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究竟死得冤不冤？袁崇焕到底是民族英雄还是卖国奸贼？ 崇祯杀袁崇焕是否杀错了？

公元1630年八月，袁崇焕被崇祯皇帝朱由检认为与后金有密约而遭凌迟处死，家人被流徙三千里，并抄没家产。袁崇焕虽为抗清名将，但也是一位争议较大的人物。那么，崇祯杀袁崇焕是否杀错了？

自袁崇焕被崇祯处以极刑后，关于其人是忠是奸，时人就有不同的评断。与金庸笔下及官方认定的忠臣形象不同，袁崇焕在民间的忠奸之辩历时三百多年未曾停歇，近年来网络上的论战也愈发激烈。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却总是遵循着类似的轨迹。虽然历史研究中多采取以史为鉴的方法，但若从袁崇焕身故后辽东战场的战况及结果，以及整个明末大环境下的政局及军情走向等，结合袁崇焕在辽东期间所取得的成就，进而倒推得出对其人的评价，可能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策杖只因图雪耻

1623年，任职辽东的袁崇焕力主坚守宁远，反对退守山海关、放弃辽东地区，得到枢辅孙承宗的支持。当年九月宁远在袁崇焕督促下加快筑城进度，揭开了明朝晚期凭借关宁锦防线与后金/清军对抗的序幕。1624年宁远筑城完毕，次年明军以宁远为基地恢复了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卫、大小凌河等地。

1625年孙承宗因受阉党攻击被迫去职，继任辽东经略高第推行尽弃关外的方略，除袁崇焕坚守宁远拒不撤退外，其他关外诸城几乎被全部毁弃。努尔哈赤见辽东军情反覆，于次年正月大举进攻宁远。高第龟缩于山海关不发援军，明廷内部及努尔哈赤都认为宁远必然失守。

自1618年后金军进攻抚顺，到宁远之战前，后金与明朝大战五次——抚清、萨尔浒、开铁、沈辽、广宁，均以明军惨败告终。明廷上下对辽东局势悲观，“弃全辽而无局”。努尔哈赤以绝对优势兵力攻孤城宁远，自以为必得，去信劝降袁崇焕，被严词拒绝。后金军屡次猛攻，战况激烈，城墙被凿开多处。袁崇焕带伤亲自担土搬石堵塞缺口，督军奋战。后金军人员和攻城器械均受重创，不得不撤军。努尔哈赤大为愤懑，以宁远不克为耻辱，不久病死。

袁崇焕的成功，不仅在军事上给予后金军重创，更提振了朝廷和明军对抗后金的信心。兵部尚书王永光评价：“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天启帝也赞许：“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就连一贯为己方战绩涂脂抹粉的清修《明史》也不得不承认：“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后金方面受此失败，士气大为低落，攻城时“惧怕城上厉害，不敢近城”。

袁崇焕的以守为战策略，与曾经略辽东的熊廷弼不谋而合。自努尔哈赤起兵，明廷先是轻敌冒进，唯恐老师糜饷、“以速一战为快”，结果“令箭催，则将帅殒命；马上催，而三路丧师”。到萨尔浒惨败及开原、铁岭失守，朝野又失败情绪蔓延、畏敌如虎，认为辽东必不可保。熊廷弼反对速战决胜，以守代攻，一度阻遏了后金的攻势。但在朝廷内部攻讦下熊廷弼被迫去职，沈阳、辽阳等相继失陷后，辽东局势又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局面。

宁远之战前，后金军攻城夺寨势如破竹。究明军失败原因，除少部分善战明将及亲兵外，大部分明军战斗力低下，难以对抗组织度较高的后金军，战术失当和人心不齐更是致命。1618年清河之战，明将邹储贤率兵五千据守地处山岩、号称天险的坚固城堡，城上大小枪炮密布，战前又有三千援军。然而后金军攻破该堡“易如拉朽”，仅一天就结束战斗。

努尔哈赤夸口：“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宁远之战遭遇袁崇焕痛击后，努尔哈赤不得不自我解嘲“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 。之后袁崇焕指挥的宁锦之战，皇太极受阻于锦州、兵败于宁远，又对后金军的战斗力自我矮化：“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

