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仓活佛：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答问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是一所以藏传佛教为特色的佛教综合院校，是当代中国藏传佛教的最高学府。针对十四世达赖喇嘛发表的关于转世的公开声明，记者书面采访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那仓活佛，请他就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若干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下是问答全文：

问：您能够简要地介绍一下西藏的转世制度么？在弘扬佛法的历史进程中，转世制度都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按照转世制度的规定，转世的最终决定权在哪？达赖喇嘛是否有终结权呢？

答：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寺院为解决其寺届财产和首领的继承而采取的一种制度，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活佛藏语叫“朱古”，本意为“化身”。活佛转世出自佛教灵魂不灭、生死轮回、佛以种种化身救度众生的观念。

13世纪以前，藏传佛教的各教派大都采用家族式传承或师徒传承方式，如藏族历史上最早形成的教派宁玛派的传承最初是家庭世代继承，宁玛派的创始人“三素尔”就是祖孙三代，三素尔之后，由于宁玛派的势力日渐兴盛，寺庙也逐渐多了起来，传承就以师徒相传为主。萨迦派采用的是基本上以昆氏家族为基础的家族内部传承方式。如“萨迦五祖”中的初祖贡噶宁波是该派创始人衮却杰波的儿子，二祖索南孜摩、三祖扎巴坚赞，都是贡噶宁波的儿子，四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是扎巴坚赞的侄子，五祖八思巴·洛追坚赞则是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噶举派虽然支派很多，但大多采用师徒传承的方式。藏传佛教其他的一些小教派，如觉囊等，也都采用师徒传承的方式。随着藏传佛教教派间争斗的加剧和教派内部一师多徒争袭上师法位的矛盾加深，为了保证教派的稳定和领导权的和平传递，传统的师承方法和世俗社会的世袭制度都有一定局限性，于是出现了藏传佛教最有特色的活佛转世制度。

真正把活佛转世付诸实践的是13世纪的噶玛噶举派黑帽系首领噶玛拔希，噶玛拔希跟随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的再传弟子崩扎巴学习读写和经典等，很快成为噶玛噶举派的高僧，广收门徒，传经讲法，声名显赫，1283年圆寂。为了巩固噶玛噶举派的势力，使其不致于因噶玛拔希的逝世而衰落，也为了使噶玛噶举派在对外斗争中和和萨迦派抗衡，噶玛噶举派的僧人门第一次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将1284年生于后藏贡塘地方的让琼多吉立为噶玛拔希的转世活沸，并追认都松钦巴为第一世活沸，噶玛拔希为第二世活沸，让琼多吉就为第三世活佛了。因蒙哥汗赐予噶玛拔希的那一顶金边黑帽，此派便称为噶玛噶举派黑帽系，至今已传十七世。

到了清代，藏传佛教格鲁派势力发展很快，为了适应格鲁派势力发展和教派首领的稳定，很快便形成了格鲁派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转世系统，达赖和班禅系统的第一世均为创始人宗喀巴亲传弟子。

活佛转世制度可以说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创举。在这里，活佛的传承既不是通过家族式的继承，也不是通过现代意义上的选举，而是通过“转世”这一宗教化的手段完成的。这种传承方式把佛教的基本教义、仪轨和藏族宗教上层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协调起来，巧妙地解决了宗教首领的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力的传承和延续问题。

随着活佛转世制度的普遍采用，在灵童寻认、坐床等具体操作方法上，逐渐形成一套比较规范的完整制度。寻访转世灵童是活佛转世制度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一个活佛圆寂后，首要的事情就是寻访他的转世灵童。藏传佛教有一整套完善的测试和挑选转世灵童候选人的方法，虽然大、小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规模有繁有简，但程序大同小异，即都通过预言和象征，以及集中观察某些特定方位的预兆得到启示和引导，根据引导再集中注意这一方位地区的特殊建筑物、景观等是否与预兆相符。不过，对一些著名的活佛，尤其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这样的活佛转世系统，寻访的程序就更细致、更复杂些。如寻找转世灵童时，一般都要向神或活佛卜问，普通活佛可由某位知名度很高的活佛来卜算，以决定灵童转世的方向和姓名，但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必须经过西藏的主护法神乃穷护法神的卜算才能算数。为排除寻找灵童时可能发生的弊端，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中，又明确规定了达赖、班禅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最终须由金瓶掣签确定。凡遴选达赖或班禅等活佛的转世灵童，均须按宗教仪式，经过依照前世预言、自现征兆、护法神谕进行密查暗访、遗物认证等选认程序，一旦有几个儿童通过检验，就必须把几个候选人的名字及出生地和家长名字写在签牌上，用同样的布袋装封好，放进供奉在西藏大昭寺的御赐金本巴瓶中在释迦牟尼像前当众掣定，然后报经中央批准后才能正式确认为某某的转世灵童和继任为某某活佛。掣签、坐床由驻藏大臣现场监督。

