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眼中那些高高在上的教皇

委拉斯贵兹《教皇英诺森十世》布面油画140×120cm1650年

2013年3月，一张圣彼得广场阳台上一位老人向世界招手的照片占据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位置。照片中这位身着白衣，态度恭谦的老人是梵蒂冈刚刚投票产生的新教皇方济一世(francisi)，从他温和的外表很难看出世界12亿天主教徒的教皇应有的权威，更难联想到这种权威在天主教长期复杂的历史中的蜕变。教皇这一形象的重要性即使在科技成为主导的今天也不容小视，而所有的艺术史家更不会忽视教会在艺术的成型过程中的重要价值。

英国《卫报》著名的艺评家强纳森·琼斯(jonathanjones)说过：“梵蒂冈是意大利艺术黄金时期最慷慨的赞助人，是教皇们开启了文化复兴的大门。”在13到17世纪，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诞生了三名教皇(利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以及利奥十一世)，如同其他贵族政治家族一样，他们掌握了市政府政权，把佛罗伦萨控制在他们家族的势力范围内，使得艺术和人文主义氛围得到了繁荣。他们同另外一些伟大贵族一起领导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诞生。教皇朱理二世在16世纪登位后，以文化的倡导者和庇护者自居，不惜花费大量钱财，招募意大利各地艺术家前来罗马，对梵蒂冈宫廷和教堂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装饰，其中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都奉献出了10年青春。从那时开始直至今日，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与教皇有关的作品，透过它们，我们能看到天主教世界与艺术关系的变化，也可寻到教皇形象流变而折射出的社会、价值变迁。纵观这些作品，用一部老电影的题目来形容再贴切不过：“thegood,thebad,andtheugly”。

梅洛佐·德拉·弗利《教皇西斯图四世提名普拉提那为梵蒂冈图书馆院长》湿壁画400×300cm1474年

仰望神坛

两千年以来，基督教世界经历了266位教皇。作为首位教宗的使徒彼得(apostlepeter)有许多绘画形象存世，但恐怕没有哪件作品能真正称得上是这位圣人的“肖像画”(portrait)。在教皇出现的头两到三百年间，绝大多数的教皇形象都是如此。唯一的例外应该是一幅表现公元2世纪第11任教宗阿尼塞图斯(popeanicetus，157-168年间在位)(图二)的湿壁画，这件高水准的绘画作品相传是由人称“波马兰齐奥”的矫饰主义画家安东尼奥·切尔奇尼亚尼(antoniocircignaniakapomarancio)所作，这件作品描绘的主角成了拥有自己“肖像画”的第一位教皇。

文艺复兴时期，由于绘画艺术的大幅提高，教皇的画像从简单的形象记录上升到艺术品的价值，也就是“肖像画”的高度。罗马教皇的肖像画对整个西方肖像绘画形式的发展尤为重要。这时期的绘画中，教皇几乎始终保持静坐的姿态。这一坐姿是对尊者或老人的尊敬，也是对权力的认同。拉斐尔(raphael)现存大英博物馆的作品《尤里乌斯二世肖像》(图三)中，教皇双手搭在椅子扶手之上，陷入沉思。经典的构图形式决定了西方后来重要人物肖像绘画的要素：45度角侧身，端坐于椅上，双手都要被表现出来等等。这件作品绘于尤里乌斯二世逝世前两年的1511年，拉斐尔将这位被称为“战神教皇”的坏脾气老头美化得温和善良，一方面是对权力的妥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艺术家对这位天才艺术赞助者的褒扬和感激：尤里乌斯二世委托米开朗基罗创作了西斯廷天顶画，委托拉斐尔创作了教皇宫湿壁画《雅典学院》，还委任建筑师布拉曼特(bramante)接手圣保罗教堂的建设，造就了建筑史上的奇迹。

同样出自拉斐尔之手的《教皇利奥十世和二主教像》(图四)展示了另外一种肖像画常见的群像构成形式：订件人居中端坐，其家属或相关人员分列左右。这种组合形式被广泛地用于艺术史上许多伟大群像作品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位画家梅洛佐•德拉•弗利(melozzodalforli)所描绘的教皇西斯图四世(sixtusiv)(图五)身处知识分子的集会，端坐在宝座中，正给一位人文主义者授以荣誉，以宽厚仁慈的文化赞助人形象描绘了兴建了西斯廷教堂的教皇西斯图。在艺术与宗教的蜜月期，艺术作品中的教皇宽容、博学，是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式的智者。

