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灭亡的关键在于缺兵而非暴政

一、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是导致缺兵的主要根源

荡平六国后，新兴的秦朝是否还存在六国余孽的反叛、甚至还面临被六国余孽颠覆的危险？！对于这个极为严峻的问题，秦始皇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尽管史料中充满了秦始皇“暴虐贪婪”，“严刑酷罚”等似是而非，终于导致秦亡的文字。但深究之下我们却可以发现，秦亡的关键在于缺兵，而缺兵的根源全在于秦始皇的和平麻痹思想！此说的依据我们可以从他于多次出巡刻石的碑文中——亦是最确切、最真实地反映秦始皇思想的珍贵史料中，清晰地查找出来：欣欣向荣的秦朝之所以夭折，全在于秦始皇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只不过我们在先前的研究中把这件事给忽略了。

全国统一后，秦始皇对全国形势的判断，可以从以下六块石刻的部份碑文中，准确地反应出来，即：

“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邹峄山碑）

“皇帝一并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琅玡碑）

“阐并天下，灾害绝息，永偃戎兵。”（东观碑）

“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琅玡碑）

上述碑文中的“兵不复起”，“天下和平”，“永偃戎兵”，“不用兵革”，不是将秦始皇认为“刀枪可以入库”；“战马可以觧鞍”的一个美好世界，已经从此开始的善良愿望，表达得淋漓尽致了吗？

此外，秦始皇还认为，只要后继之君遵照他订下的制度去做，即：“大义修明，垂于后世，顺承无革。”（梁父碑），“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会稽碑），“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会稽碑），他所追求的“嘉保太平”，而且是“舆舟不倾”永远太平的崇高目标，就全都实现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会稽碑”中的“嘉保太平”及“黔首修洁”的蕴意，除表明了他希望国家太平而且是“嘉保太平”的苦心外，还希望“黔首”即全国同胞（或称“人民”）都具有高尚的情操，从而深刻地表露出了他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对社会对人民的朴实而感人的诚挚之情。

正是在上述极其善良，也极其盲目的“天下”已经“和平”，可以“永偃戎兵”；可以“不用兵革”，也能保证“舆舟不倾”的思想指导下，秦之所亡，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二、巩固统一的措施，失之偏颇

诸位都一定知道，我国近代的一位智者，对治国安邦曾提出过一句极其形象的至理名言，叫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句话中的“两手”，显然是指“文治武功”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而“都要硬”的意思，则是突出地说明了对“文武之道”，都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而实现“文兴社稷，武保太平”的战略目标！

对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就不难发现：全国统一后，秦始皇在“文治”方面上的功勋，真可谓；光耀千古，一往无前。这“一手”的成果，有的直到今天——甚至万年之后，都必然如江河奔流，万古不息！这就是奠定了中国文明根基的一整套国家体制和文明体系。而“武功”方面，他却做得相当差劲，甚至可以说做得十分糟糕。致使秦国玉碎而亡，也就不奇怪了！

为什么说全国统一后，秦始皇在“武功”方面做得十分差劲，甚至可以说做得十分糟糕呢？这就是笔者现在将要向各位阐述的：秦始皇对巩固政权的措施“失之偏颇”。所谓“失之偏颇”，并非毫无可取，因为秦始皇在“文治”上的所有成果，对巩固政权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然而这仅是对善良者而言。于政治对手——特别是对妄图颠覆秦朝、全面复辟的六国余孽来说，他们是绝不会以秦始皇在“文治”上的诸多贡献，就放过他的。以此为鉴，可知世上最大的血腥和残酷，莫过于为政权而欲置对方于死地。因为政治斗争——特别是已进入到白热化阶段的政治斗争，是决不能以菩萨心肠幻想不用武力镇压，对手就会放下屠刀的！

秦始皇正是在此一致命问题上，犯下了无可挽回的大错，终于导致了秦朝的早亡。

那么，在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上，秦始皇的偏颇之处何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要从全国统一后，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对六国余孽虽有杀伤，但却仅是伤其皮毛的三件大事就清楚了。这三件大事是：

第一，收缴散落民间的兵器，回炉铸造为每个高为7。5米左右，重约60余吨的金（铜）人，共12个。对于这件被称之为“销锋铸鐻”即将兵器铸造为艺术品的意义，过去的观点单只认为是秦始皇为了防止人民造反，而采取的措施。尽管从政治上来说，此话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还应当看到，收缴散落民间的武器，不仅是巩固政权的需要，同时还是促进社会文明进程的需要。据笔者所知，之后的历朝历代，对兵器的管制都十分严格，除军队及官府差役外，一般百姓外出，都不许挎刀携剑（据一位武术家考证：正是由于不许挎刀携剑，既可打狗又可防身的“棍”术，才终于得以发展）。影视等文艺作品中的英雄或坏人，动

