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中的中国佛窟

袁蓉荪的作品《空谷妙相——时光中的中国佛窟》以巴蜀地区石窟造像为主，在其作品中，动态的人物与静态的造像构成一幅幅生动画面，造像仍然是信众膜拜的偶像，却也成为了浮生百态背后的那处不变的风景。

五代千佛岩，四川安岳县船形村罗汉堂，2009年10月

唐代佛道窟，四川仁寿县高家镇牛角寨，2010年6月

唐代七佛龛，四川广安市肖溪镇冲相寺，2011年3月

唐代摩崖石窟，四川营山县太蓬山透明岩，2011年3月

唐代摩崖石窟，四川安岳县卧佛院，2011年3月

唐代佛龛群，重庆潼南县西泉山千佛崖，2012年9月

唐代千手观音，四川内江市东林寺，2012年12月

明代三世佛窟，四川安岳县高升乡三仙洞，2014年12月

佛教石窟东传中国手绘示意图

平生第一次和石刻亲密接触，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了，表叔骑着当时成都还不多见的雅马哈125型摩托车，搭着我去看大足石刻。那时，重庆还属四川，川内第一条高速公路成渝高速还闻所未闻。记得我们经过蜿蜒起伏的老成渝路，费时一天才到大足宝顶山，虽早已灰头土脸，背痛腰酸，但我年少气盛，下了摩托车，便拿起我的海鸥4b相机就拍了起来。那时拍摄，只为一时兴起，也不知所拍对象为何方神圣，不过走马观花地拍了两卷120黑白胶卷，到此一游而已。不曾想，这却为我二十多年后系统地拍摄石窟造像埋下伏笔。石刻造像的精美绝伦，佛菩萨威仪中的慈眉善目，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后来，摄影慢慢开始伴随我的生活。无论风光、风情，抑或古镇、民俗，皆沉迷于心仪影像寻觅中。偶尔也顺便拍摄一些石刻，也不过浅尝辄止。2005年一次行走乡间古道的探寻之旅，却使我豁然洞开：一龛荒山草丛中长满苔藓的古代石刻造像吸引了我，石像虽风化残损，但慈祥的微笑隐约可辨，石板路上积水的马蹄印似乎在诉说佛与众生的千年故事，刹时万籁俱寂，似闻梵音，犹如一阵清新的风吹过，灵动山间，就此萌发探寻拍摄古代石窟的念想。醉心于石刻上千年风蚀的道道石纹和斑斑石花；摩崖石刻上残存的朱砂、石青等矿物质颜料历经岁月洗礼后的迷人光彩；盘根错节的古树和慈眉善目的菩萨一同呼吸旷野的清新空气；特别是那些穿过浩瀚历史风尘的石刻造像的端庄静穆神态，千年不变，使人着迷。由此，开始系统研究拍摄巴蜀石窟，经年累月地翻山越岭，行走于巴蜀大地。遍访西南石窟造像后，进而生发求真溯源的愿望，追寻佛教石窟传播的步步佛迹，跋涉天南地北，弹指间，不觉酷暑严寒已十载。

自公元前3世纪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后，公元1世纪印度逐渐有佛像之始。起先，无非用山间的洞窟为佛教徒作禅修、生活之利，尔后人们便凿洞开山成窟，还在洞中置佛像、佛塔之形，窟中描绘壁画，就此产生了石窟寺。最初石窟造像与壁画是为禅定时的观想之用，其后演变出装饰功效，石窟开凿愈发辉煌壮观，千年石窟艺术也由此而诞生。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有初唐所绘张骞出西域，印证佛教传入中国，乃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求取佛法这一传说。至此，石窟造像艺术也随着丝绸之路上往来不绝的商贾驼铃声传入中土，与中国传统雕塑、绘画、建筑相融合，生根发芽，成就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又一朵奇葩。

宗教和艺术都是人类深邃的情感启示。美学家宗白华曰：“文学艺术和宗教携手数千年，世界最伟大的建筑雕塑多是宗教的，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也基于伟大的宗教热情。”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高僧在北方大量的译经传道，得到皇家王室的大力支持和倡导，一时中土大地上，高僧大德誓志宏法，晨钟暮鼓不绝于耳，伴随佛教传播逐渐中国化、世俗化，石窟开凿造像也如火如荼。寻迹探访后发现，佛教石窟往往与丝路古道上的重镇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离城镇不远的山岳，有河流且岩石易于雕刻，所在之地都有佛窟的存在。依傍交通线上的城市，源源不断提供了香客和佛寺的补给，而山野之隐，却营造了绝佳的礼佛修行环境，不得由心赞叹古人的智慧。开凿石窟，是佛教达到相当程度时的产物，宗教的虔诚使来自各地的工匠、艺术家创造一窟窟、一龛龛精美绝伦的佛教艺术作品。从新疆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开始，沿河西走廊的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再陕北到中原腹地，一路绽放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这样的朵朵莲花。然而，北方战乱却中断了石窟开凿的漫漫花季，中原大地结束了大规模造像历史。柳暗花明，唐皇两度入蜀避祸，社会政治活动重心一再南移，石窟艺术的火种随着接踵而至的士绅、商贾、工匠传入巴蜀，由广元千佛崖、皇泽寺，巴中南龛、水宁寺，到邛崃、蒲江、丹棱、夹江至乐山大佛，再到安岳卧佛沟、华严洞，大足宝顶山、北山石窟，巴蜀大地延续了中国石窟艺术史，犹如中国石窟这部史书的下半阙，石窟造像艺术达到鼎盛辉煌时期。

