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对建州女真的五次种族灭绝性屠杀

当今对清朝不满者，大多在指责之际提及清兵入关后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用以煽起满汉两族之间的仇恨，为自己的论点增加几分貌似大义的名份。然则，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还埋藏着明朝中期失败的少数民族政策所造成的多个血腥的往日，在拭去岁月的厚重尘埃之后，那种从悠远处传来的违和的味道依旧显得分外刺鼻。

勿庸置疑的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明帝国对待少数民族有着近乎变态的敌视态度，无论是对曾经统治过中原地区并始终为其劲敌的蒙古族，还是一向不曾为过大害的西南少数民族，都无一例外地被列入攻击或防御的对象。

在北方，对待相对强大，难以战胜的蒙古族，明人在永乐时代之后从主动进攻转入被动防御；而在西南，面对贫弱的诸少数民族，明朝则采取了“改土归流”的强硬政策，以推行“王化”为名，进行强制同化的政策。这种破坏其他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的行为势必激起反抗，对于敢于反抗者，明采取了无情镇压的政策，因而在西南地区引发了大小数百场战争，使得棘人等十几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少数民族被人为毁灭了。

中国历史相对于北方和西南方的刀光剑影和血腥杀戮，明代中期之前的东北方却显得较为安宁。永乐七年（纪元1409年），明朝在东北设置了奴尔干都司，其治所在今黑龙江下游俄罗斯境内的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塔赫塔一代，并于永乐九年（纪元1411年）将库叶岛纳入都司辖区，认命当地的女真、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贵族为卫、所官员。根据《明通鉴》和《明实录》的记载，隶属于奴儿干都司治下的各族土官在各自辖区内虽有较为宽松的自治权限，但不能如汉唐时代那样自建王号，亦无“国”之概念，所以都司制度较之汉唐的羁縻制度更为严密，是有助于东北各民族融合的行之有效而又较为温和的明智措施，也有助于明朝从侧翼夹击当时尚争战不休的北元的军事策略。而日后建立清朝的主体民族满族也是在这一时期以建州女真之名首次登场于历史舞台之上。

建州女真脱胎于元代建立于松花江流域黑龙江省依兰县一代的女真三万户，大约在元明交替之际开始南迁，其中一支叫做胡里改部的女真人在酋长纳哈出的率领下迁至辉发河上游的凤州（今吉林与黑龙江交界处，旧称开元城的地方）。至其孙李满住时又继续南迁至浑河流域。另外，同样出自三万户之中的另外一支吾都里部则在酋长猛哥贴木儿的带领下展转抵达图们江下游，后又继续迁移到今朝鲜国北境。根据《朝鲜太宗实录》记载，他们曾经接受过李朝的建立者李成桂的管理，并以佣兵的身份参与过李成桂夺取高丽政权的战争。大约在永乐元年至九年之间，李成桂建立李朝后要求吾都里部完全归顺朝鲜，这个女真部落虽然仅有180户，但也不愿接受朝鲜的统治，于是再度迁移到浑江一带，投奔已经居住在那里的胡里改部。还有一种说法是，纳哈出接受了明朝的建州卫官之后，自告奋勇派人往招猛哥贴木儿。总之，猛哥贴木儿是在永乐四年接受了明朝的建州卫都指挥使一职的，迁往凤州的时间则系之于永乐九年。大约也是在这一年里，建州卫被明朝析为两部，猛哥贴木儿被改任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这就是日后建州女真的雏行，我们也知道猛哥贴木儿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

在凤州这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明朝武力的保护，使得朝鲜不敢再对建州女真施加压力，建州两部的经济和民生也在和平的环境内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单建州左卫一部，至永乐二十一年时，人口已增加到1000余户，6250口（据《朝鲜世宗实录》载）。永乐二十年，为了表示对明朝的感激，猛哥贴木儿还率领部众参加了明成祖发起的对鞑靼部阿鲁台的远征，并在战争中建树了功勋，被明成祖召至北京加以接见。在这段时期内，明朝与建州的关系是友好的，猛哥贴木儿对明朝是恭顺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宣德年间，猛哥本人还数次亲自前往北京朝贡。