辄拔刀斗狠，仅是为了使作品“好看”而已。诸位如果不信，请详察真实反映生活场景的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看看画家张择端以写实手法创作的五百二十四人中，是否有一人挎刀携剑？！

武器散落民间，必然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严重影响。因此由政府制定法律，收缴散落在民间的武器，绝对应属秦始皇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对于这一点我们过去的认识，显然是十分肤浅的。这件事还有力地证明了，笔者先前曾向诸位说过的：现代文明的诸多元素，早在秦朝便都已经出现了，是有事实根据的。

在“销锋铸鐻”一事上，另一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是，秦始皇将收缴的用以杀人的兵器，为什么全都铸造为与这些杀人工具，形成鲜明对比，并极具感情色彩的“十二金人”，而不是别的甚什么！他此举的蕴意何在？他为什么对“人”怀有如此深情？抑或这只是他的随意为之，根本谈不上其中有何深意！对此笔者认为，此一将用于战争的杀人工具，铸造为艺术品“十二金人”的决定，决非秦始皇毫无深蕴的随意之作。而是最具体、最深刻地反应着他厌恶战争，祈求“天下和平”，并已认为“天下”已经“和平”，以至往后可以“兵不复起”（邹峄山碑）；可以“不用兵革”（琅玡碑）；可以“永偃戎兵”（东观碑）的一个说服力极强的实例。以及他认为自此之后——即“灾害灭除”之后，他可以依照“黔首康定，利泽长久。”（邹峄山碑）的总方针建设国家，并希望全体国民均具有较高素养——即“黔首修洁”的生动写照。从而使他开创的秦朝，真正成为一个国势昌盛，文明发达的大秦帝国（可惜秦始皇如此善良、美好的愿望未能实现）！

关于“十二金人”的命运，笔者现将所知道的情况，向诸位简述如下——这件事乍然一看似乎与我们现在所要涉及的专题并不挨边，但却是大家都十分关心的“题外话”。因为在这12尊完全可以称之为国宝级的金人身上，不仅蕴藏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更能使我们对它的被毁深感惋惜！

高度超过两层楼房，单个重量超过60吨的12尊不惧严寒酷暑，不怕风雨雷电的稀世珍宝；12尊不论朝代如何更替，都应与世长存，并充分体现我国人民聪明才智的，本应传之万世的青铜艺术杰作，为什么一个都未能长存于世留到今天呢？原来它们于秦朝灭亡后，也历经磨难，最后终于被愚昧及贪婪把它们全都销毁了！“十二金人”被销毁的大概情况是：

秦亡时仍完好无损的“十二金人”，被刘邦下令搬移到长乐宫的大夏殿前，直到三百余年后的东汉末期，董卓因改变币制，下令：“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以充铸焉”。据说遭此一劫（将高大的“金人”重新入炉熔化，改铸为小钱后），“十二金人”已大多损毁；三国时期，魏明帝曹睿又曾下令，将长安的大量铜质器物迁往洛阳，幸存的两尊“金人”也在搬迁的计划之内。但由于搬运困难，“铜人重不可至”只好作罢；十六国时，后赵皇帝石季龙先是下令将仅剩下的两尊铜人运回邺都，后来又下令将这两尊铜人，运回长安销毁。至此，体积和重量都堪称中国乃至世界手工业史上的奇迹和壮举的“十二金人”，就这样被董卓的贪婪，及后世皇帝的愚昧全部销毁了！

不难想象，要铸造每个高约7。5米，重量达60余吨（总重量共为720余吨）的十二个青铜艺术珍品，从收集武器、汇聚运输、建盖工场，模具加工、熔炼浇铸，精心打磨，置于宫廷……每一步的工作量都是相当艰巨上看。这不仅在当时，即使在铸造和吊装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是十分不易的。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想象的是，如此既十分重要，又十分重大的“十二金人”的形象，也一定经过秦始皇的深思熟虑——以谁为范本铸造！而决非是可以任由工匠处理的。如果这个推论不错，“十二金人”也能能保留至今，我们就一定可以瞻仰到，为秦朝的建立而贡献了毕生精力的十二位先贤的风彩。从这一点上来说，“十二金人”的损毁，也是令人痛心的！