袁崇焕并未止步于凭坚城大炮固守，而是逐渐裁减机动性和防御较差的车营，增加骑兵营，提高了关辽明军的野战能力。宁锦之战中，袁崇焕派满桂率部驰援锦州，战后金军于爪篱山，锦州守将出城接应，后金军受夹击战败；皇太极转而攻打宁远，明军背城奋战，后金军“死伤数千、尸横满地”，“抵暮死者益众，乃撤兵归”。皇太极见宁远不克，又回师攻锦州，多次强攻均被明军击退，伤亡严重兼天气炎热，只得撤军。

此战中明军展现出击败后金军的野战潜力：“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横剽悍” 。但宁锦战后不久，袁崇焕受阉党攻击，愤而去职，直到崇祯继位后方才复出。

受关宁锦防线阻遏，后金无法通过以战养战化解自身生产力落后造成的危机，内部矛盾渐渐凸显。天启七年，后金“国中大饥，斗谷值银八两”，部分地区出现食人肉的情况；崇祯二年春，依附于后金的蒙古部落“粮食无资，人俱相食”。饥荒引发后金控制区内汉人、满人的相继逃亡，并发生八旗军军官因缺粮抢劫民间财物的事件。

与此同时，明与蒙古部落接界的蓟门一带防御相当薄弱。袁崇焕察觉到危险，多次提醒朝廷加强蓟防，但崇祯及兵部等无动于衷。己巳年春，袁崇焕向明廷报告蓟门兵力不足，如果蒙古部落倒向后金，作为向导入犯，祸患极大。九月，袁崇焕又派参将谢尚政率部增强蓟门防御，却被顺天巡抚遣归。袁崇焕不得不再次上疏要求加强该处防御，“为今日急着”。然而直到后金军破关而入，朝廷均无动作。

杀毛文龙往往被作为袁崇焕的一大罪状，认为毛文龙之死是导致皮岛失去对后金牵制功能，致使皇太极能无后顾之忧入关的决定因素。但后金绕道蒙古，避开关宁锦防线入关，是明朝财政破产、朝廷运转失灵、蓟州防御薄弱的必然结果，也是后金内部矛盾渐增，试图对外用兵转嫁危机的必须举措。

皇太极吸取了宁锦战败的教训，放弃正面强攻宁、锦，打开山海关的作战方针：“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正是“避实击虚”的兵法原则。毛文龙是否被杀，对后金军入关并无决定性影响。况且毛文龙通敌倾向和虚兵冒饷、欺罔冒功的不法行为已严重影响辽东抗敌大局，被袁崇焕断然处置并不冤枉。

山海长城寄此身

己巳之变中，袁崇焕千里驰援京师，在赵率教阵亡、三屯营及遵化等要地失守、满桂等战败的不利情况下，先拒敌于蓟州，后阻敌于京城下，经广渠门、左安门外两次激战，重创后金军、力挽狂澜。皇太极绕过关宁锦防线破喜峰口入关，虽是一大妙招，但风险极高。进军路线舍近求远，虽然避开了关外雄关重镇，但路途倍增，军队及战马所需的粮草损耗加大且难以补充；入边后再回军关外，还要面临明军追袭的风险。即使受到内部强烈反对，皇太极仍敢于冒险进军，除抢掠关内人口物资以战养战外，还有利用后金军的骑兵优势在运动战中调动和消灭明军的企图。与后金军多次交锋的赵率教就在驰援遵化途中伏而全军覆没。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皇太极选择明军防御的薄弱处破关而入，以优势兵力围歼守军及明关外援军，占据了主动地位。袁崇焕以劣势兵力入援，要想不重蹈赵率教的覆辙，只能“守其所必攻”化被动为主动。此外北京已久未遭兵火，人心极易产生动摇，驻防的京营又不堪一击，根本无力守卫京城。袁崇焕“恐逆奴狡诈异常……倘径通都城，则从未遇敌之人心，一旦动摇，其关系又不忍言” ，不顾副总兵周文郁关于外兵未奉诏不可入京的劝阻，直趋北京城下，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不得已所为。

从其后的战况看，袁崇焕统率的关辽军是唯一堪与后金军匹敌的明军，如果没有在北京防御战中抢得先手占据主动，后果不堪设想。1644年大顺军数日内攻破外无援军、人心动荡的京师即是明证。袁崇焕未得明令紧急入卫京师，争取到了当时能做到的最好局面，却必然在政治上给自身带来危机，这就到了考验明朝当家人崇祯的时候。但历史证明崇祯经不起这样的考验。

