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国民党军曾达百万为什么最终却'降将如潮'？

耙齿，指的是耕牛拉着犁头在田里划出的一道道痕迹。如东的“河口”，南北1.5华里东西2华里的小镇，一条河从这里弯了9道弯，形成了18个“耙齿”，被当地人称为“耙齿凌”。1944年6月，新四军七团在此突然与日伪500多人遭遇，战士们毫无畏惧，向敌人“亮剑”。 此战非打不可 若放走敌人，友军将面临危险 1944年6月，新四军七团刚刚结束车桥战役的激战，从战场上撤出，前往苏中四分区归队。部队兵分两路，一营为右梯队，团部指挥机关与二、三营为左梯队，他们一路经东台、过海安，顺利穿越几道日伪封锁线。6月22日凌晨，抵达耙齿凌一带。 这一天，耙齿凌的乡野起了浓雾，侦查行动遇到了困难，战士们轻装简行，希望尽快回到根据地。而在同一片浓雾中，还有从如东栟茶镇据点出动的100名日军、400名伪军。没过多久，新四军发现了日伪军，日伪军也发现了新四军。面临人数众多，但处于急行军状、缺少防备的敌人，七团团长彭德清发出命令：咬住它，吃掉它! 事后人们才知道，这支日伪军是前去消灭地方抗日武装——如皋县警卫团，以“扩展清乡”。如果七团选择转移，避开敌人，能保全自己，但友军将面临危险。当然，彼时的彭德清并不了解敌人意图，决定主动攻击，凭的是英勇与无畏。 硬碰硬的对抗 “飞将军”跳入敌阵，与三人搏杀 迎难而上不代表盲目冲锋，且看彭德清如何布阵：一营由南向东北打，团部机关、二营上前正面迎敌，三营回头在日伪北侧设立阵地。如此新四军虽然兵力虽不占优势，却迅速形成了包围圈。 团部机关与日伪正面相遇，双方隔着一条干沟，最先开始了交火。日伪的机关枪、迫击炮向团部阵地狂轰乱炸，弹片如雨点飞溅，硝烟弥漫，很快将沟堤吞没。团部机关连同团教导队不足200人，被敌人的优势火力压制在一座农院里。危急时刻，团教导队果断“亮剑”，在队长秦镜的率领下，全员冲出，与日伪白刃搏杀，并等来了包抄、支援的二营。 再看北边的三营，耙齿凌的战斗打响后，战士们立即离开阵地，向日伪背后进攻。副营长吴景安带领一个班冲在最前面，半途与日伪军相遇，双方再次白刃肉搏，最后吴景安与战士们以一当十，流尽最后一滴血，全体壮烈殉国。最后看一营。战士们与企图侧翼包抄的日伪军相遇交火，在车桥战役中被誉为“飞将军”的战斗英雄、三连班长陈福田一人跳入敌阵，与三个日本士兵肉搏，在干掉三人后英勇献身。惨烈战场上不断有人牺牲。但形势上看，日伪军被分割成三段，完全陷入了包围。 几乎全歼敌人 日酋毙命，日伪仅数十人逃走 战斗进展顺利，大部分的日伪军被击毙或俘虏。日军指挥官加藤，被二营六连连长彭加兴追赶，加藤回头打了一冷枪，彭加兴不幸牺牲。然而此时，日伪军已经兵败如山倒，加藤带着5个日本士兵加速逃跑。 加藤逃跑的踪迹，团长彭德清从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他冲着教导队队长秦镜说：“大个子，你去!”秦镜立即拿着枪，抓起手榴弹冲了出去，并一直跑到河边，追上逃跑的6个人。在用手榴弹干掉几个鬼子后，秦镜又用刺刀与一个鬼子拼杀，在鬼子举枪欲扣扳机之际，抢先击发，一枪将其打死。秦镜翻过这个鬼子的尸体，看见他的军帽上赫然绣着一排小字——“加藤大尉”。 耙齿凌大捷是一场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新四军击毙日军中队长加藤及以下100多人、伪军100多人，活捉日军12人、伪军200多人，日伪这支部队仅几十人逃脱。此战是继车桥战役后新四军的又一次重要胜利，当时延安党中央《解放日报》曾详细报道，在全国影响很大，粟裕也传令嘉奖。 上文所述发生在1944年6月如东“河口”耙齿凌之战，是我新四军再次正确运用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思想，在抗日敌后战场的一场狭路相逢的遭遇战，在体现勇者敢于“亮剑”的精神中，甚至是以短兵相接的白刃战而取得的一场艰难胜利。 1944年，日军成强弩之末 1944年间的中国抗日战场，日军已是强弩之末，但在日军战败前的垂死挣扎之中，于1944年4月18日至12月10日，出动兵力50万人，发动了所谓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也被国军称为“豫湘桂会战”)，国军在这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丢失了中国的半壁江山，遭遇了抗战以来最大的溃败。 在豫湘桂会战中，国民党军队折损达到60万人，丢失了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的146座县市;丢失中美合作的七个空军基地和36座机场;丢失的国土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湘桂粤三省占当时大后方工业1/3的工厂也尽入日军囊中。当然，豫湘桂会战也同样给日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和牵制，从这个角度上看，日军也是在加速自己的灭亡。 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会战中的失败和在敌后战场我八路军、新四军连续取得的节节胜利、不断以积小胜为大胜，同时牵制住了为数众多的日军有生力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人们不禁会有疑问：抗战时期，为何国民党军队鲜有游击战果? 国军也曾重视过游击战 其实，在中国全面抗战的8年里，不是国军没有看到游击战的威力，也不是国军没有重视过游击战，而是在游击战术面前，国民党军队遇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而鲜有战果、直至最后完全放弃。 早在1938年底，经历了淞沪、武汉等投入兵力近百万的大会战后，国民政府损失了陆军原编制人数的一半，海空军则几乎全军覆灭。此时，受共产党部队敌后游击战的启发和鼓励，蒋介石就考虑到了执行新的抗战策略—“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11月底，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就明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并要求，全国三分之一兵力配备在游击区域——在敌军的后方打游击;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此外，还在敌后专门设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游击战区。1939年1月7日，蒋介石指示国军各战区军事长官：“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 在蒋介石对“游击战”的重视之下，最高峰时，敌后战场的国军部队达到了近60个师，加上大量地方武装，人数接近100万。据统计，国军在敌后战场的主要抗日根据地包括：太行山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恒山根据地，鲁东南与沂蒙山、日照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等。 然而，国民党部队的这些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绩却十分糟糕，在日军的进攻下连连败退、损兵折将。例如，1941年5月的中条山战役，日军用前后不过30天时间就大败国军的20万人，致使中条山根据地陷落。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约4.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在国民党敌后抗战队伍中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陋局面，数十万国军先后投降当了伪军。 相反，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却从只有不过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迅速扩展到10多个省;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近百万。 国共两军战果何以大相径庭 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是扎根民众、化整为零、灵活机动地相机打击敌人，而国军在游击战原则的任何一条上都难以做到家，以至于在敌后抗战方面表现出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这一点从日军的视角可一斑，日军在一份报告评价国军游击战时称有五大弱点：“1.各游击队常互争地盘，自相火拼;2.缺乏大员统率，彼此不能密切联系，易于各个击破;3.缺乏优良武器，不能作阵地战;4.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致不得民众之信仰;5.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战斗力既不强且领导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国家观念，易以利相诱。” 国民党将领白崇禧也曾经说过：“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