问：达赖喇嘛曾经公开表示：“如果西藏目前的情况还是一成不变，我将不在西藏转世，以摆脱中国政府的‘控制’。”去年十月份在加拿大，达赖喇嘛还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选择女性作为转世更有利的话，为什么不呢？”对于达赖的这些声明，您是怎么看的？拥有信众是宗教存活的基础，达赖喇嘛肆意主导在外转世，会带来什么影响？

答：出于政治图谋和险恶用心，十四世达赖近一个时期出来拿自己的转世说事，目的很明显，就是继续坚持其藏独立场，千方百计摆脱中国中央政府对其的所有不利因素，以达藏独目的。活佛转世经过数百年的完善，已成为定制，并得到广大信教群众的认同和接受，岂能由他任意改动。达赖等少数人为某种政治目的，对活佛转世这样涉及藏传佛教传承根本的问题，随心所欲，把藏传佛教的历史定制玩弄于股掌之中，想改就改的事实证明，把宗教政治化，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正是达赖和所谓的流亡政府集团，达赖是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达赖近些年在其转世问题上多次相互矛盾的表态，可以看出，在他眼里，宗教仪轨、僧规寺戒等等是都可以拿来利用的工具，可以公然践踏、任意曲解、肆意篡改。这是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不能接受的。

问：自清朝以来，藏传佛教活佛达赖和班禅转世灵童需在中央政府代表的监督下，经金瓶掣签认定，请您介绍一下金瓶掣签制度的历史起源和历史意义？达赖提到，没有必要经过‘金瓶掣签’的程序，我的转世没有中方的任何干涉”，那么，我们如何向世界来驳斥他的观点？

答：自噶玛噶举派采用转世方式有效解决了寺庙财产和领袖继承的问题后，其他教派也纷纷效仿，活佛转世的程序自然也得到了逐步深化。但一些有权势地位的人认为活佛转世是一个掌权和抬高家族地位的捷径，于是开始寻找空子，利用各种手段和措施，寻找转世灵童传统程序中的薄弱点，进行营私舞弊，出现了很多家族活佛。在清朝康熙至乾隆时期，西藏各教派纷争激烈。游牧于青海的蒙古汗王和西藏的地方势力，用各种办法控制西藏的大活佛，以便扩张自己的势力，并巩固所获得的特权。当时，蒙藏地区大活佛圆寂之后，转世灵童主要是由最有名望的跳神巫师“吹冲”来认定。雍正五年，清政府正式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衙门，对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除了“吹冲”降神以外，还需报驻藏大臣，并由驻藏大臣上奏北京大皇帝恩准。但这仍未解决“吹冲”在各种贿赂下，在跳神中，假借神谕，指定的活佛转世灵童大多出自蒙古王公或西藏的大贵族之家，有的甚至还是“吹冲”家族中人的弊端。乾隆皇帝为整治西藏活佛转世制度流弊，特颁布了利用金瓶掣签来鉴定转世灵童的规定。在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确朱嘉措勾引廓尔喀人入侵西藏事件的发生后，乾隆皇帝特派嘉勇公福康安为大将军，率兵入藏，将廓尔喀兵逐出西藏。廓尔喀国王投降后，福康安开始按乾隆皇帝旨意对西藏事务进行了整饬。首先废除了叛国的确朱嘉措活佛转世系统。然后与达赖、班禅的僧俗要员商议，制订出包括金瓶掣签认定灵童在内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该章程第一条就是利用金瓶掣签来确定转世灵童人选的问题，该条规定说：

