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伊斯兰文化的融合与变迁

厦门伊斯兰教的兴起和传播，有着较久的渊源。这一点，可以在其清真寺历史中获得求证：该寺“建于道光季年，浙江提督杨帅倡捐”。但那时的清真寺，还是只有一堂一院的传统中国庭院建筑。清同治年间，其简单结构开始发生复杂的变化，清真寺渐具规模，建有前斤、中厅和大殷，加筑围墙，中厅左右各有一条廊道可通大殿。 

这种演变，使其成为一栋具有典型中国宫殿风格的建筑物，其三殿二廊的长方形对称结构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同时，其依次渐进的庭院设计也凸显了伊斯兰的宗教权威，使两种文化得到完美融合。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形式的载体，厦门清真寺在建设初期，为什么寻求这样一种建筑格局，而不是典型的伊斯兰建筑风格；而在后来的多次修缮改建中，它的结构布局又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化，完全颠覆了旧有的建筑风格。与其他世俗建筑相比，宗教建筑负载着更丰富的文化内容，同时也受到经济发展和观念变迁的极大影响。厦门清真寺作为其典型代表，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和经济寓意，而这些力量又以怎样的方式通过清真寺的改建折射出来，笔者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以深层次的剖析。 

考察中国古代建筑，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政府官邸，还是宗教庙宇，它们的设计大都注重规则，追求对称。这种共通性，显示出古代中国政府权威与宗教权威的内在联系：皇帝是最高的管理者，其权威来自“天赋”，贵为“天子”，这种“天上”、“人间”的双重身份赋予皇帝政治与宗教两方面的权威；因此，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传统中国宗教建筑形式与政府建筑形式的这种外在的高度统一性。 

这种世俗建筑与宗教建筑风格的统一与融合，一方面，折射出了封建皇权的强大，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这种统一性的存在，＿我们也可以在古代中国，＿各种宗教刚刚传入时面临的困境中找到一些根源。例如，佛教初入中国时，由于缺乏经济基础，难以独立建造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寺庙楼堂，而只能依靠官员捐助的庭院赖以栖身、传教。由此之故，佛教庙宇渗入许多的传统中国建筑风格，或者它本身就是传统中国宫殿式建筑。但相对于佛教庙宇的被动融合而言，伊斯兰教建筑是否和本土建筑融合，有时却是充满偶然性或令人费解的。我们知道，由于其经济上的自主，伊斯兰教发展的经济基础并不太受地方政府财政的影响，《古兰经》对穆斯林教区所定的天课和施舍，能够有效保证穆斯林们在一个非穆斯林国家的宗教生存，这些税捐能够保障阿旬的收入、伊斯兰节日的举行以及清真寺的建筑与修绪。它为伊斯兰教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能够打破清真寺对政府资助的依赖，也就是说，移斯林在建筑自己的清真寺时，不用因经济原因而机械照搬国家中心主义的建筑表达方式。 

其次，有趣并且充满巧合的是，从总体原则来说，伊斯兰理想的庭院建筑和中国古典建筑有着异曲同主之处，就是对几何美原则的追求、讲究对称、凸显权威。厦门清真寺三殷二廊的方案选择，一方面表明了当地穆斯林对中国古代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积极融入，或至少顺然接受。但更重要的是，三院二廊的建筑风格也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它依次而入，由前及后的次序能够在穆斯林心中建立伊斯兰教的高贵地位。在这方面，清真寺和传统阿拉伯庭院（riyad阿拉伯语天堂的愈思）一样，都具有"天堂"的含义。 

其实，不但阿拉伯贵族庭院具有“天堂”的词义，中国士大夫的庭院也有“天堂”的隐喻。中国古典庭院基本上产生于士大夫的园林里，在那里，他们试图忘却公务的焦虑，寻求心灵的安逸：这种庭院设计方案纵情山水、不拘规则，似乎在故意反对帝国正统权威的宫殿建筑标准。作为封建士大夫，他们表面上是死板的国家管理机器的一分子，但内心深处，及是一位充满山水情怀的文人墨客，因此，在私人生活中，他们创造出逃避规则，追求闲适、隐匿于自然的园林模式，以此来对抗自己也深陷其中的国家机器，和暗喻着强大国家权威的规则对称的建筑模式。 

