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沙家浜：新四军36个伤病员养伤沙家浜始末

“阳澄湖畔，虞山之麓，三九年的寒冬，３６个伤兵病员，高举共产党的旗帜，在暗影笼罩着的鱼米之乡，埋着头流着血啊流着汗，辛苦地耕耘着被野狗蹂躏着的田园……”这首名为《你是游击兵团》的歌曲是新四军６师１８旅５２团的团歌。 １９３９年５月，新四军一支队６团团长叶飞按照支队司令员陈毅的命令，带领部队冲破日、伪军的封锁和国民党军队的限制，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名义，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的配合下，从苏南茅山根据地出发东进，经无锡、苏州、常熟、太仓等地，直到上海近郊嘉定、青浦地区。东进途中，部队沿途袭击日伪军，炸毁敌占火车站和敌营房据点，切断铁路和电线，伏击敌运输车队等，不但打击了日伪军，而且扩大了我党和新四军的影响，部队很快从出发时的１０００余人发展到５０００余人，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 新四军东进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国民党第三战区不断向新四军施压，频频挑起冲突。为顾全大局，新四军东进部队于１９３９年秋西撤，向苏北发展。 由于天气炎热，部队机动作战，战斗频繁，新四军西撤时在阳澄湖畔的常熟县一带组建了后方医院，先后留下了刘飞、夏光、黄烽、吴立夏、童袭予、梁玉贵、袁阿毛、章立、叶诚忠、陶祖全、张世万、谢锡生、赵林坤、华玉坤、曹德清、陈新一、褚学潜、彭海清、尹桂宝、王佑才、杨弟二、赵政山等３６名伤病员。 他们在远离主力部队的敌后，依靠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一面医治伤病，一面与日、伪、顽军周旋。后方医院不得不经常转移，每到一个村庄，伤病员就被分散安排到群众家里，农家的客堂、厨房、牛棚、猪圈、堆柴草的小屋，湖中的小船等都成了伤病员的藏身之处，门板一架就是病床，蚊帐一挂就是手术间。每逢敌人“扫荡”，群众和医护人员就一起将伤病员抬上船，转移到芦苇荡中。敌人走了，伤病员又被接进村子。有时，伤病员被敌人长时间围困在芦苇荡里，不得不常常以芦根、鸡头米、小鱼小虾螃蟹等充饥。常熟县委、苏州县委和当地群众常常冒着危险，冲破封锁，为伤病员送来食品、衣裳和药物。有时来不及转移，党组织和群众就把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就地隐藏起来。医护人员则经常扮成当地老乡，为分散在群众家里的伤病员疗伤换药。在党组织和群众的掩护帮助下，伤病的指战员不但陆续恢复了健康，而且和当地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叶飞派杨浩庐返回常熟，传达了以伤病员为主体重建部队、坚持原地斗争的命令。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６日，以新四军伤病员为骨干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在常熟唐市附近一个村庄成立，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黄烽任政治处副主任，在苏州、常熟、太仓一带坚持抗战，东路地区的抗日斗争再次发展壮大起来。１９４０年２月８日，是农历正月初一过春节，部队在驻地――阳澄湖畔的阳沟溇与前来偷袭的日军展开激战，毙伤包括指挥官斋藤在内的日军数十名。到１９４０年４月，部队已发展到４００多人。 这时，新四军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受新四军军部的派遣，率刘飞等到常熟领导苏南东路地区的抗战，并逐步建立了苏常太和澄锡虞两个抗日游击根据地，部队又一次迅猛发展，至１９４０年１１月，部队扩大到３０００余人。１９４１年２月，部队改编为新四军６师１８旅。 为歌颂和纪念新四军３６个伤病员，依靠人民群众，养伤阳澄湖畔，坚持敌后抗战的这段可歌可泣的斗争历史，在１９５７年建军三十周年前夕，曾任新四军１８旅旅长、解放军第２０军军长的刘飞将军，撰写了长篇回忆录《火种》，并把有关章节取名《阳澄湖畔》，在上海《萌芽》和江苏《雨花》杂志发表。同年，军旅作家崔左夫根据新四军伤病员和１８旅的战斗历程撰写了《血染着的姓名――３６个伤病员斗争纪实》。 １９５９年，上海人民沪剧团创作了现代沪剧《碧水红旗》。后来，受刘飞回忆录《火种》的影响，于１９６０年把剧名改为《芦荡火种》。１９６４年１月，沪剧《芦荡火种》进京演出。随后，北京京剧团将其改编为现代京剧《芦荡火种》。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７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陆定一、邓子恢、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随后，毛泽东也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并提议把剧名改为《沙家浜》。１９６８年，现代京剧《沙家浜》被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上映。同一时期，现代交响音乐《沙家浜》创作成功并在全国各地巡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