道罢秦始皇为巩固政权所经办的第一桩大事，即：收缴散落于民间的兵器，铸造为“十二金人”。以及稀世国宝“十二金人”的悲惨概况。笔者将书归正传，继续讲述秦始皇在巩固政权上，“失之偏颇”的第二、第三方面的如下内容：

第二，在全国修建驰道，并拆除旧六国先前修建的，为自保安全的国中之“国”的一切城廓、关卡等设施。

第三，在政治谣言满天飞，目标直指秦政权的情况下，秦始皇只简单地采取了虚示社会安定、国家强大的出巡，企望以此来震摄政治反对派，确保秦朝长治久安！

平心而论，上述三条措施于巩固国家政权来说，也并非毫无好处。但是面对秦朝立国时间较短，六国余孽还大量存在的实际。特别是在土地和人口均已数倍或十数倍地大于原秦国的情况下，对惟有增强军队实力，才能确保国家安宁这一新课题的考量，以及所应采取的正确措施，秦始皇是重视不够的。

秦始皇在全国统一后，尽管他有将秦朝政权传至万世之心（我们不能苛求他在两千年前就搞民主），但却忽视了以“武功”卓绝的霹雳手段，来保卫政权安宁。对此，您能说这不是最大的“失之偏颇”吗？事实证明，正是此一致命错误，最终导致了秦朝的早亡。历史经验之沉痛和教训之深刻，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秦始皇自荡平六国，至他驾崩于沙丘的12年间，从未提出过以加强军队建设来保卫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大秦帝国留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个“黑洞”，它能有解开的一天吗？！

三、“面对危机，处治失当”。

据史料，秦始皇的一生除遭荆轲刺杀外，发生在全国统一前的，还有高渐离刺秦。这两桩刺秦虽然都是巨大阴谋的产物，但总还具有面对面的特点，凶手也没能逃脱惩罚。全国统一后发生的张良博浪沙的一击，以及兰池遇“盗”，秦始皇虽曾下令在全国“大索”十天及二十天，结果并未抓到凶手，事情也就算了！此外，秦始皇对以下三则极其恶毒的政治谣言，由于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因而处置也是十分不当的：对“今年祖龙死！”，他只以为是“山鬼”胡言；对镌刻着“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大字的“天降陨石”，则是“尽取石旁居人坑之”，及下令将“陨石”销毁；对“东南有天子气”，即司马迁记录在《史记？汉高祖本纪》中的，“始皇尝曰：‘东南有天子气’”

。他所采取的对策却是以不辞辛苦的“东游以厌之”……总之，全国统一后，面对穷凶极恶的阴谋刺杀；及隐蔽恶毒，竭力制造“天意如此”以蛊惑民众，目标直指秦始皇的非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的政治谣言，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引起他的警惕，但他一次也没有采取最直接、最有效，能充分体现其“武功”的措施，来巩固秦朝政权。继“巩固统一的措施，失之偏颇”后，“面对危机”他的处治也是失当的。这也是秦之早亡，给我们留下的又一个巨大而难解的亡国之谜。

根据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论述，并结合秦朝立国时间较短，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的六国余孽还大量存在，他们怀着刻骨铭心的仇恨，无时无刻不在找寻颠覆秦朝的机遇并准备痛下杀手。而秦始皇却忘记了如何改革兵制，以适应全国统一后的需要；忘记了军队是保卫政权的工具和柱石；忘记了惟有加强军队建设，忘记了在“文治”过硬的基础上，使“武功”也超群盖世，强而有力，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并由此终于导致秦朝早亡，也就不奇怪了！

四，胡亥的无奈及章邯的勇武。

由于大秦帝国亡得太快，太过突兀。究其原因，早先的说法都是：秦二世胡亥即位后，将刑律修改得十分荒谬、十分残酷，终于逼反了陈胜、吴广……现在我们以大泽乡根本不在陈胜、吴广本该赴渔阳郡戍边的道路上为据，除指明此事与胡亥无关外。还指出了紧随陈胜、吴广之后，在华夏大地上闹得最凶——即所谓“诸郡苦其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涉”的人，都是六国余孽中的头面人物。然而在这些人物中闹得最凶、也最有计谋的却是旧楚国的王公勋贵，及刘邦、彭越、英布等市井无赖及盗匪头目。甚至连已遭罢黜的闽越王无诸等人，也趁机起事“从诸侯反秦”。然而就在大秦帝国的东土上硝烟四起之时，却不见胡亥在军事上有任何动作！以至大大小小的“义军”首领都能大胆地率队围攻郡县，而郡县又都处于自身难保的窘况之中，根本无力顾及其他！三川郡太守李由（李斯的大儿子），被吴广围攻数月而不见救兵，最后战死荥阳即是最典型的一例。若问胡亥因何不派兵“平叛”？史称一是赵高封锁消息，二是胡亥沉迷于享乐不知实情。可后来当胡亥知道实情以后又能怎样呢？原来偌大的秦国此时却无兵可派！！不少文章每每谈到陈胜、吴广起义后，便以全国如何如何……来造势天下大乱（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闹得最凶的，仅是旧楚土地上的一“国”之乱！）。那么，大秦帝国的兵到哪儿去了呢？对此天大的疑问，已知的情况是：