由于袁崇焕抢先赶至京师布防，皇太极不得不硬攻，结果损兵折将。皇太极在军事上的失败并非不可避免，兵力占优的后金军可以舍北京不攻，劫掠京畿后回师。然而皇太极的威望和后金军士气势必受损，内部的反对派也会借此抬头。皇太极选择进攻，但在袁崇焕等力战下被击退，惊叹“十五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结果顿兵坚城之下，面临被陆续增加的明勤王军包夹的风险。如果袁崇焕能继续率领关辽明军拖住后金军，皇太极就将面临粮草不继、军心不稳的崩溃性危机，留给他失误的机会就屈指可数。

然而崇祯以临阵逮帅的惊人之举将这大好局面毁于一旦。在皇太极反间计的催化作用下，崇祯以议饷为名，诱袁崇焕入见后将其锁拿入狱。此前关辽明军因直趋京师布防，反被崇祯、朝臣等疑心为诱导后金军入犯，流言四起又被百姓视为奸细，军心已伤。京城外关辽明军血战后金军，京营明军却故意往城外丢砖砸死砸伤同袍，“声声口口只说辽将、辽人都是奸细，谁调你来”。如今主帅又无罪入狱，亲眼目睹袁崇焕被捕的祖大寿战栗失措，关辽明军更是军心大乱：“袁既被执，辽兵东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 。

祖大寿及关辽明军在恐慌和激愤下东奔山海关，原有退意的皇太极趁机复攻北京。崇祯不信任袁崇焕及关辽明军，却信任纸上谈兵的游僧申甫，火箭提拔其为京营副将、打造战车御敌，结果申甫及其募集的八千新兵在卢沟桥被后金军一战尽歼。继而，刚被提拔为武经略、接替袁崇焕统率各路勤王人马的满桂，见后金军强大本想坚守外城，却在崇祯不断逼战下被迫出城迎敌，与副将孙祖寿等三十余员将领一同阵亡。

此后，崇祯反复多疑的性格、有始无终的用人方式、好诿过臣下的处事方法表现得愈发明显，多次对政局及军事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终成亡国之君。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的论断并不为过。

袁崇焕守辽期间，在他“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以实不以虚，以渐不以骤” 的正确战略战术下，明廷由被动挨打逐渐转变为略有主动的以守为战，后金由正面强攻转为侧面迂回进攻和正面小规模骚扰相配合，辽东形势正有转机。己巳之变后，后金/清军又多次破关而入，明军未再取得堪与袁崇焕广渠门、左安门之战相媲美的胜利，后金/清军则先后俘获数十万计的人口、牲畜和百万计的财物，极大增强了战争潜力。

死后方愁无勇将

崇祯三年，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妻投江而死，家人分别被流放至贵州和福建。袁崇焕身死门灭，“天下冤之”。袁崇焕临刑占诗“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但袁崇焕死后，明朝再未出现能与其相当的人才，朝廷也不断插手辽东军事、事权分散，导致明军在关外战场上节节败退。袁崇焕用兵稳健，宁锦之战中锦州被围，许多部将要求出援，他认为“宁远兵不可动”，否则正中皇太极围点打援之计，请求朝廷另发兵救应。

明廷接受了袁崇焕的意见，从山海关等地调遣人马增援锦州。皇太极也从沈阳调集援军，见锦州难以攻克，果然以大军攻宁远。袁崇焕早有准备，挥军力战杀退后金军。双方战斗激烈，明军满桂身中数箭，尤世威坐骑被射伤；后金军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均身负重伤。皇太极攻宁远、锦州均不克，恐腹背受敌、归路被截，放弃攻打宁远，再回师攻锦州，终大败而去。

处死袁崇焕后，崇祯刚愎自用，对辽东战场重臣疑虑，与首辅、兵部均插手辽东军事，致使互相侵权，战守决策不一，巡抚也不受督师节制，属下抗命、相互猜忌，终致大凌河之战惨败。此时距袁崇焕之死仅有一年。己巳之变后，孙承宗接任督师，相继收复了被后金军夺取的关内四城。随即孙承宗不顾老病，亲赴前线整顿关宁锦防线。但朝廷轻敌冒进、忽略固守，辽东巡抚丘禾嘉取得兵部和首辅的支持，不顾孙承宗反对在大凌河筑城。