可惜，这样的好景不常。在明成祖死后，宣德十年（纪元1435年），明朝的对北方政策从进攻转入收缩防御，其代表性事件即撤销奴儿干都司。而在稍早的宣德八年（纪元1433年），猛哥贴木儿本人及其长子阿古死于与七姓兀狄哈人的战斗之中，其部众也因战败而从千户锐减至500户。建州女真之所以在这场战斗遭到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明朝与朝鲜军队的介入，仅朝鲜军就杀害了500余名女真人，使得建州女真“流离四散，其余存者无几”（据《朝鲜世宗实录》载）。又据《满洲实录》记载，兀狄哈人“尽杀其（吾都里部）阖族子孙，内有一幼儿名樊察，脱身走至旷野，后兵追之，会有一神鹊栖儿头上。追兵谓人首无鹊栖之理，疑为苦木桩，遂回。于是，樊察得出，遂隐其身而终焉。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神，故不加害。”其实，又被称谓凡察的他并非一个神话人物，而是可以从朝鲜史料内得以求证其存在的真实历史人物。其实，他当时野并非一幼儿，而是猛哥贴木儿的异母弟弟。在躲过追兵之后，他找到了猛哥贴木儿的次子董山，叔侄二人收拾了溃散的部众。为了躲避兀狄哈人的侵攻，他们在正统五年（1440年）率300户南迁，在浑河上游支流苏子河畔与先期迁移至此的胡里改部重新汇合。发源于长白山麓的苏子河在汇入浑河处形成了一片平坦富饶的冲击平原，为建州部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条件，使得遭到失败的吾都里部和另一支同样经过长途跋涉的胡里改部得以休养生息，繁衍发展。在这一时期内，由于董山与叔父凡察之间发生了矛盾，经明朝辽东经略的调解，将建州重析为三卫，即建州卫、左卫和右卫，董山执左卫印，凡察领右卫，李满住仍居建州卫。这样的调解措施固然有建州内部斗争的原因，但也不能不看到这是明朝为防止女真强大而采取的分而治之的策略。这件事情发生在正统七年（纪元1442年）。

在建州三卫的首领之中，董山是一位文武全才，骁勇善战的英雄人物。由于他的治理，至成化三年（纪元1467年），建州左卫的实力已居于三卫之冠，引起了明朝的猜忌，遂于当年趁其来边市贡马之机将其拘禁起来并加以杀害。同年9月，明军联络朝鲜部队在24日向建州左卫发动突然袭击，包围了女真的营地。经过历时一个月的大规模搜捕和围剿，杀死女真人千余名，并将其多年积畜劫掠一空。在这场劫难之中，毗邻的建州卫也未能幸免，李满住及其长子古纳哈亦遭杀害。

这是建州女真第三次遭到明朝与朝鲜联军的屠戮，前两次发生在宣德八年（纪元1433年）与正统二年（纪元1467年）。其后，明朝与朝鲜又于成化十四年（纪元1478年）和十五年（纪元1479年）连续两次围剿建州女真，对该地区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当时，两军约定“可屠者屠之……尽灭乃矣”（出处同前）的方针，完全是意图对建州女真采取种族灭绝的政策。明朝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暴力政策，除了建州女真因自身生产力不能适应人口增长而对明与朝鲜边境进行劫掠为其一部分原因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正如开篇所述的那样，对弱小民族一以贯之的高压政策，还有就是明朝边臣们急欲立功而不惜用女真平民的鲜血来染自家紫袍的罪恶心态。众所周知，边臣必须通过军功才能获得升迁，在眼见西南同僚们通过对少数民族的征服而步步高升后，东北的明朝边将也自然不甘寂寞，而密迩辽东的建州三卫就因此首当其冲地成为了他们的屠杀目标。从因成化三年之役而加封武靖伯的明将赵辅在《平夷赋自序》之中得意洋洋地夸耀武功为“强壮尽戮，老稚尽俘”

以上这针对建州女真的五次屠戮，前后长达四十五年时间，对这个民族的破坏之严重达到了令人发止的程度。从嘉靖三十一年（纪元1552年）明朝官员在谈论东北边事的时候说，建州女真“至今五、六十年未反侧”（《明世宗实录》）一语中可见，经过这五次屠杀后，建州女真的实力直到明朝后期的嘉、隆年间后才得以逐渐恢复起来。从朝鲜史料给出的建州女真人口数字来看，三卫合计起来也不过万余人而已，其壮丁最多不过两、三千人而已，即使对明边有所骚扰，其规模也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可以通过政治上的策略加以调和，文化上的交流加以融合，而明朝go-vern-ment恰恰没有采取这样的上策，而是自恃强大，不惜大动干戈，加以不分青红皂白的“犁庭扫穴”，其暴虐不仁可见一斑。虽然五次屠杀从死亡人数而言和“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考虑到建州女真自身人口基数的渺小，则可说其性质完全达到了种族灭绝行为的程度，是更加严重的战争罪恶。

当然，本文的宗旨并非宣扬民族报复，更不赞成为了早已淡忘的陈年旧恨而制造新的民族仇恨。而是希望读者们可以看到，残忍的杀戮是人类潜藏于心底的共性，是必须通过理智和人文主义精神加以遏止的邪恶心魔，同时衷心祈祷在未来的时代之中，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避免这种自相残杀的悲剧再度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