为对诸候国发动统一战争，秦国曾号称拥有“百万雄师”，这在当时的秦国人口中已经不是小数。荡平六国后，这支“百万雄师”，三十万随蒙恬去了作为统一华夏整体的、抗击匈奴的北方战场，击退匈奴入侵后，就地参加了长城的修建；五十万随屠睢去了百越（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在占领区越来越大，伤亡减员也越来越多的情势下，只用余下不足二十万的兵力来保卫广袤的华夏地域，显然是非常不够的（笔者估计，战国时期七国的总兵力当在三百五十万左右。除用于打仗外，维持政权的内卫兵力不会低于一百五十万）！秦始皇如何解决兵员短缺？史料中没有纪录（当然也不能据此得出秦国再也没有征过兵的结论。但征兵的数量不会很大应该是肯定的，否则的话史料中一定会有纪录，并还会被西汉官史们攻击为“暴政”的证据之一。换位而言，秦始皇如果这样做了，还能有刘邦的戏吗？笔者斗胆惴测：正是由于兵员短缺，而又不愿以大量增兵来保障社会安定，秦始皇才会不顾鞍马劳顿地多次出巡，并把每次出巡的声势都造得很大！在车辆和道路的技术条件，根本无法和现代相比的情况下，他何以要如此地去自讨苦吃？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他想以此来显示政权的稳定，从而震慑散落民间的不甘心失去特权的六国贵族！可见对兵力之不足，他心中是有数的。再联系到荡平六国后，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如果秦始皇以为只要采取了这些措施，即可弥补兵力不足并使社稷得以安定的话。笔者以为这必将又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然而也是一件善良过头的蠢事！因为不甘心为秦所灭的“六国余孽”，不仅数量大，而且其中不乏反秦能量极大及各种怀有政治野心的人，如刘邦、张良、项梁叔侄……这些人是不会被秦始皇的出巡、震慑住的！此外，秦国缺兵的状况，还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证明：

面对起义越闹越凶，国内却处于无兵可派的窘况，胡亥也正为此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之际。出人意外的是，很早以前就在皇陵工地上督造陵建，官任少府的章邯却帮了他的大忙。章邯挺身而出提出了一个让胡亥下令大赦天下，由他把建陵的犯官罪民组织起来平息叛乱的建议。没想到长时期来只会吃喝玩乐，并支持赵高沙丘改诏，害死了扶苏及一大批忠良的胡亥，此时却作出了一个，他一生中惟一正确的决定——在这个关系到秦朝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一听大喜，急忙颁旨大赦天下，并派章邯为主帅率兵平叛！（此时的秦朝连一个能挑起统兵重担的武将都没有。其缺兵少将至如此惨况，若非史有明文谁敢相信）！

按说少府章邯不仅官卑职小，所管的事只是为皇家修葺园陵、营建宫室。在昔日老虎（武将）成堆的时候，他这只猴子，只轮得到爬在树上不敢下来的份。现在山中已无老虎，他这只猴子不但可以从树上下来，而且还受命于危难之际，担起了平叛主帅的重任！更令人瞠目的是，章邯率领着这支由犯官罪民拼凑起来的官军，居然首战就打垮了已拥有数十万“义军”，上万辆战车的陈胜、吴广，收回了大片失地；以后又杀死了“叛军”中剽悍神勇、威望极高的项梁，并逼得项羽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与他在巨鹿决战……结果因赵高仍在朝中作乱，军粮供应不上，章邯反被包围后，带着一群逃剩的饿兵投降了项羽，至此秦国就再也无兵可派了！此事突出地说明了，秦朝的缺兵少将已严重到了何等地步！《前汉演义》的作者，蔡东藩先生以其深厚的史学根基，慧眼独具地早在八十余年前，便在该书的第十七回，即：“破釜沉舟奋身杀敌，损兵折将畏罪乞降”的回末评述中，对此事作了精彩而极有见地的如下评述：

