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古代军队的发展（5）：地方警戒军

中国历代疆域广阔，每个朝代都难以在全国各地设防。历代为警戒各地，总是沿着主要的交通线，以及一些重要的地点部署军队，点、线结合，来控制全局。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历代统治者在建立统治之初总是力图缩减地方军队，防止尾大不掉情况发生；可是到了朝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趋于激烈，各地镇压力量不足，朝廷又会被迫允许各地自行组建军队维持治安；结果是地方军队逐渐强大，成为野心家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现象在各代重复发生。

秦汉时期在各郡设郡尉、在各县设县尉，主管军队的动员、训练，以及地方的治安。适役人员不仅要到朝廷、野战军以及边防军去服正卒和戍卒各一年，其他时间还会被轮流征发，在本地服役。各郡县都保留有相当的军队数额，防备反叛动乱。地方军另一任务是充当现代**的职务，在本地巡逻，维持治安。当时沿交通线路，每10里设有“亭”（亭原来是指供了望的楼阁），相当于现代的***，直属于县尉。亭有了望的楼阁，以及一些可供来往的公务人员休息的房屋，组成独立院落。亭有亭长，下有亭卒，以及负责内勤的“亭父”。汉高祖刘邦在造反前就是家乡沛县泗水亭长。

东汉初期裁撤了郡县的地方军编制，改在一些重要地点部署中央派出的野战军，数量不一，按照部署地点称之为“某某营”，如为镇压“南蛮”，在象林（今越南顺化）设“象林营”；为防备西羌部族，在西北各郡部署了上千个军事据点“坞”。但至东汉末年，各地战乱频发，朝廷无兵可派，结果被迫允许原来的监察区“州”的长官“刺史”有权组建地方军队。在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各州刺史割据一方，拥兵自重，导致全面混战。

西晋重新实现统一后，为防止东汉末年以来的地方割据现象重新发生，索性明确将所有的州郡兵一律裁撤，只留下50—100名**性质的“武吏”；而代之以皇族为首的500多个诸侯国的军队镇守各地。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皇族大规模内战“八王之乱”。偏安江南的东晋以及后来的南朝，改以各地遍设都督，领州郡兵，同样也难以避免地方军阀的混战。

唐朝统一全国后，将府兵制推行到各地，各地的折冲府既是组编训练军队的机构，也是地方的驻军。从折冲府的设置来看，其主要的地方军集结在黄河流域，按照唐初监察区“道”来划分，江淮地区的淮南道仅有10个折冲府，广大的江南地区仅有5个折冲府，岭南道仅设6个折冲府。显然地方军的部署是重北轻南，表明北方是唐朝的主要战略方向。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这一严重的叛乱尚未平定，762年江南又发生袁晁领导的反唐大起义。唐朝廷算是吸取教训，在平叛的同时，陆续将北方边防军区分割缩小；同时又开始在南方地区设置节度使，允许节度使在当地组编军队，形成新的军区，以支援朝廷平叛，并弹压本地民众。各地地方军逐渐形成势力，开始对日益衰落的朝廷中央军集群占有优势，中国再次出现东汉末年那样的割据局面。

宋朝建立统治后，当务之急是要结束唐末以来的藩镇割据状态。因此宋太祖定策，将各地健壮有力的士兵全部集中到中央，编成“禁军”；而将淘汰下来的疲顽之徒组编为镇守各地的“厢军”，由此将中央军与地方军完全分开。宋朝的制度很明确：禁军是中央军，也是战略机动野战军，部署在各要害地区；而厢军只是地方治安军，一般不用以作战，分散部署在各州县。厢军的编制和禁军一样以营（指挥）为单位，营以上设有军的编制，但实际上受本州政府直接指挥。实际上厢军还广泛用于各类官府的劳役，比如筑城、运输、挖河、垦荒等等。厢军的士兵不仅来自于因身体等条件被淘汰下来的被招募的士兵，而且更主要的来源是被判处徒、流刑罚的罪犯。各州都设“牢城指挥”的厢军编制，一般员额为几百人，罪犯士兵白天劳役，晚上收监。另外在各地交通要道还设置巡检司，征发百姓担任“弓手”，负担巡逻盘查，维持治安。

宋代虽然“积贫积弱”、“冗官冗兵”，但是确实没有发生象东汉以及唐代末年那样的军阀割据局面。因此这套将中央军、野战军和地方军完全分开的制度被认为有效，而被后世统治者继承。北方的辽朝将全国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都划为“五京乡丁”的军籍，定期轮换征发作为五京（上京，今内蒙通辽；东京，今辽宁辽阳；中京，今河北平泉；西京，今山西大同；南京，今北京）以及全国各州地方军，承担治安巡逻和官府劳役，据说总数达到110万多人。金朝也在全国各要地设置了80多个“总管府”、节镇、防御州，部署地方驻屯军，而其余的州府只有治安军。

