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的经过 76年前卢沟桥事变的现场回顾

导读：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1937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被看做是八年抗战的开端，然而对于1937年的中国来说，这却是一场迟到的事件。中国抗战史的源头应当追溯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在柳条湖制造的爆炸翻开了中国东北十四年沦亡的第一页。关东军试图在苦心经营的“伪满洲国”和国民政府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奉命开始了“华北工作”。<br/>1935年10月，“中国通”土肥原贤二亲赴北平，展开针对国民党29军军长宋哲元的工作。关东军司令部发布命令，最迟在11月中旬，对宋哲元工作必须取得进展，但土肥原的华北之路并非想象中那么顺利。与日本军政界有着微妙关系的殷汝耕在土肥原的鼓动下宣布自治，疲于周旋的宋哲元建立冀察政权，土肥原亲赴北平的努力换来两个政权，在可进逼南京，可退守满洲之间，“华北自治”满足了关东军的要求。<br/>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北平，“每一个春天总要重新发现一次战争的阴霾的”。可是1937的春天，“一种稀有的平静空气”弥漫于中日之间。3月，日本组成了一个由实业家和银行家的经济使团来中国访问，还得到蒋介石接待，他们后来也做了一个非常乐观的报告。<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54/D8/54D80406BD501388B25C664629839C3F.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义和团运动失败后，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诸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辛丑条约》。除了4.5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外，条约还规定，列强们可在自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重要地区的12个地方——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和黄村，驻扎军队，每国驻军不超过2000人。作为列强之一，日本当然堂而皇之地在北平、天津等地驻屯日军。这支军队当时被称为“清国驻屯军”，1912年改名为“中国驻屯军”，有1700多人，司令部设于天津，北平驻屯军总部在东交民巷。<br/>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决定向华北增兵，由原来的1700多人增至5700多人；不仅如此，裕仁天皇还亲自任命原第一师团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出任新司令官。“这支部队后来直接属于天皇指挥，表明其地位非常高；天皇将其司令官升格为中将，也说明在日本人心目中华北地位很重要。”抗战史专家、北大历史系副教授臧运祜评价说。扩张后的日军，增加了炮兵、装甲兵等兵种，由过去的守备型部队转变为战略型部队。<br/>《辛丑条约》里规定的12个驻兵地点里其实并无丰台。丰台是连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交通枢纽，日军自然不愿意放过这样一个战略要地。1936年5月15日，首批新增日军3000人抵达平津。次日，日本任命河边正三为驻屯军步兵旅团长，在北平设立旅团司令部，其第一联队驻北平、丰台。日军在没有征得中国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即开始在丰台车站东侧建筑营房。自此，他们与守在丰台一带的中国第29军不断发生冲突。<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60/2C/602C9F6DF98F208B81375DF9A5D15F21.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王英等伪武装，只有北平的西南面尚有第29军驻防。这样，宛平城便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宛平一旦失守，平汉线被切断，北平便成了一座孤城，日军就能轻易控制平津地区。当时，北宁铁路沿线已为日军所控制，而在平汉路上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这一门户上的插销，扼守卢沟桥已不是保卫京城而是守住北平与中原通道。深谙此义的日军在演习中也毫不掩饰地围绕着卢沟桥展开。<br/>7月7日，日本军人又出现在卢沟桥以北地区。据清水节郎记录：演习前，他说明这次演习主要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主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19时30分，清水节郎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天完全黑下来后，清水率600名官兵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br/>据清水节郎记录：22时40分，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一阵枪响令清水节郎紧张起来，他马上下令集合，清点人数。这时他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有人称看见这名士兵进了宛平县城。他立即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一木清直又报告给了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之后，一木清直率一个中队士兵直赴现场。<br/>[page]<br/>7月7日23:40深夜来电<br/>刚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告别回来的秦德纯尚未来得及好好休息，便被电话惊起。此时是7月7日23点40分。<br/>电话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和负责对日交涉的专员林耕宇打来的。