“项羽之救巨鹿，为秦史上第一大战，秦汉兴亡之关键，实本于此。盖章邯为秦之骁将，邯不败，即秦不亡。且山东各国，无敢敌邯，独羽以破釜沉舟之决心，与拔山扛鼎之大力，一往直前，九战皆捷，虏王离，杀苏角，焚涉间，卒能使善征之章邯一蹶不振何其勇也！然使秦国无赵高之奸佞，二世之昏愚，则邯犹不至降楚，或尚能反攻为守，亦未可知，天意已疾秦久矣，故特使赵高以乱其中，复生项羽以挠其外，章邯一去而秦无人，安得不亡！谁谓冥冥中无主宰乎？”

上文中除“天意疾秦久矣”及“谁谓冥冥中无主宰乎”外，已将秦亡的三要素，即“故特使赵高以乱其中，复生项羽以挠其外”，“然使秦无赵高之奸佞，二世之昏愚，则章邯犹不至降楚……盖章邯为秦之骁将，邯不败，即秦不亡”。其中还特别提到了：“……章邯一去而秦无人，安得不亡！”已把缺兵的情况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总之，没有机动兵力及时平息叛乱，应该是秦国早亡的根本原因！那种动辄就把秦朝的亡国之因，说成是“暴政”的必然结果，并为此杜撰一些骇人听闻的“高论”，其实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即：公式）化了！

可惜章邯这位名将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秦国之所以能由秦始皇统一天下主要是在秦昭王时期留下的坚实的根基，而此的殊荣的缔造者就是名满天下的大将武安君白起，当时章邯面对危机远比白起艰难、张楚政权的军队也击破函谷关挺进三秦之地时。秦二世才启用的章邯但是的秦军更非昔日可比

答友人诘问

笔者的上述观点，即“缺兵亡秦论”形成后，友人曾诘言：向项羽投降的是秦军的主力，而不是由章邯组织的以修建骊山陵为主的，被胡亥的大赦令解脱了的骊山徒。此说的理由：一是进咸阳时项羽有人马40万（其中尚不包括被项羽在巨鹿坑杀的20万）；二是刘邦有人马10万。如果不是秦军主力，哪来那么多人马！并从而得出了“秦国之亡并不在于缺兵。而是失道寡助，将士临阵起义”终于导致亡国的结论。

持上述观点的友人还指出，笔者引用蔡东藩先生的“评语”，来作为认定“缺兵亡秦论”的第一大家之言，也是不当的！他认为：“要说朝中无人领兵尚有道理。文章牵强的要说秦的灭亡在于缺兵，还找了一个小说家的文学创作为支持的依据，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写写小说也就罢了，要横空放言说有新发现，我看还是慎重点”。对此他还提出了：从九原沿驰道返回咸阳，骑兵一天一夜也就赶到了。

为了对到底是“缺兵亡秦”还是“暴政亡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笔者将从回答友人为否定“缺兵亡秦论”所提的几个问题入手。因为澄清了这些问题，不仅对诸位，更对今后开展的秦史研究都是大有好处的……

第一，关于坑杀降卒。按司马迁的记录，在战国末年的战争中，

秦国大将白起在长平之战后，曾坑杀了40万赵国降兵；项羽在巨鹿之战后，也坑杀了20万秦朝的降兵。这两件“大事”，二千余年来不仅被史家认定，更经文艺作品广泛渲染，几至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笔者却认定这两件“大事”都是假的！诸位可以心算一下，如果每坑埋100人，白起坑杀40万赵军，他就得挖4000个这样的大坑；项羽坑杀20万“秦军主力”，他也得挖2000个这样的大坑。此外，我们从考古报道中都已经看到，三千年前的尸骨尚有存世至今的遗骸，难道二千多年前的规模如此之大的坑杀，就不会留给后世一些蛛丝马迹？可自此后的二千余年中，历经汉、唐、宋、元、明、清直到当代，我们什么时候听说在长平、在巨鹿，发现了白起或项羽坑杀降卒的成百上千个大坑的罪证呢？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司马迁的纪录有误吗！

第二、根据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记录的，项羽进咸阳有40万人马；刘邦进咸阳有10万人马。从而得出是“秦军的主力投降了他们”后，才可能有如此之多的人马的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这一点只要从除了章邯外，秦朝根本没有什么军事行动就可以看出来。此外，我们还可以假定秦军若真有主力的话，率队的将军是谁？秦朝若真有主力，还轮得到“工头”章邯率队出征？从这两个问题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此时的秦军，是根本没有什么主力的。前年（04年）中央10台在暑假期间播放的《千年史话》中，针对陈胜、吴广“起义”后，出现的“天下云集，四方会应”，而秦朝却毫无军事行动的实际，也提出了“秦朝的主力部队在哪里呢？”的问题。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况却是，章邯率队平叛的全过程，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却有着完整的记录。鉴于章邯挂帅出征是不争的事实，友人的“要说朝中无人领兵，尚有一定道理……”言下之意是说此时的秦朝仅是“缺将”并不“缺兵”。这种看法显然是说不通的。