但大凌河城的修筑与固守，皇帝、首辅、兵部、督师、巡抚、总兵都缺乏整体明确战略。城修筑尚未竣工，因兵部尚书易人，朝廷又决定放弃大凌河城，但丘禾嘉违背朝廷和督师决策，激励祖大寿率军守城。后金突然以大军杀到，祖大寿不得不在粮草不足的情况下坚守。之后丘禾嘉又与孙承宗在何时出师救援上产生矛盾，错过救援的最佳时机。明军四次增援，均被杀退；祖大寿四次突围，均被封死。最终祖大寿粮尽援绝，兵败城陷。袁崇焕苦心打造的劲旅经此一役损失严重，此战后关外无宁土，关内也无宁日。

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军再次破关而入，崇祯令卢象升总督各镇援军，会同高起潜率领的关辽明军对战清军。卢象升深得军心，但部众与清军相比，战力仍有较大差距，亟需高起潜配合方可对清军构成威胁。但崇祯对清军战和不定，主和的杨嗣昌在皇帝默许下不断将卢象升分兵，使其实际可指挥的人马不足两万。

卢象升兵力不足，无力阻止清兵蹂躏畿辅，反被崇祯痛责“侦探不明、调度无方”，准备将其革去督师之职以刘宇亮替代。卢象升悲愤莫名，不愿重蹈袁崇焕覆辙，宁可战死沙场，以孤军五千与清军主力激战于贾庄。然而卢象升决死抗敌时，受崇祯宠信的高起潜驻营五十里外，拒不救应。己巳之战中的主力关辽明军因统帅未得其人，在此战中毫无作为。卢象升身中四矢三刃壮烈殉国，高起潜得知兵败消息仓皇逃走。崇祯不仅不追究高起潜责任，也拒绝给卢象升家属抚恤。卢象升妻、弟两年内多次请恤，均被崇祯拒绝。

崇祯十四年初，清军封锁锦州，蓟辽总督洪承畴率明援军与清军大战于锦州城南与松山，给清军较大杀伤，前线清军连连向皇太极求援。皇太极亲率大军增援，形成了明军和清军重兵对峙于锦州一线的局面。久经沙场的洪承畴敏锐地察觉到清军倾巢而来，后勤必然不能持久，结合锦州城防坚固、余粮尚多的情况，主张坚守松山、杏山等前沿据点，迫使清军粮尽自退。崇祯却与只知纸上谈兵的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一拍即合，催促洪承畴出兵决战，还派遣张若麒等监军催督进军。

洪承畴被迫全军向松山前进。洪承畴在逼战下出现指挥失误，对储粮重地笔架山疏于防守，被皇太极一举夺粮成功，导致兵败雪崩。洪承畴率残兵困守松山半年余，被叛将出卖、城破被俘，不久后降清。援军覆灭，苦守锦州的祖大寿粮尽援绝，被迫向清军投降。自此花费明廷巨额财富和无数将士血肉浇筑而成的关宁锦防线轰然垮塌。

孙承宗、卢象升、孙传庭等在《明史》及清代文人的评价中得到充分肯定。清代著名文人方苞认为，“明之亡，始于孙高阳之退休，成于卢忠烈之死败”。对于孙传庭，《明史》载：“传庭死，而明亡矣”。洪承畴虽被列为贰臣，但在松锦之战的前段发挥出色，给予清军重创。然而他们终究未能成为袁崇焕的替代者。

与善于战略布局、节饷、用兵及练兵的袁崇焕相比，同样被明廷一度倚重的孙承宗等也各有所长。孙承宗强于战略谋划但短于具体战术实施。卢象升在练兵及筹饷上皆有所长，但崇祯未能给予其足够的支持，导致其未能人尽其才，最后困死沙场。相较于用兵，洪承畴更善于练兵，孙传庭更善于筹饷，但两人也先后被崇祯催战葬送。

用人而后生疑是崇祯的一贯作风，对于文臣更是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遇有战事失利，崇祯常首先处罚文臣，而对武将表现出相当的宽容，所以武将不听调遣、自行其是导致指挥系统运转失灵的局面愈演愈烈。

在袁崇焕死后，崇祯又相继将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等逼上绝路。崇祯摧抑文臣、纵容武将严重加剧了边疆危机。袁崇焕等之死，不仅是他们个人肉体和精神的消逝，由于 “人亡政息”的传统，他们可以挽救危亡的举措也几乎一起被埋入黄土，未能得以贯彻。他们的身故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明朝逐渐走向灭亡。

