但饰为宫馆池沼，楼舰器甲，辄腐败不治。及王师次于白霞，贺州刺史陈守忠遣使告急，内外震恐。刘鋹遣龚澄枢驰驿往贺州宣慰。时，士卒久在边，多贫乏，闻澄枢至，以为必大加赏赍，皆喜，而（龚）澄枢出空诏抚谕，众皆解体。”守卫南汉北疆的士兵长期生活在困苦之中；在保卫南汉的关键时刻，他们依然得不到应有的对待。

在危机存亡之际，带领战士冲锋陷阵的将领是南汉最宝贵的财富。不幸的是，他们连遭陷害。郴州失守后，刘鋹派邵廷琄屯于洸口，“以待王师”。邵廷琄积极“招辑亡叛训士卒，修战备”。但一封匿名诬告信便令刘鋹置邵廷琄于死地，南汉因而失去一名忠诚的将领。开宝元年（968年）三月，南汉西北面招讨使潘崇彻也“以飞语见疑”。刘鋹派郭崇岳到潘崇彻的部队暗中进行观察，并授权郭崇岳：“崇彻果有异志，即就诛之。”潘崇彻虽幸免一死，却被夺走军权。这位曾替南汉夺取和保住过郴州的功臣，从此再不肯为刘鋹效劳。

联合其他政权互相援助的策略对刘鋹来说确有困难。北面湖南的统治者是南汉皇帝的宿敌；东北和东面是臣服宋朝的南唐的势力范围；西南部政权与南汉关系还可以，但他们缺乏帮助南汉的实力。然而，如果各国都意识到合纵连横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捐弃前嫌，携手互保不是不可能。但刘鋹对此毫不介意。

刘鋹没有调动一切力量加强防卫能力，与他的耽于享乐、苟且偷安等心态有关，同时也是弥漫于南方的失败主义情绪的表现。

从五代到宋初，政权间联合对敌的计划极易败露，多不能成事。周世宗出兵南唐扬州、泰州时，南唐主曾“遣人怀蜡丸书走契丹求救，为边将所执”。显德三年（956年），南唐主联合李重进的蜡书被后者交给周世宗。建隆元年，北汉主联合李筠的文书竟被已经准备与宋朝决裂的李筠交给了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后蜀曾经希望联合北汉，共同对付宋朝。由于使者的出卖，不但计划落空，宋朝还以此为借口发动讨伐后蜀的战争。巨大的风险使人们对于合纵连横望而却步、各顾自保，不敢贸然尝试。各国多以攀附强国为自保的主要策略，或者在臣服与不臣服强国之间进行选择，同心协力对付强敌的风气一直建立不起来。

宋朝代周后，南方各国统治者对强势者的畏惧尤甚于前。

建隆元年（960年）是赵匡胤建立宋朝的第一年。这年一月，南唐主李景已开始向宋朝献殷勤：“唐主（李）景遣左仆射江都严续来犒师。” 南唐向宋朝称臣奉贡是一种自保策略。宋初南唐所面临的形势是：北有强敌宋朝，南有宿敌吴越，被南北夹攻的危险致使南唐主把讨好宋朝作为避免立即遭到攻击的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南唐对其军事力量缺乏信心。显德五年（958年），即宋朝建国前两年，南唐与后周刚刚结束一场持续两年多的战争，南唐的江北14州成了后周的地盘。作为南方实力最强的政权，南唐的行为对南方其他政权起了表率作用。此后一年多，吴越钱俶、福建漳泉留从效、南平高保朂，以及湖南周行逢，也纷纷臣属宋朝。各国臣服宋朝各有其理由，但都与依附强国以自保有关。

为向宋朝贡献财宝，各国大肆搜括民财，不得人心，削弱了立国的基础。后唐、吴越、南平等国统治者不仅讨好宋朝，还协助宋军征服别国。开宝八年（975年）吴越王钱俶出兵与宋军一道夹击南唐。南唐介于吴越与宋朝之间，本是一道有利于吴越安全的屏障。钱俶助攻南唐，为宋朝夺取自家后院扫清障碍。