第三、关于“从九原返回咸阳的骑兵，沿驰道一天一夜也就赶到了”。骑兵沿驰道从九原（今之内蒙包头）返回咸阳，一天一夜能否跑完850公里以上的路程？跑完之后人、马又将会是什么状况？可以先不去管。现在要说的是不论正史（即《史记》）或野史中，都从未有胡亥调兵平叛（哪怕是调九原之兵）的任何记录，以及九原部队自动前来平叛的任何蛛丝马迹！由此可知九原部队能赶来是一回事，实际上并未“赶来”，则又是另一回事。

此外，提到九原部队，笔者至今仍在痛惜不已地关注着以下问题，即：扶苏、蒙恬遇害后，这支先是跟随秦始皇荡平群雄，以后又对保卫边疆、驱逐匈奴作出了巨大贡献，再后来就参加了修建长城、戍边屯垦的英雄部队，最后却在历史上失去了他们的踪影！为什么会是这样？此一千古之谜，还能有解开的一天吗？

第四，针对笔者所论，秦亡乃系“六国余孽反叛复辟”的观点。友人曾诘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于荡平六国后，曾以铁腕手段，向咸阳迁徙了“六国富豪”12万户，以防止他们煽动故旧伺机反叛。并强调指出：“在二千多年前，12万户（平均每“国”2万户）已经不算少了！在迁徙了这么多六国富豪后，旧六国中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以秦为敌的‘余孽’呢？”并从而得出了看似极具情理的以下结论：“把在旧六国土地上发生的反秦起义，称作是‘六国余孽’趁机暴乱的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对此，笔者只须将于探究中吃惊地发现的问题——即：所谓“秦始皇于荡平六国后，曾以铁腕手段向咸阳迁徙了六国富豪12万户”一事，很可能又是一桩经不起推敲的误记的依据，向诸位奉告如下，情况就完全清楚了！笔者此说之最直观的依据就是：

1，如果每户“六国富豪”平均按5人计算。迁徙12万户“六国富豪”，将使咸阳一下子猛增60万人口；如果每户平均按8人计算，迁徙的人口总数，将达到近百万之多！而咸阳城是在130多年前，由秦孝公主持建造的。

不难想象，咸阳初建时，秦孝公一定会从发展的需要出发，将咸阳的规模建造得大一些。可是经过130多年的发展，至秦始皇荡平六国时，即使还有空地可安置一些移民，也应该是不会太多了。怎么可能还有巨大的空间，一下子安置百万以上的新增人员住进去呢？更何况安置这些“六国富豪”所需要的12万套房子，难道也是以前就建好了的

一百多万人每天都需要的粮食，也是他早就准备好了的！因此，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记录的：秦始皇于荡平六国后，曾向咸阳迁徙六国富豪12万户一事，是不可信的！

2，接下来需要探究的是：荡平六国后，秦始皇到底向咸阳迁徙了多少六国富豪？抑或这件事就根本没做！致使大量六国余孽藏身民间，后来都成了亡秦的先锋和干将。笔者对此的看法是：这件事秦始皇根本没做

例如：五世为相的张良家，韩国灭亡时，他家尚有“家僮”三百余人。按理这本该是强令迁徙的既富又豪的六国勋贵之一。可如此富豪世家不仅未迁徙，而张良仇秦恨秦，与秦不共戴天的疯狂劲，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记述得十分清楚的。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如：紧随陈胜、吴广之后起兵的四个造反王——即自立为燕王的韩广；自立为赵王的武臣；自立为齐王的田儋；自立为魏王的魏咎，以及数代均为楚国大将的项羽家……全都可以归入必须搬迁的富豪之例。更何况即使不按平均每国迁二万户，而是按每国迁二十户（即司马迁所论的千分之一）计算，上述诸多人家都属于必迁户。可谁家都没有被迁徙！从而也证明了所谓秦始皇于荡平六国后，向咸阳迁徙了六国富豪一事，是经不起推敲的。

