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淹七军之战的起因与目的

蜀军之所以决定发起“水淹七军”之战，乃是因为在汉中之战结束后，见曹操及其所率领的魏军的主力一直呆在关中，迟迟不肯撤回至其原出发地——中原地区去转入休整，大有于近期内再入汉中之意，这不禁令刘备极为担忧。于是，为了减轻其益州之汉中方向上所面临的巨大的军事压力，防止曹操于近期内再入汉中，刘备遂决定命关羽从荆州方向对当面的魏军发动一场战略佯攻，争取把曹操及其所率领的魏军的主力给吸引过去，以策应益州方面即将进行的、从成都至白水间的国防工程设施的建设事宜。

正因为如此，所以说：

其一，刘备在命关羽发起樊城之战之前、在樊城之战进行之中、直至樊城之战结束，面对孙权的偷袭，任由关羽率部在那里苦苦支撑，却由始致终都“没有”给关羽派去一兵一卒进行增援。

其二，关羽奉命发起“水淹七军”之战后，在深感兵力严重不足；且又连呼刘封、孟达而不致的情况下，却从来都没有向刘备提出过任何请求支援的要求。

其三，刘封的被令自裁与孟达的叛逃。

刘封乃是刘备的养子，且跟随刘备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多年，可谓既是刘备的至亲、又有功于刘备。因此，如果说刘封不是因为犯下了死罪的话，那么，一向讲究“以人为本”、且性情“弘毅宽厚”、又极具政治头脑与政治谋略的刘备，岂能就此杀之。即便杀之，亦属枉杀；而枉杀又岂能服众。

而孟达与刘备的关系，其实亦相当特殊。建安十六年，正是孟达与法正一道率兵迎刘备进入的蜀中，为刘备后来夺取益州立下了首功一件。此番，孟达又率部夺取了房陵与上庸两地，可谓是既有恩于刘备、又有功于刘备。

因此，孟达如果仅仅是因为自己受到了刘封的欺凌，而不是因为深知自己犯下了死罪的话，岂能不顾家小，就此一逃了之。

再者，孟达在临叛逃之前的一个细节，亦十分赖人寻味。叛逃无疑是一件龌龊之事，本应秘藏潜行才是。然而，孟达在决定叛逃之前，似乎根本就没有打算背着刘封，其不仅把自己的叛逃计划合盘托于自己的这位上级兼冤家对头不说，甚至还邀刘封随其一道叛逃，完全把刘封看成了是与自己拴在同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

面对孟达的恶意相邀，刘封的反应亦同样十分令人生疑。做为孟达的上级，遇到这种情况，刘封通常的做法本应是乘此机会扣下孟达，并将之押回成都受审才是。但是，刘封当时却并没有这样去做，而是选择了放任事情的发生。

凡此种种迹象表明，此时的刘、孟二人一定是皆已意识到自己犯下了死罪，定将受到国法军规的严惩，继而才会让这对冤家对头如此这般地“惺惺相惜”、抱团取暖。而刘封最终之所以没有选择随孟达一同叛逃，乃是因为其心存侥幸，仗着自己拥有刘备的养子这道“护身符”，以为能够帮助其逃脱处罚罢了。

另外，从刘备的角度来说：假若“水淹七军”之战是关羽背着刘备所发起的话，那么，刘、孟二人不听关羽的呼唤，想必刘备不仅不会怪罪他俩，甚至是还会因此而表扬他俩敢于坚持原则，一切行动只听从于自己的指挥、而不听从于他人的指挥，严格防止他人趁机乱权才是。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就在蜀汉上下皆在为保住汉中、拱卫益州而战之时，刘、孟二人却躲在上庸那个地方搞“窝里斗”，死活不肯应命，这岂能不让刘备恼怒致极。

其四，做为当事方，自从获知蜀军发起“水淹七军”之战的消息之初，曹操可谓是便已识破了刘备的计谋。由于识破了刘备的计谋；又由于急于于近期内再夺汉中，所以，在得知关羽出兵襄阳、樊城的消息后，曹操便决定坚决不上其当；只是指派于禁、满宠等人率部前去支援，自己则仍旧按兵于关中不动。

次月，见于禁、庞德等三万余众皆为关羽所俘，曹操却仍旧不为所动，遂又指派徐晃率领五万生力军前去进行封堵。

时间又过了大约两个月，至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见曹仁、徐晃以绝对优势兵力依然战不过关羽；而其国内之中南部地区的广大民众，在关羽的发动、组织、指挥下所掀起的起义运动越演越烈；势力范围亦已由当初的樊城以北至许都之间，逐步蔓延到了洛阳附近，大有要掀翻曹操的统治之虞，曹操方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至此，曹操方才不得不决定暂且放弃于近期内再夺汉中的打算，慌忙率领其主力部队离开关中，赶往樊城参战。

其五，做为局外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战事的发展，东吴方面亦渐渐摸清楚了蜀军发起“水淹七军”之战的真实目的所在。正因为摸清楚了这一点，所以说，孙权、吕蒙方才敢于再次对荆州实施偷袭，而不必担心刘备会像建安二十年时所做的那样——见其荆州遇袭，二话不说便率领其主力部队从益州赶了过来，准备对实施偷袭的吴军展开反击了。

其六，作战的第一要务，乃是须弄清楚作战的目的或任务；尔后，再根据作战的目的或任务的要求，来决定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及制定具体的作战方案。因此，当我们分析清楚了蜀军的作战目的之后，再回过头去看关羽当初的排兵布阵时，便比较容易看出隐藏于其中的门道了。

由于刘备交给关羽的任务，乃是要求关羽把曹操及其率领的魏军的主力从关中地区给吸引过去，以策应益州方面即将进行的国防工程设施的建设事宜。所以说，关羽如果是选择攻打襄阳的话，以其如此之少人马，姑且不论能否拿下之；即便是能够拿下，那么，魏军接下来亦可以通过依托樊城，将蜀军给阻击在汉水之南，令其无法威胁到自己的心腹之地。

如果威胁不到曹魏的心腹之地的话，自然亦就打不疼魏军；打不疼魏军，自然亦就不可能令曹操感到不害怕；而无法令曹操感到害怕，当然亦就不可能达到把曹操及其所率领的魏军的主力给吸引过来的目的了。

反之，关羽如果选择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樊城的话，情况则大不相同。

樊城与襄阳之间虽然仅一水之隔，但是，其却属于曹魏的心腹之地。由樊城往北大约两百里便是南阳城；再由南阳往北大约四、五百里，便是“天子”的所在地许都。在樊城至许都之间的广阔地带上，既无高山大川的阻拦、又无大江大河的隔绝，交通甚是便利。

因此，关羽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樊城，可谓是一下子便打到了曹魏的疼处，令曹操绝对不敢等闲视之。

另外，由于魏军设在汉水之中的“舟兵”早已被歼，所以，当曹操率领其主力部队赶过来后，短期内根本就无法渡过汉水。与此同时，关羽则可以充分抓住魏军的这一的弱点，在曹操率领其主力部队抵达樊城之前，迅速将兵力撤出樊城。

尔后，再通过改以封锁汉水、围困襄阳的方式，在将曹操及其所率领的魏军的主力给长期吸引在樊城的同时，并最终达成对刘备在益州方面所正在进行的、从成都至白水间的国防工程实施的建设事宜的策应任务。

当然，能够解释得清楚的问题远不止于上述这些，而是包括魏、蜀、吴三方在内的、一切笼罩在“水淹七军”之战上的种种疑问，几乎都能够因之而给出一个既合乎历史的记载与用兵的原则、又合乎人之常情与人物的性格特点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