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炎是唐朝著名的经济改革家 对唐后期的经济民生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什么最后却被贬赐死？
杨炎是唐朝宰相、财政改革家，他创立并推行了两税法，两税法大为简化了税制，便利了租税的征收，免去了税吏许多催索的苛扰。不但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而且也减轻了人民负担。为后代所沿用，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一大改革。
说到历史贤相，不得不提一位唐朝经济牛人——杨炎。杨炎在安史之乱后出任台阁平章事，此时民生凋敝，却也是百废待兴。作为经济改革家的先锋，杨炎提出了两项对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措施，对唐后期的经济民生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功之一，革除旧弊，将国家公赋与皇帝私产相分离。
按旧制，全国赋税都要送交左藏国库。到第五琦任度支史时，京城里的大将不断地向他索取赏赐，第五琦无法禁止这种情况，就干脆把所有赋税都放进宫内大盈库里，让德宗说了算。从此全国赋税就统一纳入了皇帝的小金库，而管理这金库的正是皇帝手下的宦官。
到杨炎任宰相，他对皇帝说：“赋税是国家的根本。小小宦官掌握了国家的命脉，多和少、盈和亏，文武百官根本无法知晓，我请求恢复旧制，把赋税收入移到宫外，交给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德宗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库，一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
杨炎的这一举措，在当时博得美名无数。而且这一举措也确保了国家公赋与皇帝私产分离，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当时宦官干政的情况，抑制了豪族势力对国家财政的干预，对唐后期的财政管理制度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唐朝开始实行的是租庸调制，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这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按照历史来讲，租庸调制的实行靠的是账籍制度，但到玄宗末年，社会混乱，人流迁移频繁，土地买卖，财产变化，账籍记载已经濒临崩溃。征税时，官府却不管实际情况，只凭旧账籍向乡里按丁收税。至德年以后，官府利用特权压榨百姓，苛捐杂税更是数目繁多。
“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则租庸之法弊久矣。”在这种背景下，杨炎提出了两税制。两税制“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杨炎抛弃了唐代原来以人丁为征课标准的租庸调制，以土地、业产等财富的多寡，按每户的贫富差别进行课征。
杨炎主张的两税制可谓是开创了千年税收新模式，有着重大的意义。
其一，按资产多少来收税，是中国封建时期税收制度从人头税到资产税的重大转变。与租庸调不同的人头税不同，两税制收的是资产收，即你有多少田，政府向你征多少税，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两税制顺应了土地关系和阶级占有关系的变化趋势，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直到今天，中国田赋大体上还是沿袭此制度。
其二，在中国赋税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量出制入”的原则。“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量出制入就是根据国家每年所需要的经费来规定相应的科征收入的财政原则,这实际上就是剥夺了各地方的征税权, 把征税权集中于中央。 “自是轻重之权, 始归于朝廷”，在中央确定的税额之外，“敢有加敛, 以枉法论”。这对减轻当时人民的负担，加强中央集权，是有积极作用的。
杨炎在这两项经济改革后颇有嘉许之声，又辅佐德宗，做出不少政绩，一度挽救了国家的衰败局面，在当时被人称为“贤相”。后来因崔祐甫患病，不能处理政事，另一宰相乔琳也被免职，杨炎也开始独揽大权，一时风头无两。但最后他却被皇帝赐死在贬谪途中，依旧没能有个好下场，是难逃改革者的历史宿命，还是另有他因？
杨炎的直接死因是因为卢杞的构陷。卢杞因为相貌丑陋、胸无点墨，杨炎很是看不起他。卢杞又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因此怀恨在心，想办法一定要治一治杨炎。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杨炎为修建家庙请河南尹赵惠伯帮他卖掉东都的私宅，结果赵惠伯把此宅用作了官署。这种以公徇私赚取余利的事呢，本来可大可小，可是卢杞却想方设法要判他的重罪，最后判了个“监主自盗，罪绞。”
此外，又有流言说杨炎在曲江南修建的家庙有王气，杨炎本人一定图谋不轨。德宗听说后自然怒不可遏，将杨炎贬为崖州司马。在流放过程中，杨炎大约已预感到前景不妙，写诗感叹到：“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是，生度鬼门关。”果不其然，随后就有一队人马赶来将他赐死，年仅五十五岁。
但杨炎之死只是由于卢杞吗？非也，杨炎的结局早就在刘宴一案中埋下伏笔。杨炎虽然在仕途上有大作为，但他本人却心胸狭隘，专权不久，便开始专意报恩复仇。史书上直接说他“睚眦必仇”，“不顾公道，以至于败”。
最可以说明这点的当属杨炎构陷著名理财家刘晏的冤案。由于元载一案，杨炎受到牵连被贬谪，而元载一案的主审就是刘宴，两人的梁子由此结下。杨炎上位后，自然是不肯放过刘宴的，先是污蔑刘宴与黎干、刘忠翼同谋，让德宗剥夺了刘宴的财政大权。后以奏事不实为由，德宗贬刘宴为忠州刺史。杨炎还不如意，又让人诬告刘晏召补州兵，抗拒朝命，还说的有理有据，德宗信以为真，最后秘密派遣中史杀掉了刘晏。
但刘宴可是个得人心的贤臣啊，那么莫名其妙的理由谁能信呢？杨炎害怕天下人因为刘宴的死怪罪于他，然后干了件一生中最作死的事情，他居然将刘宴之死的过错全部推给了德宗！自古只有皇帝坑臣子的，譬如李治把离婚协议书的错全赖上官仪身上，杨炎这种不要脸的做法很快让德宗对他下了杀心。
还有一件事也可反映出德宗对杨炎的态度，李泌曾对德宗说“卢杞是因为一些私人嫌隙构陷杨炎，杨炎死的冤。”德宗倒很坦诚：“杨炎把朕当童子，每次论事，依他就还好，不准就发怒要挟，他好像觉得朕没水平跟他讨论似的。所以我才受不了他，跟卢杞陷害无关。”简单地说，就是皇帝觉得臣子翅膀硬了，皮厚实了，把主子也不放在眼里了，看着碍眼，干脆借刀杀人了。
因此杨炎的结局，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作死，一是诿过与帝，二是以下犯上。虽然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但既然身处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身为臣子，尊重君王权威是杨炎应尽的义务，不懂得尊重游戏规则的人自然要game over。
杨炎之死确是他个性使然，但除去私人道德领域，他在政治上凭借自己的非凡谋略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注入一剂强心剂，这样的人才陨落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