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苑奇葩：“青州风格”佛教艺术

两汉之际，随着佛教自印度东渐中国的脚步，佛教艺术的种子也一路播撒，并开出了绚丽的花朵。在我国山东青州地区，这朵花开出了别样的风采，被称为“青州风格”。

青州之名，始见《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为古“九州”之一，大体指泰山以东至渤海的一片区域，今指我国山东省的一座县级市——青州市。

北朝时期，“青州风格”佛教艺术真正形成

“青州风格”佛教艺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青州境内所见到的最早的佛教造像是2001年出土于青州市高柳镇牛家口村的十六国东晋时期的青铜佛像，现存于青州市博物馆内。

这一时期的造像目前在山东只有3件，另两件分别藏于山东博物馆和博兴博物馆。从造像实物和相关资料来看，这3件造像同河北、甘肃、陕西等地出土的同时期造像差别不大。由此可以判断，在这一时期，青州的佛教艺术应该与我国其他地方差别不大，还处于模仿、借用时期，未形成自己的特色。

“青州风格”佛教艺术的真正形成与发展应该是在北朝时期。目前发现的大量的佛教造像均属这一时期，特别是南齐至北齐末的这段时间。青州境内的龙兴寺、广福寺、兴国寺等遗址上发现了这一时期大量的石雕彩绘佛教造像。这些造像分为带莲瓣形背屏的高浮雕造像和圆雕造像两种形式。

带莲瓣形背屏的造像，顾名思义，造像背连莲瓣状背屏，多以一铺三身形式出现。三身造像中间主尊多为佛像，两侧各有一胁侍菩萨。背屏下部主尊两侧雕饰舞动的双龙，口衔莲花、莲叶、莲蕾，托起二胁侍菩萨。背屏上部正中多为一单层侧面塔。塔上的覆钵很突出，覆钵上立刹杆、环相轮。在北魏晚期的一些造像上出现了手托日月的天神。若将组成背屏的这些要素分开来看，在我国其他地方的石窟或单体造像上都能找到。例如单层覆钵塔，在新疆、山西、河北等地的石窟中都曾出现；龙衔莲花的造型在河南出土的造像上也曾出现。但将这些要素以一种固定的形式组合在一起的，唯有青州造像。

背屏式造像上体现的“青州风格”流行于北魏晚期至东魏，北齐后期，这种风格的造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自东魏晚期起，一种有别于褒衣博带式服饰的佛教造像逐渐兴起，高齐立国发展尤速。”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佛教考古的开创者宿白曾在《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三》一文中所指的这种薄衣透体的佛像体现的是青州风格的另一个方面。这种风格的佛像，肉髻微凸，双目低垂，体态修长、健美，肩宽而平，胸部微微隆起，小腹略突，细腰，服饰轻薄，紧贴身体，是“曹衣出水”的很好的再现。菩萨像在体态的表现上也是如此。这种表现的“青州风格”主要流行于北齐时期。

隋代，“青州风格”佛教艺术引人注目

隋唐以后，随着国家政权的统一，各地的造像风格也逐渐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处在过渡时期的青州隋代佛教艺术是极为引人注目的一章。青州隋代的佛教艺术主要体现在位于青州城南的驼山和云门山石窟的造像上。

驼山石窟位于山顶东南面，自东北而西南共有5个洞窟，共计造像638尊。该石窟主要雕凿于隋唐时期，其中第二、三窟为隋代石窟。

驼山第二窟为中型窟，正面刻一佛二胁侍菩萨，旁壁上刻有千佛像和供养人像。主尊通高3米，结跏趺坐，螺形发髻，面相圆润，内着僧祗支，外穿褒衣博带袈裟，袈裟上绘出田相衣纹，手施与愿印。两胁侍菩萨均戴雕刻精美的高冠，面带微笑，长裙曳地，正中有宽博的裙带垂下。这样的衣纹和图案，为隋代菩萨造像装饰的一般特征。

驼山第三窟为一佛二菩萨像和341尊千佛像。正中为阿弥陀佛，它高近6米，是山东现存最大的结跏趺坐佛像，佛像特色与第二窟主尊佛像无异。

云门山石窟位于山南，自西向东编为1至5号窟，计造像272尊，开凿时间也是隋唐时期，其中第一、二窟为隋代雕凿。

云门山第一窟，方形，布局为一坐佛、二侍立菩萨、二力士，开凿于隋开皇、仁寿年间。主尊应是无量寿佛。佛像着u字领袈裟，左肩下垂一吊纽。二菩萨戴冠，冠中有立佛或宝瓶，有宝缯，颈系项链，自左右肩头各斜挂一串璎珞，披帛于身前作二次环绕式。上述佛及菩萨的衣饰，明显晚于青州龙兴寺出土之北齐造像。

云门山第二窟，方形，布局为一立佛、二侍立菩萨。立佛全毁，二菩萨犹存。菩萨圆面高颈，犹存齐风，然衣饰大别，类同第一窟，亦应是开皇初年所作。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他的《中国雕塑史》一书中，对云门山造像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云门山第一、二窟）雕工至为成熟，可称隋代最精作品。”“其面貌亦能表现其个性，目张唇展，甚能表现作者个性，其技艺之纯熟有如唐代，然其形制则纯属初隋，实为开皇中之最精品也。”

青州的佛教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十六国、东晋、南朝初年、北魏早中期的植根、孕育，到北魏晚期至北齐、隋朝时期，终于绽放了绚丽的花朵，成为我国佛教艺术园中一朵不可多得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