纵观石刻发展的历史，北魏和唐代是中国石窟开凿的两次高潮，沿着丝绸之路和江河古道，石窟凿造的薪火，渐次在古称西域的新疆、甘肃河西走廊、中原黄河流域和巴蜀大地传播。在中国石窟漫长的历史演化进程中，兼收并蓄，互为影响，不断融合本土文化和儒道思想，形成不同时代的特色模式和内涵。魏晋时期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早期石窟，因受印度犍陀罗等艺术形式影响明显，石窟造像多呈现“胡貌梵相”，融汇北魏文化的“云冈模式”和“瘦骨清像”影响中原并反哺河西走廊；龙门石窟及其后的隋唐石窟，更具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融合的特点，进入开凿石窟的盛期，形制以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和少量禅窟为主，多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千佛、思维像等，稍晚开七佛、无量寿、倚坐弥勒、观世音和骑象普贤像；唐宋晚期石窟代表的安岳、大足石刻，汲取前期石窟艺术精华，植根悠久的巴蜀文化沃土，形成鲜明的本土化、世俗化特色。此时石窟形制仍盛行大像窟、佛殿窟，摹拟地上佛殿，出现许多道教、儒教，以至儒释道三教合一龛，造像除释迦外，阿弥陀、弥勒、药师等净土和观世音造像等等渐渐复杂，地藏、密教形象风行。石窟文化融入巴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生活部分依赖于这些传统文化的支撑，使这一文化现象地域化、生活化，石刻题材和内容的多样性、丰富性，以及独特的宗教文化内涵，为中国石窟艺术掀开新的篇章，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石窟艺术宝库。

佛即众生，众生即佛。在漫漫历史长河里，佛与菩萨们历经岁月沧桑，阅尽人间繁华兴衰。十年游历于中国古老石窟造像间，却只是千年石窟在世间的一刹那；十年的行走拍摄，只是当今社会发展剧变的片段缩影，越来越熟悉，却愈来愈陌生。山野田间、村舍路边，络绎不绝的朝圣者渐渐稀疏，承接千年乡土习俗的一代代人们渐渐逝去……时光流转，梵影依然。一方水土一方人，佛与众生千百年来生生息息，佛佑芸芸众生，经年累月地注视着人们耕耘与收获，欢喜和忧愁。世代和这些佛窟造像生活在一起的众生百姓，虔诚地供奉、顶礼，以此获得精神的慰藉。然而，承载众生信仰的佛教石窟，当下或进入高墙大院，或圈入公园广场中，物是景非，貌似神离，佛前众生多为走马观花的游客路人。

石窟造像艺术，是一部开凿在石头上的史书，集宗教、建筑、服饰、雕刻艺术和人文历史的恢弘篇章，拍摄佛窟不仅为佛像本身，更是留存这段过往历史，佛与百姓众生延续千年的悲欢故事。石窟千年，人生有涯，在互联网时代，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拾取不断消失的活态背景下千年石窟的影像，记录石窟文化的人文环境与这段鲜活的历史，集结社会文化有意义的影像善本，是冥冥中了然的宿愿。心灵的崇敬，并非宗教的崇拜，而是对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虔诚。在人类文明的衍化进程中，信仰与宗教意味的图本，不仅是人类文明的起源，更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力。

袁蓉荪，四川成都人，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地理》签约摄影师。西南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艺术硕士兼职教授。

从小学习美术的袁蓉荪19岁便开始在成都军区从事设计、宣传工作。1983年开始拍照，1988年举办首次摄影个展。自2005年起，倾十年之功拍摄分布于中国大江南北的石窟造像并出版画册《空谷妙相——时光中的中国佛窟》。

由四川省摄影家协会，四川美术出版社主办，映·艺术中心/映·画廊与文轩美术馆协办的展览《空谷妙相》将持续至2016年12月9日，本次展览由陈锦担任学术主持，那日松担任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