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泥塑艺术
泥塑佛头图片来自百度
由于泥塑较金属雕塑在取材，制作及其他诸多方面较为容易，因此在各大寺院的雕塑中泥塑更为普遍和流行。
西藏的泥塑艺术历史久远，早在公元前二百多年以就产生了泥塑工艺。但因其不易保存，早期的作品所存较少。按类别,通常藏传佛教的泥塑作品可以划分为泥塑和擦擦两种类型。泥塑为大型雕塑，通常有素面和彩塑之分。在现存作品中，绝大多数作品都经过上彩和敷金，因此彩塑在泥塑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般而言，泥塑材料有黄泥、纸筋或麻筋、木骨架、草绳和经书等。内容主要是人物，特别是历史人物和高僧大德，以及各种佛像。从高达数米的弥勒佛像到手指般大小的佛像，都有自身的规格和模式。塑像大至分为佛、菩萨、度母、本尊、护法、祖师等六类。佛的形象慈悲、和善；菩萨是佛智慧的化身，因而仪态动人，可信可亲；度母细腰丰面宽臀，双目流盼，神态妩媚；本尊和护法呈忿怒状，面容狰狞。这些泥塑作品，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擦擦与普通泥塑相比，则形制较小，其技法也与普通泥塑不同，为模子模印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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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喀则地区康玛县的艾旺寺泥塑是前、后藏地区现存最早的泥塑艺术品之一。艾旺寺泥塑造型极其优美，技艺十分精湛，也是古代西藏雕塑艺术中极其珍贵的作品。艾旺寺建于12世纪，位于连接亚东和江孜之间的主要商道上。寺院由无量寿佛佛殿、不空见如来佛殿和伏魔殿等三座佛殿组成。寺门南向，其外为环绕一周的转经回廊。主殿位于整座建筑北面，殿中雕塑主尊为不空见如来佛，左右为弥勒菩萨等胁侍雕塑组像，每侧各有三尊胁侍造像。佛和胁侍菩萨均身着袈裟，袈裟厚重，衣褶繁密。殿中原来还塑有六尊佛陀的雕塑，但现在只有一些雕塑的头部残存。主殿左侧为无量寿佛殿，胁侍为6尊身着厚重团花长袍的菩萨雕塑和殿门两侧的护法神。主殿右侧为伏魔殿，主尊魔罗进攻释迦牟尼佛的泥塑已毁，现为空龛。艾旺寺现存雕塑都比真人大，表面敷有一层厚厚的金粉，由于屋顶坍塌，雕塑常年暴露在外，因此金粉已失。从风格上看，艾旺寺泥塑为印度波罗艺术和内地佛教艺术的完美融合。佛像眼睑细长、厚重，前额宽大、突出，胸膛宽阔，鼻子细小，鼻孔轮廓分明，双唇弯曲，顶髻高耸、厚大，手掌宽厚，手指微屈，具有印度波罗艺术的主要风格特征。与此同时，整个人物的造型，尤其是弟子的造像，具有我国西北少数民族浓郁的相貌特征，注重体积感和厚重感的表现。佛冠不再是难看的三角形，形制变大，并且更接近树叶造型。直挺的眉毛也不再是印度波罗艺术原型中的拱形造型。方形的下颏，高度艺术化的头发和造型细小、镂空、顶部呈尖状的背光造型显而易见也呈现出浓郁的中亚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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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大、厚重的袈裟，是艾旺寺佛像雕塑中最突出的特点。袈裟富于垂感，衣褶细小繁密，线条流畅，在部分作品中一直悬垂到了脚背，并且在袈裟上通常都饰有造型精美的团花，与内地雕塑中的袈裟造型极其相似。这种袈裟的造型、衣褶的处理和其中波斯风格的团花纹样在此时期的寺院雕塑中都十分流行，成为一种时尚。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不仅是艾旺寺泥塑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整个藏传佛教雕塑以及整个藏传佛教艺术的一大特点之一。通过对各种不同风格的吸收、消化,最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著名的江孜白居寺泥塑就是这一特点的典型代表。
泥塑佛像（局部）图片来自百度
白居寺建于1427―1436年间，由吉祥多门塔和寺院组成。该寺不仅以独特的多门塔建筑和精美的壁画闻名于世，同时也以炉火纯青、栩栩如生的泥塑艺术而著名。白居寺泥塑均为彩塑，作品遍布于吉祥多门塔七十六座佛殿和寺院三层大殿的所有佛殿之中，数量众多。吉祥多门塔中的彩塑按密宗四部内容即事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中的诸佛菩萨雕塑而成，题材十分广泛，几乎涉及了藏传佛教显宗和密宗中所有重要的诸佛菩萨和历史上重要的高僧大德等宗教人物，因而又有藏传佛教万神殿的美誉。在这些彩塑作品中，几乎已经看不到早期雕塑中浓郁的域外艺术风格影响的明显痕迹，所有域外艺术的语言和因素都完全本土化，呈现出一片崭新的风格和样式，体现出藏族独特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三层大殿二层道果殿中的大成就者、萨迦派高僧和罗汉殿中的十六罗汉彩塑即是其中精美的范作。这些高僧、大成就者和罗汉身体比例十分协调，身躯健壮,富有力感，面部表情丰富，袈裟衣褶婉蜒起伏、自然流畅，犹如流畅的音乐旋律，朴实自然，十分写实，堪称自然主义肖像的杰作。与早期的作品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不再片面地追求外形的塑造，而是通过外形来揭示人物独特的内心世界。作品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充分展示出西藏雕塑家在人物肖像创作上所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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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白居寺壁画题记，与壁画一样，这些雕塑均出自西藏艺术家之手。这些雕塑家主要来自后藏地区的达那、觉囊、江孜、乃宁和拉萨的尼木等地区。白居寺当时几乎集中了西藏15世纪初各地的雕塑大师，这些雕塑家及其各自地区不同地域的风格从而得以在此汇聚,相互吸收、借鉴，最后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江孜风格”。“江孜风格”在西藏绘画和雕塑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使藏传佛教艺术在数世纪以来探索民族化的基础上迈上了一个崭新的里程。同时承前启后，对15世纪以后的藏传佛教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