但是，两种文化中的天堂的概念并不可等量齐观：阿拉伯伊斯兰天堂是在宗教背景下所构筑的灵魂居所，而古代中国的“天堂”概念，只是一种神话图景下逃离世俗喧嚣的心灵版依；可见，在古代中国，规则对称被看作世俗权威，具有现实权威制度的象征；而在伊斯兰文化中，这种追求规则，雕琢细节的风格被看作天堂，具有超越世俗的除喻。

下面，我们以融合伊斯兰和中国文化的厦门清真寺为个案，进行简扼剖析，观照它在历次建修中，走过怎样的“心路历程”，以及其所负载的文化脉络。 

从厦门清真寺档案的记载来看，该寺建于清道光年间，到同治年间，清真寺已初具规模。这时的清真寺有着传统的中国建筑风格，“大殿约100平方米，殿中有八根圆柱，支住屋盖下的横眉斗拱。”这些形式的体现。显然跟资助者的身份密不可分，虽然清真寺是穆斯林集体资助建造修缮，但由于其发起人的官员背景，使清真寺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建筑特色。 

清真寺三殿二廊的古建筑，历经了百年风雨，一直保持着这种中国传统宫殷式建筑的风采。及至后来，厦门被日军侵占，整个清真寺遭受到几乎毁灭性的破坏。1955年，人民政府拨款维修，使穆斯林能够照常进行宗教活动。这次活动，可以看作当时人民政府的一次单纯的修缮，为了满足广大穆斯林群众的宗教需求，没有太多文化融合的色彩。相比而言，1982与1987年的整修活动，逐渐调整了清真寺的结构，给寺宇的整体建筑风格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负载的文化内涵，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厦门清真寺的历史沿革以及它的多次重建。我们可以清晰看出它从国家中心主义到逐渐“全球主义”的发展脉络，而各种因素有意或无意的介入，促成了清真寺的风格转变。在其建筑和第一次维修时期—清朝时代，中国古典的宫殿建筑标准没有受到任何质疑，而清真寺建筑模式的选定，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对当时皇权的遵从，况且，穆斯林发起人本身也属于国家管理人员阶层。因此，他们按照国家权威建筑标准建造修缮了清真寺，无意识地把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 

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清真寺的初次维修，总体来说是一种单纯的功能性修复活动，并不涉及文化的介入，但从前院察哈巴格（caharbagh波斯语：四个花园之意）花园的出现，文化变迁的迹象已出现萌芽，而其后，门楼改建，变成一栋具有三座烛形尖塔和新月杆屋顶的三层建筑，可以说，此时对伊斯兰文化的倾向性已达至巅峰。从远处看，楼顶三座金色尖塔让厦门清真寺的风格与周边建筑迥然分开，让人可以感知其鲜明的伊斯兰特色。从这种现象，也隐约可以反映出一种趋势：在国际化的背景下，现代中国穆斯林正主动迎合变革，寻求新鲜的宗教表达标准。或者说，他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化追寻”的阶段，包括清真寺的建筑风格。 

在清真寺的廊道里，我们还发现中国传统和伊斯兰文化融合的典型标志：雪白的墙壁上悬挂着横裱的书法卷轴，用阿拉伯文字书写的《古兰经》内容。但从卷轴的装裱，甚至从字体的笔画结构，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书法艺术的情致和唯美。在伊斯兰和中国传统艺术中，书法都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其建筑和其他艺术品的装饰通常采用大量几何对称性图案，以及把阿拉伯文字书法本身用作装饰品。而在中国艺术的范畴内，书法是一种重要的情感表达方式和充满暗喻的艺术。 

总而言之，从厦门清真寺一殿一堂到三殿二廊，中国宫殿式建筑到现在鲜明的伊斯兰风格的演化历程，我们可以明晰体会到清真寺在中国传统和伊斯兰文化中的跌宕与追寻，同时，也可以清楚感应到两种文化以清真寺为载体，此消彼长或此长彼消的互动融合，但是，也许在我们最后观察到的书法卷轴，是两种文化相处方式最好的注解：和谐共生，互助互美。

 （作者黄萝贝为厦门大学留学生、意大利人；陈博为及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