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文化与元宵节
一、元宵节与道教文化渊源
灯节，即今日的元宵节，又叫上元节，农历正月的十五日－－古代称望日，即月圆的日子，都要张灯结采，并举行各类娱乐活动。这一风俗，完全是从道教的宗教节日沿袭、演变而来的。
元宵节又名上元节、庆上元。上元节的宗教活动和民俗活动主要在夜间举行，又称元夕、元宵。道教以上元为赐福天官诞辰，在民间以放灯、闹元宵的民俗来庆贺，形成以娱乐、祈祥为主的岁时节日。届时道观中例行设斋庆贺上元天官诞辰，民众多前往庙观烧香祈福。夜间例要上灯，并举行民间各种文艺、杂技演出。元宵节各地且盛行吃汤团，称为吃元宵。
正月十五张灯的习俗，相沿已久。到了北魏，道教的上元节已经定型，上元张灯也由之固定下来。隋唐时代，元宵节张灯，达到十分兴盛隆重，而且灯的质量不断提高，娱乐活动日益丰富多采，并且一直沿袭至于近代。现代民众的文化生活比以往丰富得多，但是对于传统的节日仍然表现出很高的参与热情。元宵节仍是民间的一个大节，而且它与宗教的联系已经淡化，而演变成全民性的时令节日。
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的元宵节，又名元夕节、上元节、灯节、小年。秦始皇名政，因避讳，又称端月十五。元宵，道教为上元节，是天官的生日。天官是紫微大帝，掌握人间命运、主持善恶生死公道，道教以为，天官大帝每年正月十五亲临人间巡察善恶，赐福给凡间。
关于元宵节的起源，说法很多，但根据史籍记载，一般认为元宵节开始于西汉时期。相传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之子刘盈登基为汉惠帝。惠帝生性懦弱，优柔寡断，大权渐渐落在吕后手中。汉惠帝刘盈病死后，其母吕雉篡位，吕后及吕氏宗族把持朝政。吕雉死后，大将周勃、陈平等人于公元前180年扫除诸吕，拥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前180—前140）。周勃等人戡平“诸吕之乱”的日子刚好是正月十五，因此每逢正月十五这一天，汉文帝都会出宫游玩，与民同乐，以示纪念。在古代，正月亦称元月，称夜为“宵”，正月十五又是一年的第一个月圆夜，所以，汉文帝就把它定为“元宵节”。
另一说法是，汉武帝采纳方士缪忌的建议，在甘泉宫修建太乙祠坛，无论是伐南越、得天马，还是冬至日，均在此祭祀太乙神。所谓太乙神即太阳神，就是道教所谓的“太乙真君”。正月十五的祭祀活动十分隆重，从黄昏开始，通宵达旦灯火通明，加上夜晚常有流星经过祠坛之上，从此形成了正月十五张灯结彩的习俗。事实上，汉武帝祀太乙沿袭的是先秦时期楚人的旧俗。《楚辞·九歌》以“东皇太乙”为至尊之神，宋玉《高唐赋》云：“进纯酒，祷璇室，醮诸神，礼太乙。”
元宵习俗起源道教文化，来源于汉代方仙道十五夜间祭太乙的活动。唐初编写的《艺文类聚》卷四称：“汉家以望日祀太一，从昏时到明。今夜游观灯，是其遗迹。”太一原是楚地神灵，祠太一，是汉武帝为了求神仙而让方士搬到宫中的。太一神后来也被道教所吸收。祭太乙，要彻夜点上灯，并举办相应的祭祀仪式。以后沿袭下来，再加民间的各种创造，注入了老百姓自己的喜好、情趣，才演变成元宵节。因此元宵张灯的习俗，是与道教前身方仙道及道教的活动直接相关的。特别是正月十五定为天官赐福天尊的生日，张灯与庆祝天官生日联系在一起，在“天官赐福”的口彩下，元宵更增添了欢乐气氛。
正月十五放灯火的风俗从汉武帝祭祀太乙神，主要在皇宫举行，到后来经官方的倡导而开始于民间流行。在汉朝开平盛世起就有正月十五夜不宵禁的传统。不过，汉代的放灯时间只在正月十五当晚。
到隋代，隋文帝提倡节俭治国，并采纳柳彧的建议对元宵节民间大闹灯火的习俗严加禁止。后来，隋炀帝与隋文帝相反，竭力在元宵节铺张奢侈，挥金如土。大业六年（610）曾调集民间艺人进城，在皇城外举行盛大的百戏，从此一扫汉代敬神礼佛的观念，而开元宵行乐之端。在唐代，皇帝与万民同乐开始，这与当时经济发达社会富庶有极大的关系。唐初高祖、太宗对元宵放灯并未大力提倡。唐太宗时“私塾”放年假至十五才开学，而当天由学生准备精巧灯笼，带到私塾，由老师点燃，学生提着，象征“前途光明”，称为“灯”。据《旧唐书》载，唐明皇曾建有两座名楼：“勤政务本楼”及“花萼相辉楼”。