元代由于没有北方边防压力，主要军力用于维持内地的统治秩序，不再严格区分中央军、机动野战军和地方军。部署在地方的野战军（号为镇戍军）相当多。后人估计元代部署在北京地区的中央军集群总数约有25万人，而又沿长江线部署了25万野战军，在其他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部署的军队总数也约有10万。在普通的地方州府并不部署军队，仅设巡检司，征发当地百姓充当弓兵，担任巡逻治安。

明初沿袭了元代的制度，在各战略要地设置卫所，部署军队。在内地基本的部署是沿长江、运河、沿海、沅水一线展开，并在各交通要道、战略要地也设置卫所。而在其余的府州县并不部署军队。在明朝建国约百年后，逐渐感受到治安的压力，要求在各地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上文已经提到，1489年的“佥民壮法”，要求各府州县都从民间征发带有民兵性质的“民壮”，加以一定训练后，作为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但只是由当地政府指挥，并不纳入军队体系。1543年重新明确民壮的数额：大州大县1000名，普通州县700名，小州小县500名。仍然只是武装**的性质，与当地的驻军没有任何指挥上的联系。

明末发生空前规模的农民大起义，而且起义军往往采取流动作战方式，奔袭没有朝廷正规驻军的地方，当尾追不舍的明朝廷野战军被逐渐拖垮后再进行会战，打败官军。后来乘机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认真吸取了这个教训，再次将军队明确区分为中央军、机动野战军，以及地方军两大类。赋予中央军、机动野战军任务的当然是清朝统治者嫡系的八旗军队，以集中部署为原则，除集中于北京地区的“禁旅八旗”近20万人以外，在各地的“驻防八旗”总数也有10万之多。这些驻防八旗军队主要沿原明长城、黄河、长江、运河、东南沿海这5条路线，集中部署在各重点城市。长城线以绥远、宁夏为两大枢纽，各设将军（都统），具有监视、威慑蒙古各部的战略意图。黄河线以西安为战略重点，设将军，并驻防八旗近万，具有西北方向战略后备集群的意义。长江线具有监视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战略目的，在江宁（今南京）、荆州两地驻防的八旗兵总数超过万人，各设置将军，作为两大战略枢纽。运河线是朝廷的主要的供应线，元明时代已是驻防重点，但清朝所部署的兵力并不很多，仅在杭州设将军，部署3000驻防八旗。东南沿海线在广州、福州各设将军，并授命得以节制两地水师，是水陆两军总指挥。不过部署的八旗兵力不多，两地各有几千人，总兵力没有长江线部署的八旗多。明显表现出驻防八旗的主要目的是镇压内地有可能发生的反清暴动。

按照清朝统治者的设想，驻防八旗应成为各地机动野战军，而对于面上的控制依靠为数众多、但分散驻守的绿营兵。全国绿营兵的总兵力长期维持在60万人左右，全部分散驻守在各个州县，平均每一两个州县就有1个营的绿营驻军，营以下又分汛防守，通常全营分散到十多个塘汛，只能起到对付治安案件的**作用，遇到大规模的骚乱，就要报请上级，调动集中掌握在总兵、提督的“协”，或本省巡抚，总督处的“标”那几个营。协、标也只有两三个营的兵力，和驻防八旗相比，也形成不了太大的威胁。在发生大规模地方骚动的情况下，假设地方绿营兵不足以应付时，给予决定性打击的力量可以来自驻防八旗。但是这一战略构想在清初不久就显示出其脆弱性，八旗兵战斗力随着进城享乐而迅速降低，根本就实现不了预想的机动野战军作用，能应付防守驻防城市已属不易。最后只能依靠从各地抽调绿营兵来临时组编野战军。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带来反应时间太慢、临时组编的军队战斗力不强，尤其是被抽调的地方军队实力薄弱、容易成为内地起义军下一轮作战目标的致命弱点。在清初应付边境问题时，这一弱点还不至于导致全面的失败，但到清中期镇压白莲教起义时，这一弱点已是暴露无疑。

根据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一书的研究，在1841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廷先后从内地各省抽调绿营兵来组成与英军作战的机动部队，前后总共抽调了19拨，总兵力约5。1万人，每拨援军到达前线至少也要1个月，最远的3个月才赶到。为了这些调动开拔朝廷花去的经费达到2500万两银子，比英方跨半个地球来中国作战的费用（直接战费约合900万两银子）要多了近两倍。可见清朝的这种地方军体制根本就无法应付大规模的战争。在10年后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清朝原有的军事体制全面崩溃，又回到历代末期的惯常的做法，要求各地自行组建“勇营”军队来扑灭农民起义烈火。而著名的湘、淮等军系也以此而登上历史舞台，在逐一击败各地反清武装的同时，也逐渐发展为强大的政治势力，威胁到清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