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前曹、袁双方是如何进行战略决断的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十常侍之乱”和“董卓之乱”这三场接踵而来的军政变乱，给了地方势力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借助天下大乱、皇权暗淡的时机，迅速发展壮大，拥兵自重，成为雄踞一方的诸侯，致使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当时的地方割据势力遍布全国各地，主要有河北的袁绍、河内的张扬、兖豫的曹操、徐州的吕布、扬州的袁术、江东的孙策、荆州的刘表、幽州的公孙瓒、南阳的张绣等十余家。在这些割据势力的连年征战中，袁绍、曹操两大集团逐渐脱颖而出。袁绍凭借袁氏一族广泛的人脉与“四世三公”的影响力，占得了冀州之地，自领冀州牧，后又接连吞并了青州、并州等地。建安三年（198年），袁绍击败盘踞幽州的公孙瓒，雄霸青、幽、冀、并四州，统一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趁关中大乱之机，将汉献帝迎入许昌，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并以此广招天下贤能猛士，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了自身的实力。建安二年（197年）春，袁术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曹操即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为名，进讨扬州袁术与徐州吕布两大集团，并取得了胜利，同时利用张扬部内讧的机会夺取了张治下的河内郡。自此曹操势力西达关中，东到兖、豫、徐州，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大部地区，从而与袁绍形成沿黄河下游南北对峙的局面。然而，依照《三国志》中的描述，虽然献帝的到来使得曹操具有勤王的名声和所谓的“中央正统权利”，但是其自身的实力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实际提升，而袁绍所控制的河北四州都是大州且远离中原是非之地，经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特别是冀州号称“带甲百万，谷支十年”，因此其实际的兵力、财力和物力等方面均远在曹操之上。随着自身实力的急剧膨胀，袁绍自然对于曹操独霸中央权利的做法表示不满，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甚至有“代汉自立”的打算，故而积极准备兵马物资，择机同曹操一决雌雄。

《三国志》记载，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任命审配、逢纪主持军事，田丰、荀谌、许攸充当谋士，颜良、文丑担任将帅，企图南下进攻许昌。当时，对于起兵讨曹一事，袁绍的部下们意见不一，大致分为以沮授和田丰为代表的“缓战派”和以郭图、审配为代表的“急战派”。缓战派认为：讨伐公孙瓒，连年兴兵，赋役十分沉重，百姓疲惫不堪，仓库积蓄不足，河北的内部情况不容乐观。当务之急应着力减轻百姓赋役负担，抓紧时间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元气。同时，对外献捷天子，若曹操不允，再兴师南下也好出师有名。曹操法令畅行无阻，士卒都训练有素，其个人擅于用兵，长于变化，不会像公孙瓒那样坐受围困，因此断不可轻敌冒进，尽量不与其决胜于一战，而以持久战的方法消耗对方。故应多造船只，修缮器械，或派遣精兵或联合外援，分多路乘虚进行骚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其军疲于奔命，令其民不得安业。如此以逸待劳，在三年之内，河南之地就可不劳而定。但是，急战派则认为：袁绍占据河北四州之地，兵力大大超过曹操，仓储虽不算富足，但也大大优于曹军，兵法云“十围五攻”，此时集结河朔的强兵，以此讨伐曹操，实在易如反掌，定可以一战取胜。如果不乘袁军屡战的胜势攻取，待曹操势力壮大后就难办了。袁绍自恃地广兵强、粮草丰足，根本听不进沮授的忠告，并听信郭图等人的谗言，夺了沮授的军权，分给郭图、淳于琼等人。