“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灵童的问题。依照藏人旧例，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如此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之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正式认定。假若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的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置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像父子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假作弊。这个金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护净洁，并进行供养。”乾隆皇帝还特别设立了两个金瓶，一个放在北京雍和宫，专供蒙古地区大活佛转世灵童掣签用。另一个放在拉萨大昭寺，专门供西藏、青海等地掣签确定大活佛转世灵童。

清朝中央政府制定和实施金瓶掣签制度，对当时的西藏、蒙古地区社会和佛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意义深远，是清朝中央政府整饬、改革西藏行政管理体制，确立系统治藏法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管理大活佛的一项关键措施。它既符合政治手续、法律手续，也符合宗教手续；既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又体现了西藏地方隶属于中央政府管辖的历史事实；有利于维护和稳定蒙藏地区的社会局势，安定边疆，团结宗教上层人物和广大僧俗群众。

采用金瓶掣签制度以后，共有六个达赖的转世灵童用金瓶掣签的方法加以认定。其中九世、十世、十一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经金瓶掣签决定，八世、十二世、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经中央政府批准免予金瓶掣签。其中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在青海境内寻找时，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蒋介石委员长立即派人至青海严密监视藏方寻访人员的活动，保证寻访灵童不受派别争斗的影响。1937年冬天，当寻访转世灵童活动在青海塔尔寺附近发现候选灵童时，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立即通过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向蒋介石呈递报告。蒋介石命当时的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派兵护送候选小灵童拉木顿珠（即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往拉萨。蒋介石又专门派遣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于1939年12月进藏，查验灵童真伪。当吴忠信确认拉木顿珠为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后具情电告蒋介石，兼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蒋介石立即批准小灵童拉木顿珠免予金瓶掣签，并签批颁布了小灵童拉木顿珠继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册封政令。有了国民政府行政院这份决议，并经蒋介石亲手签批颁布政令，拨发给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经费四十万银元。中国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于1940年2月22日，在布达拉宫为小灵童拉木顿珠举行了就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隆重坐床典礼。随后，西藏地方噶厦政府援行清代旧制特派扎萨阿旺坚赞到重庆向国民中央政府“谢恩”。

问：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基本情况及其影响力？达赖喇嘛是格鲁派的大活佛，他的转世问题按照传统应尊重哪些人的意见？

答：格鲁派中的“格鲁”一词汉语意译为善规，倡导该派僧人严守戒律。由于该派教理源于噶当派，故又称新噶当派。格鲁派既具有鲜明的特点，又有严密的管理制度，因而很快后来居上，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派别之一。格鲁派奉创始人宗喀巴大师（1357一1419）为祖师。宗喀巴于1402年和1406年分别写成《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为创立格鲁派奠定了理论基础。1409年正月，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首次举行祈愿大法会，同年又在拉萨东北兴建甘丹寺，并自任住持，这是格鲁派正式形成的标志。后来，该派势力逐步扩大，其弟子们先后修建了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等寺院。活佛转世制度的采用是格鲁派走向兴盛的转折点。清代以来，格鲁派寺院有了很大发展，除拉萨三大寺外，扎什伦布寺、昌都强巴林寺，青海塔尔寺、隆务寺、佑宁寺，甘肃拉卜楞寺、卓尼寺，四川格尔底寺、甘孜寺，云南中甸的噶丹松赞林寺等也都是格鲁派的著名大寺院。格鲁派寺院组织严密。较大的寺院一般分寺院、札仓、康村三级或末村四级，而且各有管理组织，执事人员实行任期制，各司其责，重要事务则会商决定。学经制度健全。有系统的佛教教育体系和学位制度，规定显密并重，先显后密，注重戒、定、慧三学并习的学经程序。同时格鲁派寺院还重视文法、修辞、工巧、医药、历算等学科，对藏族思想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活佛转世虽说是由噶玛噶举派首先运用的，但真正使活佛转世形成制度并且影响整个蒙藏地区的，却是格鲁派。不过，格鲁派也不是一创立就形成活佛转世制度的，而是在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时期奠定的。索南嘉措的“前世”根敦嘉措生活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这时，格鲁派的寺院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了生存和发展，根敦嘉措积极活动，一方面寻找新的支持力量，一方面在游历中不断向群众宣传格鲁派教义、修建寺庙，以扩大格鲁派的影响。这样，根敦嘉措在圆寂前实际上已成为格鲁派一位较有声望的领导人了，因此，他1542年圆寂后，迫切需要有人继承他的伟业，巩固格鲁派的地位，活佛转世自然成为格鲁派最佳的选择了。1544年，哲蚌寺认定堆隆地方（今拉萨市的堆隆德庆县）的一个贵族子弟为根敦嘉措的转世，并在1546年把这个年仅4岁的男孩接到寺内接替根敦嘉措的法位，他便是索南嘉措。这是格鲁派主要基地哲蚌寺正式采用活佛转世制度的开始。万历六年（1578），索南嘉措应邀赴青海，和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顺义王俺答汗会面，彼此互赠尊号。俺答汗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于是出现了达赖喇嘛的称号和其转世系统，索南嘉措算作第三世达赖喇嘛，追认前哲蚌寺寺主根敦嘉措为第二世，根敦珠巴为第一世，至今已历十四世。清朝取得全国政权后，采取了扶持格鲁派来加强对西藏统治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极大地加强了对活佛及其转世事务的管理，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1653年，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金册金印。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赐金册金印，清朝中央政府正式确认了达赖活佛系统的名号及其地位。

