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马来西亚的新发展

华人在马来西亚总人口的比重中曾经接近一半,如今下降到四分之一强,但依然是除马来人之外数量最多的人种。中国与马来西亚的交往非常之早,据考古和文献证实,至少2000年前就有华人渡海来到马来西亚定居。郑和七下西洋时,马来西亚成为了船队的补给重镇,此后大批广东、福建华人来到马来西亚从事种植和商贸活动。渡过远洋平安到达马来的华人,认为冥冥之中存在神明的保佑,就供奉神像表示感激并希望神灵能够继续护佑今后在异乡的生活。 最早的道教信仰接近于民间神灵崇拜,不过是在红纸上写下祖先或灶君、关公、石敢当等汉字并贴在柱子、石头上面,前面设置香炉就可以作为祭拜的场所。随着华人数量的增加和经济力量的增长,随后才出现正式的宫观,试图在信仰上保存与故土相同的形态。有材料称,马来西亚属于道教的宫观神殿,总计大约1500余座(陈耀庭《道教在海外》79页)。道教官观的数量虽然不少,但是大多规模很小,一般只有山门和主殿。其次,道观供奉的神具有很浓厚的福建广东一带的地方特色,比如大伯公、灵安尊王、保生大帝等,还包括早期来大马从事开发的华人先驱有时也被当作神灵来供奉。虽然信奉道教的马来华人数量众多,但是道教在马来长时期没有形成规范化的组织。于是道教处于低层次发展状态,信众不过在道观中寻求现实利害的解答,而有的道士则会利用独特的身份骗取钱财。政府曾在1995年批准成立了马来西亚道教教义公会,由茅山教总坛李天师主持。问题在于,实际上该茅山教同中国茅山上清派没有关系,不过是清末广东地区流行的民间宗教而已。道教教义公会所谓的弘扬道教,内容包括:法神、术神、道神;邪童、神童、法童、阴童;阴坛、鬼坛、术坛、法坛等等,这些活动带有强烈的民间信仰色彩而与传统的道教信仰有很大差距。 不过最近几年马来西亚道教显示出与以往不同的发展迹象,其中的重要标志就是沙劳越州莲花山三清殿的成立及其–系列活动。莲花山三清殿建立于2002年,虽然依然以山门和大殿为主体,但是整体规模已经相当宏大,包括方丈、客堂、斋堂和钟鼓楼。大殿的主体不再是民间信奉的神灵,而是道教正式传统中的三清神。此外大殿的纵深比传统道观要长,加强了侧门的通风,可以容纳更多成员在大殿中进行宗教活动,可以看作是道教建筑在马来西亚这种热带国家的改进。 宏大的建筑规模显示了当地道教信众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而相应的活动则表现出他们独特的思路和见地。自从三清殿建成以来,就以之为载体举行了一系列与道教文化相关的活动。比如道教音乐演出、道教书画笔会和展览,以及道教文化研讨会等等。活动主办者的本意,是把道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引入到马来西亚主流文化社会之中。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摆脱以往道教的低级崇拜形象,再者则是避免与社会其他宗教形态产生直接的对立。三清殿道教外在传播模式延续的是文化路线,而内在的建制则试图沿袭中国正统的全真教传统。其中的重要步骤,就是把全真教的戒律和科仪原原本本地传授到马来西亚去。今年5月在三清殿举行了长达一周之久的全真教传戒活动,活动得到了中国道教协会的认可,同时有来自中国各地著名道观的道长参与,规模宏大而郑重。这次传戒的意义不仅仅是全真教戒律正式传播到了海外,而且借助对于戒律和科仪的规范化活动,马来西亚道教开始从杂乱的民间信仰中提升到了中国传统道教应有的高度。 道教在马来西亚取得进展并不仅仅是华人宗教活动的成就,其背后是华人在经济、政治和教育上面多方面活动的有力支撑。虽然当地政策规定,华人不允许在大企业中获得超过50%的股权,但是由于马来当地居民不参与劳作就可以获得红利,所以实际上的企业运营权利仍旧是在华人手中。华人在辛勤劳作中获得的除了财富之外,还形成严密而有效的团队运营以及合作能力,三清殿的建成和运营就体现了他们的团队优势。与此同时,三清殿道教发展同时得到了德教和佛教甚至当地华人基督教的支持,甚至三清殿与当地的德教会以及佛教居士林隔壁而居。另外,道教在当地的发展得到了政府的认可,马来西亚虽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但是宗教政策则比较宽容,三清殿的建筑用地就属于政府无偿拨划。道教得到政府认可的另外–个原因在于,地方官员在参加竞选的时候,无法忽视当地华人的强大势力。此外,道教能够立足于马来西亚,不能忽视华人教育所带来的影响。当地华人主办的小学以教学质量优秀而著称,所以很多非华人家庭的父母都特地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华人开办的学校就读。华人子女和马来人子女从小生活在一起,虽然成长之后具备了不同信仰,但是在不同信仰之间形成了高度的宽容和理解,这也是道教能够在当地发展的潜在原因。 虽然从目前来看道教在马来西亚的发展相当迅速,但是仍旧存在很多限制因素,如果不能正视并解决的话那么目前的发展势头未必会延续下去。第一个限制性因素在于,目前马来西亚信奉道教的全部都是华人。这说明虽然道教已经传播到了海外,但是并没有真正被其他民族所接受,它依然是个民族宗教而没有显示出成为世界性宗教的趋势。道教在马来西亚的第二个局限在于,当地没有充足的道教专职成员,很多专职道士来自中国,这样对于本地道教发展并非长久之计。其三,道教作为厂种文化形态还没有取得当地精英知识分子的认同,它的传播主要还是在民间祭祀、祈祷的应用层面,而在理论建树上面颇为不足。道教在马来西亚传播最为特殊的境遇在于,马来西亚已经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伊斯兰教的最高地位。如何在以伊斯兰为主导的社会中保持并且扩大道教的影响,这是道教发展中从未遇到的问题,因此需要当代马来西亚道教采用新思路进行创造性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