他们告诉秦德纯，日方在今晚的军事演习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日方以此为由要进城搜查。秦德纯回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不得进城检查。不过为了避免激化，秦德纯还是缓和了一下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如果发现日本士兵，即行送还。<br/>放下这个电话，秦德纯又立即打电话找宛平县长王冷斋交代。45岁的王冷斋与秦德纯是保定陆军学校同学，曾做过记者的他1935年受邀到北平做事。因为王冷斋还身兼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每晚要到北平市里的新闻检查所办公，所以平时不住宛平县里。接到秦德纯的电话，王冷斋立即离开南长街的家，奉命来到日本特务机关部松井太久郎那里交涉。在此之前，他令宛平城里驻军营长金振中查询此事，还让警察各处搜索，也没有发现所谓失踪士兵。<br/>见到松井后，王冷斋首先告知中方调查结果：枪声方向是在宛平城东门外，中方在这里并无驻军，可知绝不是中方所发，城内守兵也查明并无开枪之事，每个守兵所带子弹也一枚不少。可是松井仍然强调说，确有一名士兵失踪，城外搜索无着，必须进城搜索。这一无理要求当然遭到王冷斋拒绝。眼看争议不下，后来双方商议，“决定第一步先由中日两方面派员同往宛平城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中、日双方各出三人，分乘两辆车，在夜色茫茫中驶向宛平城方向。这时，王冷斋得到报告说：驻丰台日军一大队约500多人并炮6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向卢沟桥出发，事态颇为严重。<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D8/67/D867DC199A3069B334C317FFD0C610E5.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孙立人，孙立人简介，孙立人的故事">孙立人部打死。<br/>也许意识到“失踪士兵”的理由站不住脚，战后很多当事日军的回忆，又将矛头转移到他处。今井武夫称，就在王冷斋与日方前往宛平县城实地调查时，“到达之前又得知中国军队从长辛店向龙王庙增援了部队，并再次向日军射击”。而据王冷斋回忆：“当车到达离(宛平)城约2里的地方，见公路右侧及铁路涵洞一带都被日军占据，枪炮摆列。”日方显然开始做战斗准备。这时，同车的日本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突然请王冷斋下车，称来不及调查，让他“速令城内中国驻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城内约数十米地带，再商量解决办法，以免冲突”。王冷斋拒绝此议，坚持先调查，一行人遂进了宛平县城。<br/>[page]<br/>7月8日凌晨2:00剑拔弩张<br/>凌晨2点，电话再一次响起。电话还是北平市外交委员会打来的。对方告诉秦德纯：日方对他的答复不满意，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就包围宛平。第29军一共有4个师，其中分布在北平南苑、西苑、丰台、保定一带的是冯治安的第37师，具体负责守卫卢沟桥的是219团，团长吉星文。所以闻听此讯后的秦德纯连忙电话联系冯治安师长和吉星文团长，要他们严密戒备，做好应战准备。正在保定的冯治安师长，马上起程赶回北平。<br/>因为卢沟桥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宋哲元的第29军，除了把主力部队37师布防在卢沟桥地区外，还把军部设在距卢沟桥不到10公里的南苑。第29军虽有10万人之多，却担负着平津两市和察哈尔、河北两省的守备任务，这一带地域广阔，因此驻扎比较分散。<br/>回首70多年前的华北，其政治格局之复杂与微妙，确非容易事。清王朝结束后，华北一度属于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一度进入华北；而1933年3月，因为热河迅速溃败而受到国内各方舆论谴责的张学良引咎辞职，之后，由中央系的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务。<br/>一直对华北有所图谋的日本后来通过一系列偶发事件，开始驱逐国民党势力。在日方压力下，1935年7月，何应钦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了一份协议。在这份史称《何梅协定》的文件里，最核心内容是日方要求国民政府中央部队和宪兵撤出北平和河北省。条约签订后，中央军关麟征部第25师移驻洛阳，黄杰部移驻安徽。<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91/6F/916F9F5400BBA3813491F55FE252B2D4.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溥仪来平，再作扩大侵略，亦在意中。”何应钦向蒋介石建议：在军事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了保全平津，先寄希望于“外交之救济”，走外交渠道以作“缓兵”之计。蒋介石虽然心有不甘，但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残酷现实面前，只好决定“先行缓和华北之局势”。<br/>5月13日，日军进逼长城的冷口、古北口、喜峰口等地，兵锋直指平津。在此情势下，南京中央政府被迫同意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br/>5月31日早晨，天气湿热无比。塘沽火车站的侧线上，停着长长一列专列，却不见车头。列车两端为铁甲车，中间是一长串豪华卧铺车厢，窗帘低垂。这辆列车里坐的就是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熊斌，他带着中国代表团走过塘沽窄窄的街道，走到日本领事馆。在阳光下等了近10分钟之后，才被放行。<br/>对中方代表来说，这次签字仪式处处隐含着羞辱之意——在门口迎接中方代表的日本官员个个经过精心挑选，以确保级别都低于中方代表；日方代表参谋副长冈村宁次是少将，级别也低于中方首席代表熊斌中将。不仅如此，正式会议开始后，冈村宁次提出停战协定文本，声明中方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决定诺否，不许讨论，不许修改。<br/>当时的情势下，中方无任何与对方较量的砝码。所以两小时后协定就这样一字不动地签订了。在现场采访的《纽约时报》记者阿班记录：“签署完毕，日本人端来了香槟和葡萄酒庆祝，而这杯酒对中国人实在难以下咽，因为他们等于把整个华北拱手让给了日本。