达赖喇嘛是格鲁派的大活佛，他的转世有一套完备、复杂、且程序相当严密的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因此他的转世必须严格遵循历史定制、宗教仪轨，并经中央政府批准。清朝乾隆皇帝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就明确规定，达赖、班禅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认定必须进行金瓶掣签，或由中央政府特准免于掣签。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均遵照清制分别制定了活佛转世方面的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于2007年颁布实施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对活佛转世管理做了明确的规范，《办法》的颁布实施，进一步规范了活佛转世事宜，满足了藏传佛教界的要求和信教群众的愿望。《办法》的颁布，体现了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寻访和认定方面的宗教仪轨的充分尊重，同时也体现了对历史上形成的中央对活佛转世管理方面的历史定制的继承和完善，活佛转世需要按照这一办法进行。

问：达赖在声明中说：“转世何处？怎样转世？如何认证等，是转世者自己为由的不共因缘。”对此您是怎么理解的？您认为如何能够保证藏传佛教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答：近年来西藏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我们藏传佛教界的绝大多数活佛、僧人是爱国爱教的，是反对分裂的。佛教自７世纪传入藏族社会后，逐渐渗入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风俗习惯中，对藏民族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藏传佛教成为藏族广泛信仰的宗教。僧尼们自主地学经、辩经，举行灌顶、受戒，修习各种宗教仪轨。信教者家中几乎都设有小经堂或佛龛，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藏族群众达百万人以上。藏区处处可见从事佛事活动的信教群众，到处悬挂着经幡，堆积着刻有佛教经文的玛尼堆。一年一度的雪顿节中的宗教活动及羊年转纳木错湖等宗教活动都得以正常进行并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尊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西藏交通运输的发展，信教群众又有了更充裕的经济条件和更方便的运输工具从事宗教活动。党和政府在大力支持西藏发展经济的同时，尊重西藏的语言文化、风土人情和宗教信仰，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西藏得到了全面、正确地贯彻和落实。中央政府投入巨资对西藏的宗教场所进行维修和保护，对藏传佛教经典进行整理和出版，关心僧侣的生活，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针对藏传佛教传统教育的特点，结合现代教育模式，创建了藏传佛教佛学院，创立实施了藏传佛教新的学衔制度，从2004年9月起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正式招收了高级学衔班，到2010年已有66名学僧获得了“拓然巴”学位，使藏传佛教僧人学经有了制度保障，受到了西藏宗教界人士和广大僧俗信教群众的普遍欢迎，藏传佛教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

当前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只要广大宗教界人士同心同德，继续发扬藏传佛教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就一定能够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不断迈出新的步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做出有益的贡献。

对于十四世达赖所讲的转世方式和转世地点等问题，上面已讲过，只有按照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及信众的意愿，才是合法的，被信教群众接受的，否则必遭信众反对和宗教界的质疑。如果以此来破坏宗教秩序，那必定遭世人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