随后，派陈琳撰写讨曹檄文（史称《为袁绍檄豫州文》）便传天下，汇集河北精锐人马大举挥师南下，官渡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袁绍举兵南下的消息传到许昌，朝野震动，就连曹操的部将们也多认为袁军强大难以抵敌。但曹操却根据他多年来对袁绍的了解，认为袁绍志大才疏，胆略不足，刻薄寡恩，刚愎自用，兵多而指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难成大事；另外，荀彧从“度、谋、武、德”四个方面分析了曹方获胜的可能性，也极大的鼓舞了曹操的信心，使其最终下决心以所能集中兵力抗击袁绍的进攻。对于官渡之战中曹、袁双方出动的会战兵力，历来就有争议，但《三国演义》中说曹方十五万、袁方七十万未免有些夸大，这主要是为了烘托战争的气氛，这是小说特有的写作方式，但通过多方记载来推测，曹、袁双方的兵力对比大概在1/5~1/3之间，袁方占据明显优势。针对兵力不足的缺点，为了争取态势上的主动，曹操进行了周密的战略部署。首先，大胆放弃了对于黄河南岸的全面防守，仅令于禁率步骑两千屯守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协助扼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黄河南岸）的东郡太守刘延，阻滞袁军快速渡河和长驱突袭南下，同时以主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一带筑垒固守，以阻挡袁绍从正面发起的进攻。其次，派遣臧霸率精兵自琅玡（今山东临沂北）入青州，占领齐（今山东临淄）、北海（今山东昌乐）、东安（今山东沂水县）等地，利用其在青州的旧有影响力，牵制袁绍，巩固右翼，防止袁军从东面袭击许昌；并派钟繇等人持节镇抚关中，通过外交手段，拉拢雍、凉诸部，抵御袁绍，稳定左翼，以防袁绍凭借兵力优势开辟第二战场，夹击曹军。其三，命荀彧坐镇许昌，稳定后方，筹备粮草。建安四年（199年）十二月，正当曹操忙于筹备对袁绍作战之时，刘备在徐州起兵反操，占领下邳，屯据沛县（今江苏沛县），并与袁绍联系，打算合力进攻曹操。曹操为保持许昌与青、兖二州的联系，避免双线作战，于次年二月，果断兴师，亲率精兵东击刘备。刘备本来没有多少嫡系，所得兵马多是杀害徐州刺史车胄后得到的曹操的兵马，因此，在曹操的强大攻势下，根本没能形成什么战斗力，很快就崩溃了。曹军乘胜追击，迅速占领沛县，转而进攻下邳，迫降关羽。刘备见大势已去，只身逃往河北投奔袁绍。当曹、刘作战正酣之时，有人建议袁绍“举军而袭其后”，但袁绍以儿子有病为辞拒绝采纳，致使曹操过于轻松地击败刘备回军官渡。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指挥家、军事理论家，精通兵法、深谙韬略，《三国演义》中对曹的人品多有非议，但对于其个人的作战指挥能力与风格还是给与了相当的肯定。从该书对于官渡之战的描写，我们便能够感觉到曹操是一个用兵很正的人，非常注重军队建设和临战应变，不似有些所谓的军事鬼才过分注重奇计妙策，酷爱行险搏杀。官渡之战中，曹操针对袁绍所制定和采取的军事策略，可谓是其军事生涯中最为闪亮的一笔。当时形势下，袁绍兵多而曹操兵少，千里黄河渡口极多，如分兵把守则防不胜防，不但难以阻止袁军南下，只会使自己本已处于劣势的兵力更加分散。故而，曹操采取“集中兵力、扼守要害”的方式，极力防止袁军发动突袭，为官渡主力的重点防御争取时间。黄河南岸地势平坦，易攻难守，只有官渡地处鸿沟上游，濒临汴水。鸿沟运河西连虎牢、巩、洛要隘，东下淮泗，为许昌北、东之屏障，是夺取许昌的要津和必争之地，曹操选择这里作为迎击袁绍的主战场，可谓“守其所必攻、以逸待劳”之举。加之，官渡之地靠近许昌，曹军便于补给，而曹操先前放弃的黄河天堑反成为袁军了运输粮草的巨大障碍，这个“先弃后取”的策略彰显了曹操过人的庙算能力。用人方面，曹操对于臧霸和钟繇两人的使用，充分考虑到此二人在青州和关中当地的影响力，借此联合地方势力共同抵挡袁绍，撑住了曹军的两翼，极大地支持了曹袁决战的正面战场，直至袁绍败回河北，也未能成功开辟出第二战场，致使袁军主力停滞于官渡之前，其固有的兵力优势没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曹操的知人善任由此可见一斑，孙子所提倡的“择人而任势”不过于此。另外，在官渡序曲中，曹操平定刘备叛乱的迅速与果敢和袁绍支援刘备的缓慢与迟疑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此二人的决策能力也就不言而喻了。正是曹操独到的指挥艺术才使得这场以少战多、本无太多悬念的战役充满了玄机，官渡上空疑云密布，决战的时刻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