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大师曲英嘉措

出于宗教的原因，藏族画师极少在作品上署名，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早有画师署名的作品，当算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32号藏品——药师佛帛画。这幅作品创作于敦煌，约在吐蕃王朝晚期公元9世纪。作品背面写有藏汉文题记，其中藏文记载了一位名叫白央的藏族僧人与汉族画师共同制作帛画的佳话。稍晚至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11—13世纪），日喀则艾旺寺、姜普寺也有个别画师留下了自己的签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弥久及天灾人祸等各种因素，上述寺庙多遭损毁，我们只能从文献记载中猜测那些消失在历史角落的鲜活人物。明代以后，藏族画师开始较为正式地在作品上署名，这种新传统的建立受中原汉地美术文化影响至深，同时，这也是对西藏美术成熟自信的回应。代表西藏美术高峰的白居寺壁画，在《江孜法王传》中记载了参与创作吉祥多门塔壁画的数十名画师，他们来自江孜、拉孜和尼木一带。明清以后，西藏美术史上开始出现人们耳熟能详的勉拉顿珠、青孜切莫、南喀扎西等画家名字，这些勉唐派、青孜派和嘎赤派的开山宗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至今影响西藏传统美术最深刻的，却是伴随新勉派出现的“标准样式”——也是当代藏族标志性的传统绘画样式，而其创始人似乎已经被当代人文社会和美术界所遗忘。相信对西藏文化和美术稍有了解的人士，在西藏看到的几乎遍布寺院壁面和殿堂的壁画、唐卡，对其毫无变化的视觉形式一定印象颇深，这种僵硬的样式的确成为了表征西藏传统文化的视觉符号。自然这种低水平的标准样式很难使人对其创派人物产生兴趣，他的名字就这样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是，我们对新勉派和“标准样式”的源流的一番简要的梳理，却意外发现一位西藏美术史上空前绝后的艺术大师，他所达到的艺术水准，远与欧洲相比，不在荷尔拜因之下；近与中原相比，不让李公麟。这位震烁古今的大师，就是新勉派创始人藏巴·曲英嘉措。藏巴·曲英嘉措，活跃于明泰昌元年至清康熙四年（1620—1665），后藏日喀则人，最初是扎什伦布寺的僧人，受业于四世班禅喇嘛，后来成为四世班禅的宫廷画师（四世班禅是五世达赖的授戒者[1]，年长五世达赖喇嘛50岁，在五世达赖之前是当时格鲁派的领袖）。四世班禅扩建扎什伦布寺时，任命他负责设计制作壁画与塑像，因其才能服众，技艺出色，获大师称号。随后，受五世达赖赏识，担任布达拉宫等多处重要寺院的壁画和唐卡设计绘制，画才尽显，威望日重，被尊称为活佛。曲英嘉措同时还是一位雕塑师、木刻家、锦缎裁缝，著有《缝纫要典》传世。17世纪中叶，格鲁派与觉囊、噶举等教派争斗不断，特别是与噶玛噶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年轻的五世达赖借助固始汗的力量巩固了格鲁派的势力范围，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政权，确立了西藏地方政权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稳固关系。为进一步巩固政权，格鲁派在西藏广建寺院，扩充势力。五世达赖1645—1648年主持完成了布达拉宫白宫的修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兴建寺院繁荣佛教的时代。为完成短时间内广建寺院的任务，五世达赖召集数以百计画师以勉唐派技法为基础，参考嘎赤、青孜画法，修订《度量经》（当时流传至今的《尺度经》现藏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重新规范壁画、唐卡的制作标准，经摄政王第司·桑结嘉措的推广，逐步形成了佛教绘画的标准样式。标准样式随格鲁派的影响覆盖整个藏区，远播到蒙古、满族地区和布丹、尼泊尔等邻国，成为藏传佛教最具代表性的绘画样式。在大规模的兴建寺院过程之中，曲英嘉措领导了扎什伦布寺和布达拉宫这两个前后藏最重要的寺院壁画的设计和制作工作，由此所培养的弟子学徒成为新勉派的骨干，他们创造出了像哲蚌寺乃穷扎仓壁画那样的出色作品。大师灭度后不过百年，新勉画派的追随者逐渐丧失祖师的精妙技艺，惟有机械刻板重复空洞的“标准样式”，当代新勉派粗壮短小的造形与前代修长灵动的形象相比，已乏善可陈。西藏绘画显然不是写实绘画的范畴，它是用线条符号来暗示真实的观察经验。写实绘画是画其“所见”，西藏绘画是画其“所知”。