　提香·韦切利奥《教皇保罗三世和他的孙子们》布面油画210×174cm1546年

光环不再

16世纪，英国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在英国实施宗教改革，确立了“王权至尊”，教廷权力收回至宗教领域，教皇的权威一再受到质疑。艺术也开始慢慢脱离宗教，抽身投向世俗权贵的怀抱。这时的画家同时也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逐渐变为知识分子型的艺术家，开始希望借自己的作品表达个人的观点与情感。而且这种情感多是忠于自我感受的理性思考的结果。在远离梵蒂冈的海边，港口城市威尼斯浓郁的工商氛围造就了威尼斯小画派。其代表人物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vecellio，1490—1576)在处理同样的教皇题材的时候就比拉斐尔更加个人化，对画中人物的态度也从原来理想主义的描绘变得更加客观，甚至略带感情色彩。在两幅关于保罗三世的作品中，这位并不虔诚、靠家族权势登上教宗宝座的教皇被表现得枯老而脆弱，宽大的服饰衬托着警觉不安的双眼。特别是《教皇保罗三世和他的孙子们》(popepauliiiandhisgrandsons1546-46)(图六)，这张作品虽然构图受拉斐尔《教皇利奥十世和二主教像》的影响，但全然不见拉斐尔作品中和谐的气氛，而是以一种不近人情的真实感呈现出祖孙之间紧张复杂的政治斗争。与这张作品同为西方绘画史中教皇肖像代表作的，当属1649年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diegorodriquezdesilvayvelasquez，1599—1660)在二度造访意大利时完成的《教皇英诺森十世》(popeinnocentx)(图七)。只是这张作品更加直接、露骨。从此画的形式看，与文艺复兴时期经典的教皇肖像画没有什么不同，人物的形态、构图都符合传统肖像画的范畴，而由于艺术家本人的人文主义思想与高超的绘画技巧，在人物描写和气氛营造方面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这里，教皇的形象被拖下洁白的道德高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森严、紧张、精明、不安、猜忌的混合体。讽刺的是，英诺森之名本意为“天真、单纯”，但这张画代表的图像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天真”一词最恰当的反义词。它渗出画布的不安气息传递到了后世诸多艺术家的画作中，这股气息在400年后的20世纪被一位英国画家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人类心灵噩梦的视觉呈现。

被消费的符号

在《根据委拉斯开兹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的习作》(studyaftervelasquezportraitofpopeinnocentx)(图八)中，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909—1952)消解了这幅17世纪的教皇肖像的原意，对经典作品进行了颠覆、破译和重新阐释。作品不仅通过重新塑造委拉斯开兹笔下的教皇形象来将时代的精神注入其中，也重新诠释了绘画的表现力。英诺森教皇被培根困在栏杆中，在像匕首一样的笔触下，尖叫的孤独人形带来最真实的恐惧与绝望的心灵体验。培根受早期新闻照片、迈布里奇运动研究、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中尖叫人群形象的影响，创造出了一个尖叫的教皇。培根对教皇形象的借用，是否在影射宗教世界在当代社会中的困境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著名的形象确实表现出现代社会中人类内心的真实感受。基督教世界无疑在当代社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今天的教皇们在凡夫俗子和上帝代表的角色间孤独地踩着钢丝，也许真能体会培根画作中的精神崩溃。

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意大利艺术家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cattelan)的作品《第九个小时》(lanonaora)(图九)再次让教皇的形象在时隔多年后成为艺术界的焦点：一块从天而降的陨石砸在教皇保罗二世的蜡像上，他就这样和陨石“落下”时砸碎的玻璃一起躺在观众脚前一片狼藉的红毯上，手中仍然紧握权杖，对自己的处境却无动于衷。这件给卡特兰带来广泛声誉的作品将新时代带给教皇的无力感，以及在传统与改变之间的艰难权衡用幽默的方式表现得淋漓尽致。面对天主教世界的指责，艺术家这样解释：“年老多病的暮年教皇依旧辛苦地工作，我希望上帝能给他一个解脱。”讽刺的是，这件作品展出的13年后，一位教皇没有依靠上帝，选择自己退位来解决了问题。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已是600多年前。更巧合的是，2011年的意大利电影《教皇诞生》(habemuspapam)里那位落跑的教皇似乎预示了这一切的发生。教皇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使者，这一神授的使命在今天是荣光还是枷锁?作为旁观者我们很同情本笃十六世(benedictxvi)作为一位普通老人的选择。这一方面反映了在我们心里教皇已经从“神的使者”转变为同样有自己twitter账号的凡人，另一方面反映了丑闻与麻烦不断的天主教世界面临的困境与低谷。

在过去，人们需要等待数月，直到官方定制的油画肖像完成后才能看到教皇的形象。而教皇方济一世的图像传播完全是21世纪式的，在教皇的形象不再需要绘画来再现时，艺术选择了其他媒介，只不过这时，艺术早已不是昔日教皇的宠物，反倒开始借用、消费教皇的形象，教皇在当今世界仅存的影响与意义被艺术家们作为创作材料，不再维护他们的形象。

2012年，一件由密尔沃基艺术学院(milwaukeeinstituteofart&design)教师创作的肖像作品在网络上迅速蹿红，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网络媒体之外的世界各大媒体也报道了这件教皇本笃十六世的肖像——它由17000个色彩鲜艳的避孕套编织而成。这件装置作品的作者尼基·约翰逊(nikijohnson)并不是活跃在国际艺术圈的一线艺术家，这件名为《eggbenedict》(图十)的作品在前面提到的诸多大师经典面前也称不上完美，但一件讨论公共健康、贫穷和性选择主题的作品，借教皇的形象改变和扩大了传播途径。至此，教皇已被艺术品排挤出中心，成为载体，并且承载的是让教会避讳并禁示的东西。

从中世纪传统中对宗教领袖顶礼膜拜式的崇敬描绘，到文艺复兴时期教皇肖像庄严的塑造，以及启蒙时期富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再现，今天艺术对教皇形象的运用变成了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随着后现代艺术尤其是“波普艺术”的兴起，教皇形象变成任人消费的符号。遥想公元1075年在教皇面前遭受“卡诺莎之辱”的堂堂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再对比借用教皇形象走红网络的当代艺术家，不禁让人唏嘘感叹：西方社会与基督教世界的关系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千年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