3，对于秦始皇并未迁徙“六国富豪”的证据，我们还可以从全国统一9年后，秦始皇才将扩建咸阳的计划，提上议事日程——即咸阳城又经历了9年的发展后，其规模方显不适应需要一事中，理性地分析出来。即：若非司马迁记录的“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有误，在迁徙了富豪十二万户之后。又过了9年，才出现咸阳已不适应需要的问题，这在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友人以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录的，荡平六国后秦始皇曾以铁腕手段，“徙天下富豪十二万户于咸阳”为据，诘言“秦亡乃系六国余孽反叛复辟”不妥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司马迁设下的前提极不真实，从而导致结论失去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关于对蔡东藩先生的哀思和缅怀。鉴于对蔡东藩先生及其在秦史研究中的杰出贡献，多少年来都几乎无人关注。现特将蔡东藩先生的简况介绍如下，以作笔者对蔡东潘

司马迁记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这段话，说了些什么事呢？

第一，指明了时间是在秦二世胡亥即位后的第三个年头。

第二，章邯在打垮了陈胜、吴广的进攻后，率兵在巨鹿与项梁展开激战，并杀死了骠悍神勇的项梁。

第三，项羽得知项梁被杀，率兵由彭城北上（西北），与正在围攻巨鹿的章邯展开激战。

第四，就在这一年，赵高被胡亥封为丞相，赵高作假陷害李斯，以残酷的“腰斩”之刑，把李斯杀害了。

第五，在项羽采取烧绝粮道的情况下，章邯连败数阵。消息传到咸阳，秦二世胡亥（也许是赵高假借胡亥之名）派人前往巨鹿责问章邯。章邯派长使司马欣入朝汇报情况，并请求调拨粮草稳定军心，继续与项羽决战。

第六，司马欣到咸阳后，赵高多方阻拦，既不让司马欣直接向胡亥汇报战况，又不相信司马欣向他讲述的前线因缺粮，情况已十分危急。

第七，之后司马欣还发觉赵高有意要杀害他，于是便从小路逃跑了。

第八，赵高得知司马欣逃去，便立即派兵追赶。结果追之不及，司马欣终于重又回到了巨鹿前线。

第九，司马欣见到章邯就说：赵高现在朝中独揽大权，将军有功也要被杀，无功也要被杀，还不如投降项羽……

第十，在项羽的不断猛攻下，章邯终于率领着一帮逃剩了的饿兵，投降了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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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须要再向诸位进一步说明的是，赵高的为祸并非只在这一件事上。秦之所亡与秦始皇一直宠信赵高，一直将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并让他掌握了一定的实权，从而为秦亡种下了祸根。这一方面说明了秦始皇识人有误，因而铸下了大错。另一方面也说明野心极大的赵高，还有着一套极强的能蒙蔽秦始皇的变色本领。他的这套本领并非只是如李莲英对慈禧那样全是阿谀奉承。他不但字写得特好，在秦始皇用以向全国推广的文字范本中，除李斯写的一篇《仓颉篇》外，赵高也写了一篇《爰爱篇》。此外赵高还熟悉刑法狱讼，可见口才也一定不错。所以秦始皇还让他当了胡亥的太傅（皇子的老师）。对于这样一个一方面是聪明能干，善于学习，出类拔萃的才子；另一方面却又是极端的地位低下，在饱受白眼后，只能以阉宦之身进入后宫，从而在他心中埋下了深刻仇恨的人，更加上他家原是赵国的官宦，其父自被俘入秦后，难免于有意无意间，对他流露出思念往昔的——甚至是更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说赵高是秦亡的“掘墓”人，应该是没错的，只不过他“掘墓”的方式与众不同。他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并以极特殊的方式，总是在极关键的时候从内部猛下杀手，最后终于为自己也为赵国向秦始皇报了大仇！这不仅在我国的历史上，即使在世界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认定，章邯率领的决非秦军“主力”，而是被特赦后的“骊山徒”。至于秦军此时的“主力”何在？如果真有，为什么秦朝的中央政府一直没有组织过镇压叛乱的军事行动？这些都只有等待跋涉于秦史的诸君，来解开此谜了！

六、缺兵的几个直接证明

如果说，秦始皇于全国统一后所经历的两次遇刺，虽经他下令在全国“大索”但并未抓到凶手，尚不足以说明秦国缺兵外。发生在以“严刑酷罚”着称于世的秦国中的以下怪事，不知将如何解释？！

1、项羽的叔父项梁因争讼杀人后，带着侄儿项羽由下相（今江苏宿迁西）逃往吴中（今江苏苏州）避祸。这个杀人犯逃到会稽后，并不是隐姓埋名地藏于社会底层，而是抛头露面于上流社会。按照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的说法：是因为会稽的贤士大夫们的才智都在项梁之下，凡有涉及民生的大事及建盖楼堂庙宇，婚庆丧葬……都常由项梁来办。项梁暗中还以兵法的原理，来管束追随他的宾客子弟，俨然成了当地的黑帮首领，连会稽郡守也只得对他另眼相看，根本不敢动他！若不因缺兵无奈，会稽郡守能对他这样客气吗？