所以签完字后，这几位中国人冒着尘土，一路蹒跚地回到专列。”<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68/86/6886A1EBBD59E35BAB2EEE207DA855EF.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成吉思汗”式战术，后来在东京开了一家料理店，并起名为“成吉思汗饭馆”。<br/>对于“卢沟桥事变”，牟田口廉也曾时常对人说道：“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他在笔记中也写道：“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导致卢沟桥事变，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牟田口廉也正式下令向中国军队打了第一枪，这的确是事实，不过挑起战争却非他一人之力。他只是日本战争机器上的一枚棋子。<br/>7月8日7:50“此其时乎？”<br/>凌晨3点20开始的枪声，一直持续至7点50分左右才停下来。之前秦德纯曾叮嘱吉星文团长：日军未射击前，我方不先射击，待他们射击而接近我最有效射程距离内，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所以交战之初，日军伤亡颇重。<br/>这天上午，还在牯岭召开会议的中国军政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到报告事变经过。蒋介石闻讯大惊，继而对日军制造这一事变的真实意图，以及中国将如何采取应对策略，做了反复思考与细致推敲，其焦虑、矛盾、痛苦、犹豫之神情，从蒋氏本人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一、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br/>[page]<br/>专门研究蒋介石的著名民国史专家杨天石说，身为浙江人的蒋介石对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非常熟悉，而在处理对日关系上，他时时以这一故事自励。“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他就在日记中写道：“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而且自“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在日记里就一直称日本侵略者为“倭寇”，并在每天的日记开首一行都写着醒目的“雪耻”二字，以示不忘国耻。<br/>虽然“雪耻”心切，但对蒋介石来说，他也认为远不是与日本做对手的时候，所以只能忍。在国民党实力被逐出华北的《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曾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br/>对待“忍”要承受的屈辱之感，蒋介石不是没有体会。但是这一选择背后，是对彼时中日两国实力巨大悬殊的无奈。所以他也想尽量将这场战争向后推迟。这种心态不仅是蒋介石有，一些知识界人士中间也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当时胡适还写信给蒋介石，认为割让满洲可以换30年和平”。<br/>“‘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一忍再忍，先是东三省被占，后来再加上热河省，然后连冀东22县也被划出去了。可是蒋介石的忍，也是有底线的。他认为国民政府在1935年与日本划的线，就是底线。华北不能再退，日本不能再打过长城来。这个我们是不能让步的，这就是所谓‘最后关头’。如果平津可以丢，那么将来中国什么地方都可以丢。长城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防线。”抗战史专家臧运祜说。<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BC/7B/BC7BF248D05D0DE1574E77CDA2A4C74B.jpg" class="cont_pic" alt="卢沟桥事变的经过 76年前卢沟桥事变的现场回顾"/><br/><br/>其实对此时的蒋介石来说，“内”、“外”之间，孰轻孰重，他内心深处显然已有了明确答案。6月28日，他在庐山接待了《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Abend)。听罢阿班讲完他在东北的见闻后，蒋介石并没有马上向这位美国记者透露什么计划，“但从他的样子看，这一次，他已下定决心，不会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将战斗到底”。蒋介石告诉阿班，他意识到，如果任由日本占领华北而不作抵抗，他将失去中国的民心，也会失去手下大多将领的支持。<br/>1933年，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开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1935年移驻庐山，成为著名的庐山暑期训练团，每位毕业学员都会得到蒋介石赠送的一把刻有“中正”二字的短剑。蒋介石亲任团长，而具体事务则由他信赖的陈诚负责。训练内容最初几年还以“反共”、“剿共”为主。1937年6月26日，新一期庐山暑期训练团如期开业。此时，国内政治环境和当年大不相同，两广、西南归顺，南京中央对全国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国共关系出现明显转机。所以这一次的训练内容，已不再有针对中共的内容，以“抵御外侮”为目标的训练内容明显增多。参加这一期训练的郭汝瑰即便后来留在大陆，他后来也公允地说：“这次训练中，没有再讲‘剿共’战术，而主要是宣传抗日了。”而具体主事的陈诚在7月6日这一天，给训练团学员谈话中更是明确地说：“现在我们到此来训练，也就是建国救国的训练，我们要建国救国，将来非同日本一战不可，换句话说，就是抗日训练。”“七七事变”第二天，陈诚更是激励这些青年军官们说：“我辈军人，只有马革裹尸，为国牺牲，来保卫祖国！”<br/>那时候蒋介石的态度，正如后来在著名的庐山谈话里说的那样，“不求战必应战”。当牟田口廉也在7月8日凌晨下令开枪时，日本军国主义已像匹脱缰野马，向着战争深渊疾驰。而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也做出了他最重要的决定。“此其时乎？”此其时也！<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