那得先生再解围

崇祯十七年初，大顺军兵锋直逼北京，此前明廷仅有的“一付家当”——孙传庭部陕西明军又被崇祯催战葬送，此时再难有还手之力，各路文臣武将望风而降。然而危局并未全无挽救余地，驻守宁远的吴三桂和南方援军如能及时勤王，北京未必会被大顺军轻易攻破。然而大好时机被崇祯及吴三桂等联手葬送。

崇祯不愿承担放弃关外土地的恶名，习惯性地企图将责任推卸于下，与朝臣就是否调吴三桂入援反复扯皮，拉锯一月以上仍无结果。直到大顺军步步紧逼、火烧眉毛，崇祯才痛下决心，下令吴三桂放弃宁远，统兵入卫京师。崇祯还同时召集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勤王。

刘泽清见大厦将倾，接旨后谎称坠马受伤、无法行动。崇祯只得赐予财物慰问，刘泽清非但不感恩，反而大肆劫掠临清后率部南逃。唐通率军至京，崇祯赐宴慰劳，却又加派内监作为监军。唐通大怒，将朝廷赏赐财物摔掷于地，不待令旨就引兵出走居庸关驻扎。崇祯均无可奈何。

关辽明军中硕果仅存的吴三桂部，此时也已蜕化为私人武装。崇祯在三月初四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令其率兵保卫京师。吴三桂见明廷危在旦夕，并未紧急入援，而是同宁远等处的关外百姓一同缓慢行进，每日仅行数十里，直到三月十三日方才入关。入关后，吴三桂按兵不动，又向朝廷要求增拨马匹一万，并花费五日在永平府安置随军家属及百姓。在此期间北京被大顺军攻破，求援无望的崇祯绝望中自缢于煤山。此时距己巳之变仅十四年。不知历史上的崇祯在身陷大顺军重围时，是否会想起当年“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的袁崇焕？

1629年袁崇焕驰援京师，率步骑混杂的两万关辽明军从山海关进发，六日疾行五百里至蓟州，虽然与明代骑兵的最快纪录“一日夜驰五百里”不能相比，但相较于古代平均行军速度每日20至30公里已是极速。抵达京城外驻扎时，袁崇焕又令将士不得损坏野外树木和入驻百姓家中，军纪严明为明末罕见。快速行军的关辽明军所带粮草本就不多，此时已几乎耗尽，户部筹措的粮草又因京师戒严难以开门运输，“羁留益久”，只得将粮草从城上缒下。关辽明军不得不在缺粮少食的情况下硬撼后金军，即便如此依然取得广渠门大捷。

袁崇焕死后，关宁锦防线又存在了十四年，但它的垮塌只是时间问题。关辽明军再未迎来与袁崇焕相当、可凝聚全军的灵魂人物，内部渐渐分裂和军阀化，战斗力也逐渐下滑，军纪更是大不如前。

大凌河战役中，同为关辽明军的援军宋伟、吴襄部被后金军阻击于长山，两人互不救应，被各个击破；城中祖大寿也未能里应外合破敌，困守城中坐失良机，最终粮尽援绝，杀害拒降的同僚何可纲后诈降。祖大寿和何可纲被袁崇焕视为左膀右臂，竟落到挥刀相向、自相残杀的结局。而曾随袁崇焕在广渠门外力战后金军的王承胤，后任宣府总兵，在大顺军迫近时主动派人至大同递送降表，并因献城投降而面有德色，被李自成讽刺。

“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袁崇焕奏章中的这番话正是明末敢于任事者难以善终的真实写照。所谓“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明末党争激烈且为求胜利不择手段、罔顾大局，而力图有所作为者则落入“苦干实干、国法审判”的怪圈，官僚集团内部连续上演劣币驱逐良币的荒谬剧。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在辽东任上先后因此去职，最终皆不得善终，正是国家覆亡的先兆。

1647年，被后世誉为明末“岭南三忠”之一的张家玉起兵抗清，过水南，拜袁崇焕祠堂，作《谒大司马自如袁老先生遗祠怆然有感》：“吊罢遗祠泪几挥，辽阳回首事成非。空留冷庙沧江上，不见犁庭铁马归。星落尚疑阴雨暗，风高犹想阵云飞。只今羽檄纷弛急，那得先生再解围！”此时，明廷只剩南方数省残山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