南方七个政权中，不肯臣服宋朝的只有后蜀和南汉两国。后蜀不肯臣服宋朝，除了国主的昏庸荒淫、醉生梦死外，有两点值得注意。乾德元年（963年）五月，后蜀宰相李昊提出向宋朝“通职贡”的建议，初为孟昶所接受，后因枢密使王昭远极力反对而作罢。后蜀没有臣服宋朝，与偶然性有关。在周世宗时代，后周曾经征伐后蜀。孟昶的军队败多胜少，失去秦、成、阶、凤等州。在宋军面前，孟昶是心虚胆怯的。显然，南汉皇帝即使积极谋求外力以加强对抗宋军的力量，也只能以失败告终。[page]

面对声势凌人的宋朝，南方各国弃春秋战国时代合纵连横传统于不顾，多讨好宋朝以自保，因而被各个击破的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

秦始皇灭六国，实现军事政治统一中国后，随即实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的政策开启了经济文化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汉武帝独尊儒术，知识界开始普遍接受儒家的大一统思想。隋唐时期创始的科举取仕制度，把大批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送上统治阶层。隋唐几百年统一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大一统观念深植于民族心理之中。一统中华成为人们心目中治乱兴衰的灵丹妙药和必然归宿。在分裂割据的纷乱里，军事力量强大的王朝往往成为一统天下的符号，多数对手则闻风丧胆，失去了勇气和力量。

中原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较早的地区，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比较大。这是大一统观念的温床。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人们比南方人体魄高大魁梧。当时军队使用的还是弩、弓、箭、刀、矛等冷兵器，高大魁梧的士兵在战争中自然占据优势；北方军队在和游牧部族的作战中，也锻炼了自己的骑兵。因此，中原统治者与南方统治者相比，不但具有很强的统治全国的野心；还比较容易拥有强大的军队。南方政权在强大的中原政权面前的弱势心态早已形成。

宋军承接中原政权后周的军威，打了不少漂亮仗；对后周宿将李筠的战斗，“挫英雄之气，服天下之心”。宋军先声夺人的气势，使南方对手普遍感到畏惧和气馁，预感赵宋王朝行将统一中国。乾德元年二月，后蜀官员孙光宪对蜀主孟昶说：“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圣宋受命，凡所措置，规模益宏远。今伐文表，如以山压卵尔。”南汉大臣邵廷琄也一再告诫刘鋹：“汉承唐乱，居此五十余年，幸中国多故，干戈不及，而汉益骄于无事。今兵不识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乱久矣，乱久必治。今闻真主已出，将尽有海内，其势非一天下不能已。”这是南方各国无一具有抵抗宋军坚定信念的心理基础。

刘鋹在宋朝大兵压境前后，既不称臣奉贡，又不倾力加强防卫。他对这些行动显然不抱多大希望。他心存侥幸，期盼宋朝主动停止对岭南或岭南的部分地区的进军，同时做好万不得已，下海逃亡的准备。开宝三年十一月，刘鋹听说宋军已经攻占连州，便说：“昭、桂、连、贺本属湖南，今北师取之足矣，其不复南也。”这句向来被认为很愚蠢的话语，却反映出刘鋹真实的心态。宋军进入广州的前夜，南汉宫中起火。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记载：“李托与内侍薛崇誉等谋曰：北军之来，利吾国珍宝尔。今尽焚之，使得一空城，必不能久驻，自当还也。乃纵火焚府库、宫殿，一夕皆尽。”刘鋹后来虽然把焚烧宫殿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这个行为与他失去连州后的心态相通，也是希望宋军因而止步，不再南下广州。

宋人吕祖谦颂扬宋太祖：“一举而平荆湖，再举而平蜀汉，三举而平刘鋹，四举而平李煜。兵锋所向，如雷如霆，如摧枯如破竹，无不陨灭者。”吕祖谦列举的全是削平南方政权的战争。这些战役确如摧枯拉朽，耗时费事最多的南唐之战不过一年零三个月便告结束。但宋朝的统一道路并非一马平川。建国第一年，宋太祖已经打算攻取北汉。经过20年时断时续的战争，皇帝还一再亲临前线，到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朝才征服北汉。至于收回契丹所占领的燕云十六州，则更是北宋一代又一代皇帝遥遥无期的梦。

宋初南汉等南方政权被迅速扫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长期积累而成的文化心理不但对宋朝的统一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探究两宋以后中国社会分裂割据何以明显减少，大一统局面何以空前稳固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