2、水寇彭越、英布，一个在山东的微山湖边为盗，一个在江西的鄱阳湖畔劫财。英布曾犯法被黥面后，判处在骊山陵服刑。结果他却带着一帮人逃离骊山，回到了远在二千余里之外的鄱阳湖边！在交通工具极其不便的情况下，若不缺兵他们能成群结队地远逃千里之外吗？

3、泗水长亭刘邦私纵囚犯后，也未受到立案追捕。若不因缺兵无奈，沛县长官敢如此听之任之吗？

除以上被司马迁记录在《史记？高祖本纪》中的实例外，发生在陈胜、吴广“起义”后的缺兵实例，更是多不胜数……择其要者，即有以下数桩：

第一、陈胜、吴广“起义”后，三川郡太守李由（李斯的大儿子）被吴广围攻数月而不见救兵，最后战死荥阳。郡守尚且如此，各县更是自身难保！

第二、若不缺兵，所谓“诸郡苦其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涉”的大大小小的“义军”团伙，怎么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形成“风云集会”的燎原之势，而谁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

第三、若不缺兵，除章邯率领大赦后的骊山徒平叛外，秦国的中央政府为什么从未组织过一次平叛的军事行动？

第四、在众多因缺兵导致秦亡的实例中，司马迁惟独对刘邦之所以未被立案追捕的原因作了说明。但就是此一“说明”，不仅证明了秦国确实缺兵（三川郡及沛县的兵力情况，就是整个秦国的缩影），还暴露出司马迁为讨好刘姓君王，在为他带来终身荣誉的《史记》中，为刘邦编写了绝非史实的三个故事，以证明他是真龙天子。为刘邦登基称帝的合法性，制造了三个最关键的理论依据。这三个纪录在《史记？汉高祖本纪》中的故事是：

总之，纵观秦未的“天下大乱”，在一个“严刑酷罚”的国家体制中，若不因实力不济而无可奈何，肩负封疆守土之责的郡守和县令，对发生在眼底下的上述直接威胁国家安全的大事，是绝对不敢无动于衷的！由于郡县自身难保，国家又没有机动兵力及时平息叛乱，这才是秦朝早亡的根本原因！那种动辄就把秦朝的亡国之因，说成是“暴政”的必然结果，是把复杂的事物公式化、简单化了。此外，有的专着把章邯率领的，由大赦后的犯官罪民拼凑起来的平叛大军，说成是

“秦军主力”，并以此证明秦国并不缺兵的观点，显然也是值得商榷的。

再者，哪种把秦朝之亡，说成是推行法家理论的必然结果，而儒家理论却可以“长治久安”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西汉的儒学大师攻击秦始皇“法令繁惨，刑罚暴酷”却举不出实例（秦始皇连一个大臣都没有杀过）。被诸多专着用以证明秦始皇残暴的“茅焦放颜谏秦王”一事，也是假的。（此问题笔者将在第六章——即“首屈的一指的法制皇帝”中论述）。相反秦始皇以“事皆决于法”的理念为指导办事的实例，我们却可以举出许多！他不仅亲自参与“作制明法”，而且还带头执法。从不为没有军功的众多公子，或后宫嫔妃及外戚牟取好处。怎么还能说秦亡是推行法家理论的必然结果呢！至于儒家理论却可以“长治久安”的观点。笔者认为，只要联系到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历二千年而无质的飞跃，就一目了然了！二千余年中尽管也出现过“盛世”，却从未出现过一位类似于秦始皇的，具有非凡创新意识——即具有“科学发展观”的从本质上促进社会发展的君王，就十分清楚了。

居于上述认识，所谓“儒家理论”却可以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观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还能是“福”吗？！

确实。自从陈胜吴广起义，秦国算得上大规模平叛的军事行动就只有章邯领20W被赦免的刑徒这个了。其他的基本上就是毫无抵抗。而且对于项羽破釜沉舟就能以2-3W兵力正面击败几十万的秦军，我也是不信的，1个人再怎么能打，项羽再能打1个人能杀得了多少秦兵？100还是1000？个人武力放在千军万马的大规模战争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此战既不不是楚军设下的埋伏，也不是楚军有什么利器。可以推测此时秦军必定是内部有问题，可能是楼主所推测的后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