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以道德代宗教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的人”。资料图片 

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学者梁漱溟先生就提出,由于中国人的家庭伦理生活能够给人以情志方面的安慰勖勉,因而具有教化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西方社会是由宗教承担的,而在中国是由道德承担的。这就是著名的“以道德代宗教”说。“以道德代宗教”的话题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及借鉴作用，它对于解决当今道德理论中特别是西方伦理思想中的一些重大难题,对于正确认识儒学的社会作用，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试图用道德伦理代替宗教在社会教化中的功能者，古今均不乏其人，近代力图以道德代宗教者，当属我国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梁漱溟（1893—1988年），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蒙古族，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学者，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我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也是我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

梁漱溟早年致力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并特别留意不同文化类型中的比较宗教哲学研究。“宗教是什么？此非一言可答。但我们却可指出，所有大大小小高下不等的种种宗教，有其共同之点，那就是：一切宗教都从超绝于人类知识处立他的根据，而以人类情感之安慰意志之勖勉为事。分析之，可得两点：一、宗教必以对于人的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为其事务；二、宗教必以对于人的知识方面之超外背反立其根据。”在梁漱溟看来，西方社会自古希腊、罗马之后就属于集团生活式的社会，这种特点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产生后更为突出。而中国明显缺乏集团生活，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在宗教组织中，中国人最重视家庭，中国人一生离不开家庭伦理观念。梁漱溟说：“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遂生。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父母总是最先有的，再则有兄弟姊妹。既长，则有夫妇，有子女；而宗族戚党亦即由此而生。出来到社会上，于教学则有师徒；于经济则有东伙；于政治则有君臣官民；平素多往返，遇事相扶持，则有乡邻朋友。随一个人年龄与生活之开展，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梁漱溟从“伦理本位的社会”透视“中国文化之特殊”性，从而得出了“以道德代宗教”、“礼乐有宗教之用”等论断。

梁漱溟曾指出：“中国原始宗教，大抵是有关的神祇崇拜及巫术之类。这样，使中国老早已接受了现代世界‘人’的观念。”既然中国宗教有着人的因素，而不是像埃及、印度那般梦想着未来的天国，那么这种原始宗教也就涵有人文替代的可能性。梁漱溟由此而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大概人类社会秩序最初形成于宗教后，乃有礼俗、道德、法律等，陆续从宗教中孕育分化而出。……离开宗教而有道德，在中古时难想象；离开法律而有秩序，在近代国家弥觉稀罕。然而在旧日中国却正是以道德代宗教。”这正是“中国文明一大异彩”。

“在中国代替宗教实是周孔之‘礼’。”在梁漱溟看来，周孔的思维取向，就在于使人走上道德之路，这恰恰形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与宗教相区别的基本特征。故此，梁氏直接提出：儒家以道德代宗教——中国自有孔子以来“走上了以道德代宗教之路”。他还明确指出：“道德为理性之事，存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这恰恰与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者相反。”

当然，梁漱溟要以道德代宗教，并非要完全以个人道德自律去取代宗教上的神道设教，他特别重视的是儒家伦理道德中的“礼乐”传统。“宗教对于社会所担负之任务，是否就这样以每个人之自觉自律可替代得了呢？当然不行。古代宗教往往临乎政治之上，而涵容礼俗法制在内，可以说整个社会靠它而组成，整个文化靠它作中心，岂是轻轻以人们各自之道德所可替代！纵然倚重在道德上，道德之养成似亦要有个依傍，这个依傍，便是‘礼’。事实上，宗教在中国卒于被替代下来之故，大约由于二者：一、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二、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二者合起来，遂无事乎宗教。此二者，在古时原可摄之于一‘礼’字之内。在中国代替宗教者，实是周孔之‘礼’。不过其归趣，则在使人走上道德之路，恰有别于宗教，因此我们说：中国以道德代宗教。”

梁漱溟提出的“以道德代宗教”说，在民国思想界产生过较大反响，现代新儒家钱穆、唐君毅等人，都继承了梁漱溟先生的这一观点。这一观点大体上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