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法护译师（约西元３、４世纪间）

竺法护译师梵名达磨罗察（察，一作刹），是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原来以支为姓，八岁依竺高座出家，以後从师姓竺。他博学强记，刻苦践行，深感当时（曹魏末）佛教徒只重视寺庙图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经典的传译，因此决心宏法，随师西游。他通晓西域各国三十六种语言文字，搜集到大量经典原本，回到长安。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西元二六六～三○八年），译出了一百五十馀部经论。武帝末年（西元二七四年顷），他曾一度隐居山中，随後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声名远扬，各地僧俗从学的达千馀人。他又去各地宏化，并随处译经。晚年，行踪不详。据说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去世。法护因原居敦煌，化洽各处，时人又称他为敦煌菩萨。後来孙绰作「道贤论」，盛赞法护「德居物宗」，并将他和竹林七贤中的出巨源相比。 竺法护翻译的经典，据梁僧「出三藏记集」的记录，有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当时存在的写本是九十五部。其後各家目录续有增加，唐代「开元录」刊定法护译本存在的凡九十一部、二百零八卷（现经重新对勘，实系法护翻译的只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其中有很多重要经典。 另有十种法护译本已认为散失了的，现经判明仍然存在，但误题为别人所译。这十种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般若三昧经」一卷（上两种旧题支娄迦谶译）、「舍利弗悔过经」一卷、「温室浴洗众僧经」一卷、「迦叶结经」一卷、「（木奈）女耆域因缘经」一卷、「大六向拜经」一卷（上五种旧题为安世高译）、「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游四衢经」一卷（旧题康孟祥译）、「梵网六十二见经」一卷、「贝多树下思惟十二因缘经」一卷（上两种旧题支谦译）。 法护的译本有「般若」经类，有「华严」经类，有「宝积」经类，有「大集」经类，有「涅盘」「法华」经类，有大乘经集类，有大乘律类，有本生经类，又有西方撰述类等，种类繁多，几乎具备了当时西域流行的要籍，这就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打开了广阔的局面。道安说∶「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法护）所出，真众生之冥梯。」（见「渐备经叙」）。僧也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见「出三藏记集·法护传」）。至於法护的译风，忠实於原本而不厌详尽，一改从前译家随意删略的偏向，所以他的译本形式上是「言准天竺，事不加饰」，而给人以「辞质胜文」的印象。用作对照异译的资料，对理解经义的帮助很大。道安称赞他译的「光赞般若」说是「事事周密」；称赞「放光」说是「互相补益」、「所悟实多」（见「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又评论他译的「渐备经」说是「说事委悉」；「兴显经」说是「辞叙美瞻」；更出「首楞严」说是「委於先者」（均见「渐备经叙」），这些译本对义理的研求都有相互启发的作用（支敏度曾用法护译本「维摩经」、「首楞严经」分别对照旧译，编成「合本」，便利於学者的兼通）。另外，法护译出「正法华经」，为「法华」最初的全译本，经印度沙门竺力和龟　居士帛元信一再校订，又由法护向一些学徒「口校诂训，讲出深义」，并还在檀施大会中日夜讲说（见「正法华经後记」）。他这样热心弘扬「法华」，对於其後鸠摩罗什新译本的流通，创造了条件。法护其他译本有影响於後世的，大都如此。 在法护的译经工作中，有许多助手为他执笔、详校。其中著名的是聂承远和他的儿子道真，法护的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张玄伯、孙休达、陈士伦、孙百虎、虞世雅等。聂承远父子对法护译事帮助最大，他们承旨笔受而外，并还常常参正文句。像法护所译「超日明三昧经」，原稿文句繁重，聂承远即曾加以整理删改。又法护译缺本中有「删维摩诘经」，似乎也是承远所删的。承远的儿子道真通达梵语，并擅长文学。他参加法护的译事，积累了经验，在法护死後更独自翻译了一些小部经典。他又将法护的译籍编成目录，即後世所称「聂道真录」（有时也称「竺法护录」）。据长房录转印的资料看，此录记载法护的存缺译本至少有五十三部，都有年月可稽。最早的年代是泰始五年（译「方等泥洹经」），其时或者是道真参加译事之始。 法护的弟子很多，但行事可考者无几。最著名的要算竺法乘。他少年就依法护为沙弥，富於悟解。太康年间，他笔受「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等，後来在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对那一方的教化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他的同学竺法行、竺法存，都以隐居山林、讲究实践而知名於当世。还有竺法首，於元康年间笔受「圣法印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