二、丰富多彩的元宵节文化
一年中首个月圆之夜。灯节除了吃元宵，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观花灯啦，即所谓正月十五闹灯会。过去，灯节为皇家特别看重，会有皇家灯会，现在仍是一项不可缺少的民间习俗活动。一般认为，灯节起于西汉。到了唐朝，赏灯活动逐渐兴盛了起来。唐朝诗人卢照邻的《十五夜观灯》中称，“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从中可见当年元宵灯会的盛况。宋朝的灯节更加热闹，还有猜灯谜活动，活动要持续5天。到明朝，灯节进入了最为兴盛的时期，时间延长到10天。到清朝，灯节减为3天，盛况稍衰，但灯会的节目内容愈加丰富。
在历朝帝王中，以明朝的朱姓皇帝对灯节最看重，嗜好灯会，自然中国古时的正月花灯也就数明朝闹得最欢了。史载，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应天（今南京）后，为庆贺当年的元宵节，他招徕天下富商，放灯10日。当时的南京城内盛搭彩楼，并在秦淮河上燃放水灯万盏，一时蔚为大观。顺便说一下，600多年来，秦淮河畔的夫子庙灯会，一直欣欣向荣，热闹非凡。每年的夫子庙灯会都是南京的重头大戏，江南贡院前、古秦淮河边、文德来燕桥上，观灯的市民、游人如织，常常挤得水泄不通，需要大批警力来维持现场秩序，“家家走桥，人人看灯”，“今夜星光灿烂”，盛况与明时无异。当然与明朝的花灯相比，已有很大不同，所有灯都是“电灯”，照明已非燃蜡制固体物了。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在北京东华门辟两里长的灯市，从正月初八起，至十五达到高潮，十七日结束，每晚花灯、烟火照耀通宵，鼓乐杂耍喧闹达旦。《明会典》记载：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诏令，元宵节自正月十一日起给百官赐假十日，以度佳节。《帝城景物略》记述明朝京师从正月八日至十八日，东华门外有“灯市”，“贵贱相还，贫富相易贸，人物齐矣。妇人着白绫衫队而宵行。……富者灯四夕，贫者灯一夕，又甚贫者无灯。”
在灯节期间，从早到晚都是“市”，从夕到明都是“灯”。灯市里，有从各地来的商贾，有古今中外的珍异，有三代八朝的古董，有各阶层人物的用器。衢三行，市四列，所谓以九市开场。市里挤满着人，连身子都不能旋转。据《灯市，金瓶梅词话风俗考之一》（作者阿英）一文记述，“市楼，大都是南北朝向，到夜晚，每家挤满着看灯的人。其间，特别在门前挂上帘幕的，那里面的人，一定是勋家、戚家、宦家、豪家的眷属。一到晚，就张灯奏乐”，“巷陌桥道，皆编竹张灯，并扎彩排楼。”
关于明朝的灯市，明人田汝成所作的《熙朝乐事》中记载，“正月十五为上元节，前后张灯五夜”，“在腊后春前······灯市，出售各色花灯。”用灯火辉煌来概括明朝灯市盛况是非常妥贴的。明人张岱《陶庵梦忆》记述：“灯不专在架，亦不专在蹬道，沿山袭谷，枝头树杪无不灯者，自城隍庙门至蓬莱岗上下，亦无不灯者，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熊，又如隋炀帝夜游，倾数斛萤火于山谷间，团结方开，倚草附木，迷迷不去者……山无不灯，灯无不席，人无不歌唱鼓吹。男女看灯者，一入庙门，头不得顾，踵不得旋，只可随势潮上潮下，不知去落何所，有听之而已。
上元节观灯，燃放烟火，在明朝社会生活中，已经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娱乐活动。朱棣迁都北京后，宫中欢度上元节，灯市多在乾清宫和午朝门外。皇帝也亲临午门观赏，并作御制诗，命儒臣奉和，乾清宫前的丹陛上，从元旦前夕到正月十五，都要立一对高大的雕龙木质灯柱，在汉白玉台座中用铁栓穿固，灯柱用来悬联挂灯。按惯例，正月初一夜要扎作“灯山”，施放烟火。明人刘若愚在《酌中志略》“凡遇圣驾升座，伺候（烟）花炮（仗），圣驾回宫，亦放火花。”
明朝除了宫廷对花灯有偏好，民间好灯之风也十分盛行。《金瓶梅》中有就西门庆观灯的大量记载，中国《金瓶梅》研究会会员黄强先生对书中的灯会作过专门的研究（见其著《另一只眼看金瓶梅》）。从《金瓶梅》中看，记录灯市的章节有3次回，第15回《佳人笑赏玩月楼》；第24回《经济元夜戏娇姿》；第42回《贵宴高楼醉赏灯》，可见当年灯会的兴盛。
第15回叙述吴月娘等坐了轿子，来到狮子街灯市李瓶儿新买的房子，这房子门面四间，到底三间，临街“临街楼上，设放围屏桌席，悬挂许多花灯。”“见那灯市中人烟凑集，十分热闹，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些诸门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鳌山耸汉。”关于灯市，书中有一段详尽的描写，可作为古代灯会的考证资料来用“山石穿双龙戏水，云霞映独鹤朝天。金莲灯、玉楼灯，见一片珠玑；荷花灯、芙蓉灯，散千围锦绣。绣球灯，皎皎洁洁；雪花灯，拂拂纷纷，秀才灯，揖让进止，存孔孟之遗风；媳妇灯，容德温柔，效孟姜之节操。和尚灯，月明与柳翠相连，通判灯，钟馗共小妹并坐。师婆灯，挥羽扇，假降邪神；刘海灯，背金蟾，戏吞至宝。骆驼灯、青狮灯，驮无价之奇珍，咆咆哮哮；猿猴灯、白象灯，进连城之秘宝，玩玩耍耍。七手八脚螃蟹灯，倒戏清波；巨口髯鲇灯鱼，平吞绿藻。银蛾斗彩，雪柳争辉。双双随绣带秀球，缕缕拂华幡翠幰。鱼龙沙戏，七真五老献丹书；吊挂流苏，九夷八蛮来进宝。村里社鼓，队公喧阗，百戏货郎，庄齐斗巧。转灯儿一来一往，吊等儿或仰或垂，琉璃瓶映美女奇花，云母障并瀛洲阆苑。”
在明朝，闹花灯实际上是一项奢侈的活动，花费甚巨。据说，朱厚照幼年时就十分迷恋花灯，当了皇帝后更是常常为灯节花费大量的款项，采购新奇、装饰精巧的品种，悬挂在宫中，以供观赏。《明实录》记载：“上自即位以来，每岁张灯为乐，所费以数万计。1507年，库贮黄白蜡不足，复令所司买补之。”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写的《明武宗外纪》记述，1507年9月（正德二年），明武宗专门从太仓金库提取了35万两巨额的银子为灯节买灯。按明中叶的物价，从《金瓶梅》可以知道，当时买一个丫鬟不过三、五两银子，35万两银子用来办灯节，可以买多少花灯，足见明武宗的奢侈。
据黄强先生考证，因为朱厚照嗜好花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投其所好，以求得武宗的欢心。后来举兵反叛的宁王朱宸濠就是这样一个工于心计的人物。朱宸濠花费巨资，为武宗送去大批精致、新颖的花灯。《陶庵梦忆·世美堂灯》称，“至九年，宁王朱宸濠献新样四时灯数百，穷极奇巧，临献，复令所遗人亲入宫悬挂。其灯制不一，多着柱附壁，以取新异。”这些花灯把皇宫的庭院照得亮得如白昼。
虽然不能与朱厚照花费35万两库银买花灯，但当年民间年花灯淫巧，极尽奢侈，有时一盏灯要做两年。特别中明朝中叶以后，赏花灯成为时尚，灯市官宦之家多不惜巨资争购奇巧花灯，以待灯市之用，争奇斗艳逞富。据折算，搭鳌灯（元宵节用彩灯堆叠成的山，像传说中的巨鳌形状，宋、元时始）的费用已逾千金，已非一般富裕人家可比拟。灯市的穷极奢侈，在明朝屡见不鲜，不惟京师，诸如金陵（南京）、绍兴等地，莫不如此。
古时正月花灯为何数明朝“闹”得最欢？除了最高领导——皇帝的强力推广外，还可能与从宫中到至民间均崇尚奢华好淫有关。花灯“花也”，朱厚照嗜好花灯就有好淫的背景，史载，公元1514年正月灯节的晚上，乾清宫因玩灯而失火，大火烧了整整一夜。为什么民间说“天上仙境人间灯节”，亦可能与灯节期间的风流纵乐现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